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前期各国因救市而大量发行的货币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流动性泛滥导致的投机炒作，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通涨。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力和服务价格上涨，以及输入型通胀使得形势更为紧张。在央行严格执行收紧流动性的调控政策下，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滞涨的苗头。过多的流动性并没有带来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反而一些企业认为实体经济难以生存和发展，而将大批资金挪动到炒卖商品、期货，购买高收益理财产品和发放高利贷等投机活动中。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大批中小企业转型、倒闭、关张。如果这种状况继续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无疑将面对如何解决滞涨经济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供应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重新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供应经济学的出台和辉煌，是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分不开得。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从英国开始，接着美、日、德、法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也先后被卷入。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在当时的凯恩斯学派经济政策指导下再也不能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美国通胀率从1960年代初期的不到2%上涨到1979年的13.3%。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温和保守派的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1月起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当时，他所接手的美国正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发生过两次与美国紧密相关的两次学说崛起。一次是1929年大萧条，当时新任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采用了以凯恩斯学派理论为基础的“新政”，带领美国不仅走出了经济低谷，而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成就了世界第一强国。而第二次就是共和党总统里根的上台，带来了以供应经济学派理念为宗旨的“新经济政策”，后被称为“里根经济学”， 带来了美国80年代后的经济持续繁荣。更有意思的是，凯恩斯学派和供应学派在哲学理念和经济管理思路上都是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

这两次经济学理论振兴浪潮之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度过了难关之后重新被采纳，这个现象同样在战后各国都普遍存在。而供应经济学派则如昨日黄花，不复被人提起。这在经济学说史上，应作为一个重要疑问，加以分析解释。

供应经济学派似乎从出生就带些许戏谑色彩。人们记住的是那位在餐巾纸上画曲线的经济学家拉弗，以及演员出身的那位绅士味十足的美国总统。其实这是对于该学派的错误理解。“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万尼斯基外，罗伯特·蒙代尔和亚瑟·拉弗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毋庸讳言的是，供应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并未形成像凯恩斯经济学那样的独立体系，而且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在主张上也并不与供应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完全相同。比如一个典型的误会是拉弗曲线与供应学派的减税政策的混淆。拉弗曲线所指的是平均税率 ,而供应学派的减税政策所指的是边际税率，实际上拉弗曲线本身具有使用上的限制，比如完全竞争市场体系和封闭经济环境。笔者无意为该学派翻案。在成功的化解滞胀危机过程中，用供给学派的减税等政策对付“停滞”，用货币学派控制货币总量的政策对付“通胀”， 给予企业与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增强活力。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政策还是具有借鉴价值的。

　　四十年前的美国那次经济危机，极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示出叱咤风云40年的凯恩斯主义也不再灵验。此时，供应经济学派提出解决“滞胀”的药方，是放弃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转向重视供给、储蓄、投资和生产。该学派也因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而得名。

　　在经济政策实践中，凯恩斯的以“需求拉动增长”和供应学派提出的“以供给创造需求”，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着力方向，但是在实践中却都少不了政府的干预。它们的分野也只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区别，并非会产生理论意义上的完全自由的放任的市场。供给学派并非照搬一百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定律,并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是反对过多的干预。它认为在美国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关于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政府干预已经膨胀到损害经济的程度。

　　供应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实行国家干预，不同的是，前者主张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而后者主张通过补偿性财政实行“需求管理”。这不妨看做一个是被动的侧重经济机体内生的经济管理，另一个则更为主动、侧重通过外力推动来发展经济。这原本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从前后两个方向使力的政策导向，本应相互配合，共同发展。

　　供给学派对政府开支、经济管制，特别是对税收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有独到的理论分析和政策见解。这是一个基于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上的税收政策，在经济学说史上并不多见。它给我们带来的洞见有三个方面：其一，减税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加储蓄、消费和投资；其二，政府行为的过度扩张，会造成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排挤，而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要比公共部门活动的效率高得多。例如以拯救就业为目的的公共部门的扩张，由于扩张所需的费用需要通过增税、借债或印制货币获得，都是从生产部门的产品得来，从而造成对生产部门的挤占，看似要增加就业，实际上只会带来就业量进一步萎缩；其三，应追求低通胀的增长，货币供应量既不能多，也不能过分紧缩。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府管制模式更容易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做法，从而将需求管理做到极致，难免走向经济滞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供给学派所指出的实行高累进税率制度的弊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富人的资金通过移民加速向海外流出；地下经济，特别是非生产性的炒卖投机以及地下高利贷迅猛发展；中小企业利润率无法应付成本激增，只能收缩规模苟延残喘。笔者今年多次呼吁政府给个人和中小企业减免税收，减少收取各项杂费，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有利可图的实体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开放。其本意与供给经济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处，

　　供给经济学派认为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所得税税率，对经济扩张有巨大作用，可能暂时造成税收下降，相对于经济扩张来说，幅度要小得多。长期来看，人们创造新增收入积极性增加导致税基扩大，税收收入仍会上升。对于中国，降低税率的益处还不止如此，将产生对消费、企业投资的刺激，提升企业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转型起到推动作用。当然，供给学派的药方也并不能做到立即见效，我们可以看到里根时代，生产力并没有出现大的提升，这当然与其采取的政策经常反复和妥协有关，但是长期来看，供给学派的对策缓解了凯恩斯主义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保证了里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回归到更良性的发展轨道。

　　中国古语“治大国如烹小鲜”，以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相比，前者类似大火爆炒，短期立见成效，但长期如此，难免把菜烧焦；后者类似文火慢煮，虽然短期收效不明显，却能见到长期好处。这是一张一弛之妙，两者都难以脱离政府干预，只是政府不应只懂的做加法，不会做减法。政府自从出现之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就一直只是理论上构建的海市蜃楼，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皆如此。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理想状态并不存在，但是供给学派式的经济政策却值得借鉴。这就是中国今天应该重新反思供给主义的意义所在。中国有必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降低个人与企业的税收，放开某些行业与某些生产要素的垄断，通过给予民营经济更多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为经济提速，先解决减速或停滞问题，再通过转型逐渐吸收和消化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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