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义

“仁”“义”“礼”“信”为君子之四德，上一讲讲述了“仁”，接着自然要谈及“义”。

在国人之传统思想中，“仁”“义”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儒学思想体系之下，“仁”“义”乃是孔孟思想之根本，故而，后世评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成仁”与“取义”二者便是儒学之根基所在。

——“仁”为君子之第一准则，“义”便是君子之第二要则。“仁”与“义”是紧密相连、无法分开的，这一点在《孟子》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说，《孟子》之开篇便谈及“仁义”：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

在孟子的口中，“仁义”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仁”与“义”之间到底又是何种关系？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

“仁”为“人之安宅”，为“人心”，而“义”则是“人之正路”，是“人路”。“仁”乃是人心所在，讲求的是那颗心，“义”则为人在“仁”之引导下应走之正路，心“仁”则所行之路便为“义”，心不“仁”则所行之路为不“义”。如此看来，“仁”为“义”之根本也。故张栻说：“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仁说》）

“义”即人生之“正路”也。这一点在《墨子》中亦得以论证：

“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天志下》）

“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不仅可知“义”为“正”，亦可知“义”为适宜，为合宜，正因合宜、适宜，故而天下得以治理，用不适宜之方式处理事务，天下又如何会得以顺利治理？由此乃知，所谓“正路”，乃是适宜、合适之路。如此，便又涉及到一个颇为纠结之问题：如何方为适宜、合适之路？

按照墨子之理论，适宜、合适乃是顺应天道，正因顺应天道才使天下得治，可是，探讨“天道”为何物又会是另一异常纠结之问题。这里也许参考孟子之观点更为务实一些。

根据上文所引孟子之言论，可知适宜、合适乃是指言行符合于“仁”，也即行“义”便是作“爱人”之事，即一切应言行始终围绕“修己安人”而展开。这或许是最接近于孔子本意之理解了。

如此，“义”乃是指言行之“宜”，也即正当性与恰当性，而这个正当性与恰当性背后之支撑点则为“仁”，为“爱人”，为“修己以安人”。这样，一个“义”则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仁心”，二为遵循于“仁心”之言行。无“仁心”者，必无“义”行。

找到了“义”之“宜”，也就找到了行“义”之准则，也就可以领悟“义”之于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一、义以为上

“义”为人生之“正路”，也即意味着“不义”乃是“歧途”。由此看来，于我等来说，“义”或“不义”决定着人生之成败与褒贬。欲此生有所成就、受人敬重者，当行“义”于世；欲此生无所可取、遭人唾骂者，自行“不义”便是，然“不义”之徒少有善终，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也。

“义行”乃是遵循“仁心”之言行，乃是“爱人”、“修己安人”之言行，君子应以此为人生之准则。当然，行“义”并非易事，需要极强的自律能力，容不得一时一地之松懈。此应为我等致力为君子之人切记处。

以“义”为准则，则需在四处狠下功夫：一曰“徙义”，也即发心向“义”；二曰“义以为质”，人生时刻以“义”为准则，绝不违背于“义”；三曰“见义勇为”，见义而不为，仁心又何在？四曰“见利思义”，见利忘义，自无仁心可言也。

一、徙义；

所谓“徙义”，乃是一切向“义”迁移，最终使得自身之言行完全遵循于“义”。“徙义”乃是完善个人人格之要则，亦是修炼自我品德之良策。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颜渊第十二）

“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义”为适宜、合适之事，“忠信”正是人人应具备之品德，应为“义”所涵盖之部分内容，可见，“主忠信”亦是“徙义”之表现之一，“徙义”乃是“崇德”之本也。

然而，“徙义”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为认识到何种言行为“义”？这一点前文已作阐述，即一切能“修己安人”之言行皆为“义”言“义”行。二为必须认识到“义”之益处，无益于社会、无益于他人乃至无益于自身之事，谁又会为之？那么，“义”又有何益？用现下一时髦语来说，“义”之益处乃是“共赢”也，也即“义”可以获得“你赢，我赢，大家赢”之结果。因为“义”代表着适宜、合适，于社会、于个人、于人与人之相处皆适宜、合适，结果自然会“共赢”。眼下众多之人却忽略了“义”，一心寻求个人之私利，将自身之利益建立在他人或社会受损之基础上，如此，又何来“共赢”？不能“共赢”，又何以持久？无数事例证实，举凡不能“共赢”之事务，最终必定以糟糕收场。

——“义”之益处乃是“共赢”，“义”之反面则为追求“一己之利”。我于前文多次阐述人性本私，私又分为小私与大私，小私专注“一己之利”，大私注重大众（含自身）之利。由此看来，则“义”为大私，“不义”为小私。“徙义”便是从“不义”走向“义”，从小私走向大私。“徙义”乃是一个人成长之要则，故而，孔子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第七）

“闻义不能徙”者必定无法做到“义”言“义”行，既如此，其人必定难以从小私走向大私。一位以小私为处世原则的人，必然会选择损人利己之手段为自身谋利，这样的人自然会令人担忧了，甚至于令人畏惧了。

那么，“闻义不能徙”与“闻义能徙”之差别在于何处？这要归结到一个字上：“好”。“好义”者自然“闻义能徙”，不“好义”者自然“闻义不能徙”。而“好”从何起？自然从一颗心起，故而，最终，一个人能否行义，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一颗“好义”之心。与“仁”一般，“义”亦由心生出。

二、义以为质；

“徙义”是为了成就“义”，是为了从“不义”走向“义”，从小私走向大私。可见，“徙义”乃是君子人生之开始，要成为真正的君子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做到“义以为质”，时刻以“义”为人生之准则。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第十五）

“义以为质”乃是君子之首要准则，排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之前。确实，不能以“义”为人生之准则，又何以成君子？

“义以为质”要求君子始终恪守“义”之准则，然而，时至今日，仁义道德已遭世人遗弃，行“义”者极其罕见，即便有一些人满口仁义道德，落实到言行上则不堪入人耳目，此实为遗憾之至。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第四）

此章更为直接强调了“义”乃是君子处世之原则，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是规定好必须干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干的，一切以“义”为标准，“义”则行之，“不义”则不行。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第十七）

勇敢原为人类优良之品质，然“无义”则无论于君子还是小人来说都非益事，可见“义”之于人生之重要性。

“义”不仅是君子人生之准则，亦是君子“达”于世之根本。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为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第十二）

“闻”乃是闻名于世，“达”则不仅闻名于世，而且内外保持一致，施行“仁义”。“闻”者不一定“好义”，“达”者则必定“好义”，不“好义”不足以“达”于世。“闻”乃是“见面不如闻名”，见面之后发觉原来是徒有虚名，“达”则相反，乃是“闻名不如见面”。君子欲“达”于世，“好义”“行义”乃是根本。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第一）

同样，一个人所做出的承诺符合于“义”，才是可以履行的。倘若谁信口开河、大言不惭，相信最终必定无法履行。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第十四）

“义”作为人生重要之准则，我等应深刻体悟之，践行之。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第四）

以“义”行于世，君子也；以“不义”行于世，小人也。由此可知，是否以“义”为人生之准则乃是君子与小人根本之差别。

三、见义勇为；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第二）

“见义不为，无勇也”，这意味着“勇者”必定“见义而为”，可见“义”乃是“勇”之前提，“无义”者自无“勇”可言。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第十七）

无“义”，“勇”便会沦落为“乱”、“盗”，只会凭添事故、增加烦恼。

“义”为“勇”之前提，这就表示真正的“勇者”是那些在“义”面前敢于有所作为之人，哪怕是履行“义”之准则会使自身付出沉痛的代价，他们也会挺身而出、勇往直前。这便是“见义勇为”。

然而，多数人往往难以做到“见义勇为”，他们在“不义”之言行面前，通常会选择退缩、逃避。更有甚者，诸多人不仅不阻止“不义”之言行，反而沦落为“不义”事件麻木不仁之围观者。此类事件时常刊登于各类报媒之中，着实令人痛心。

那么，人如何方能从“见义不为”走向“见义勇为”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辨别“见义不为”与“见义勇为”两者背后之缘由。

“见义勇为”其实很容易理解：真正坚持“义以为质”，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形，都严格以“义”为人生之准则，即便是付出性命也在所不辞，历来众多仁人志士为“大义”而付出生命者不计其数，诚然值得我等效仿。

“见义不为”之缘由则相对复杂，简单说来，至少有三：一、为求自保，担心自身在阻止“不义”事件过程中受到损害；二、缺乏利益驱动，阻止“不义”之言行于自身无益；三、认为自我之言行符合于“义”即可，没必要见“义”而勇为，“见义勇为”只会徒增麻烦。

这三种缘由拥有一个相似之特征：注重个人之得失。因而，三者也可归结为一个根本之原因：小私之心占据上风。

既如此，又应如何扭转“见义不为”之小私之心，使得人人可“见义勇为”？这一点实在缺乏良策，不过对之略作一些分析，或许可以帮助人们对“见义勇为”有一个更为透彻之理解。

见到适宜之事而为之便是“义行”，“见义勇为”则是见到适宜之事应勇敢去做，两者之差别只有一字：“勇”。为何要这个“勇”字？必定是眼前有困难、有挫折，乃至有危险，然而，一旦面对困难、挫折与危险便选择逃避，那与“不义”又有何差别？我以为“见义”能否勇为，乃是考验一个人“义”与“不义”之最佳方式。

——“见义勇为”是“义”之表现，不能“见义勇为”，还有什么“义”可言？

再者，何以需要“见义勇为”？自然是面对“不义”之言行时，也即有人或事物受到不正当之损害之时，此时，凡作为人都必定会生出一股同情乃至救助之良心。倘若谁失却了这良心，便与禽兽无甚差异了，还能称之为人吗？麻木不仁之围观者与禽兽又有何异呢？

“见义勇为”乃是作为一个正常人之必然选择。为何今日“见义不为”之人甚多？究其原因，乃是失去了那颗良心，缺失了作为人类最起码之良知。正因如此，“仁义”之心的再塑于今日才显得极为重要。

四、见利思义；

倘若说“见义勇为”难为，那么，“见利思义”更难为。天下之人，无人不为一个“利”字心动，正如司马迁于《史记》中所说：“天下熙熙，莫为利来；天下攘攘，莫为利往。”返观当下，多少人因这个“利”字而声名狼藉、锒铛入狱，乃至家破人亡。

——或许，于君子来说，最大之考验莫过于“义”“利”之抉择。孔子反复强调君子“见利思义”正源于此吧？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第十四）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第十六）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第十九）

“见利思义”，乃是在利益面前首先考虑符不符合“义”，符合“义”之“利”则取，不符合“义”之“利”则不取。诸多学者因此以为在孔子看来“义”与“利”是相对立的，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将于本讲的第三节中详加阐述。

“见得思义”与“见利思义”表达之意思是一致的，所谓“得”，即是“利”，无“利”可言，又何来“得”？

“见利思义”之根本其实仍是“义”，倘若能够一切以“义”为准则，不符合“义”的“利”又如何会取？然而，人们在面对“利”时，往往只见到一己之所得，而置“义”于脑后。正因于此，诸多人屈从于“不义之财”。亦缘于此，孔子才反复强调“见利思义”之重要性。

事实上，要做到“见利思义”并不难，抑或说很多人在“利”面前，其实是考虑到“义”的。他们放弃了“义”，乃是因为“利”之诱惑远甚于“义”。因此，真正的难点在于：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如何才能舍“利”而取“义”？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大学》之中：“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义”之财乃是无法留住之财。——以“不义”之手段聚敛的财产，最终必然还会以“不义”之形式散去。故而，历来聚敛“不义”之财者大多无善终，到头来不是两手空空，便是家破人亡。当人们明白了这一道理之后，也许便能够做到舍“利”取“义”了。

意欲为义士君子，须在徙义、义以为质、见义勇为、见利思义等处费心竭虑，不容得有丝毫之疏忽，倘若存有一时之侥幸心理，则必难得善果。多少人缘于一时之失足，而酿成千古之遗恨。正因如此，义士难为啊。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季氏第十六）

今日，于此处，我同样要发出这般感慨！

二、义即中庸

“中庸”一词，《论语》中仅出现一次：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第六）

从中可见三点：一、“中庸”为德之一种；二、“中庸”为德之“至”；三、“中庸”作为德之一种已长时间罕见了。那么，何为“中庸”？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

要理解“中庸”为何意，必须对此段文字抱以十足之耐心，深切体悟并贯通之。从上文中，至少可以知晓“中庸”拥有以下四个要义：一曰“发而皆中节”；二曰“时中”；三曰“无过无不及”；四曰“执其两端，用其中”。进而，可以判断出“中庸”乃是针对“为人”而言的。然而，作为一种“为人”之品德，“中庸”难以做到，甚至难于“均天下国家”、“辞爵禄”与“蹈白刃”。那么，“中庸”到底何意？

“中”者，不偏也。“庸”者，不易也。不偏则中正，不易则恒久，故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知，“中庸”乃是指“为人”符合于“正道”与“定理”，也即指一切之言行思想都是适宜、合适的，“无过”也无任何“不及”。这与当今世人视“中庸”为折中、调和有着本质之差别。

倘若用一通俗之语言来描述，“中庸”则为：“所做的一切都是该做的。”这便是“发而皆中节”，便是“时中”，便是“无过无不及”。这总是令人不由自主的想起孔子的一句话：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第四）

“无适”，也“无莫”，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一切按照“义”来行动。何为“义”？前文已详细阐述，“义”乃是适宜、合适。也即君子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则，一切顺其自然，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处理各类事务。这不正是“中庸”吗？

无论是“义”，还是“中庸”，根本是一致的，那便是“做该做之事”。也许有人会觉得“做该做之事”又有何难，为何孔子却认为“中庸不可能也”？此处之关键在于“做该做之事”需要放弃很多个人之主观，包含个人之观点、个人之思想、个人之利益，等等。人来到这个世上，是带着私的本性来的，私意味着人更为关注自身之观点、思想与利益，然而，自身之观点、思想与利益时常与天下之“正道”“正理”相违背，这时，人们往往舍“正道”“正理”而取自身之观点、思想与利益。如此一来，“做该做之事”便成了难为之事。这也正是“见义勇为”“见利思义”难为之根本原因。

“做该做之事”，把事做适宜，便是“中庸”，便是“义”。由此可知，“中庸”即“义”，“义”即“中庸”。

在适宜、合适之中，还包含着一个“度”的概念，即“无过”也“无不及”，“过”不适宜，“不及”亦不适宜。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第十一）

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个“度”字。在孔子眼中，这个“度”字乃是一种平衡，一种协调，而不允许任何不和谐的出现。他将这个“度”贯彻到人生之方方面面。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第六）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第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第十三）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第十三）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第二十）

“度”已经渗透到孔子的骨髓之中，以致于对《诗经》之评价也运用了“度”这一概念：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第三）

当然，“度”也贯穿于孔子之言行中，故而，弟子们如此评价他：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第七）

总而言之，“义”与“中庸”一般，即做应做之事，作当作之事。既为应做、当作之事，那就应努力为之，即便是知道付出或许得不到相应之回报也应如此。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而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第十八）

“道之不行”，子路知之，孔子亦知之，然依旧努力而为之，乃是为了唤醒沉睡之世人，重塑人性之光芒也。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第十四）

在常人眼中，孔子所作之事乃是“不可为”之事，然而，缘何孔子师生依旧一意孤行？原因很简单，他们在做一件应做、当作之事，他们是在行“义”，故而，历经艰险也在所不辞，被人讥讽为“丧家之犬”亦坦然面对。

三、义利之辨

“义”与“利”之辩论由来已久，然先哲于此争论中往往自说自话，有失偏颇，更有甚者，对孔子之言论产生了严重之误读，以为孔子只注重“义”而不需要“利”，这着实令人难以接受。然在此我无意高举讨伐之旗帜，只愿依循孔子之本意，重新梳理“义”与“利”二者之干系。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第四）

前人之误解大多缘于本章，因君子与小人存在对立之关系，故而，诸多人以为于孔子看来“义”与“利”亦是对立的，如此甚误，可谓犯了以偏概全之误。

“君子喻于义”并不意味着君子反对利，只不过在“义”与“利”产生冲突之时，君子会选择“义”而放弃“利”。同样，“小人喻于利”也并不代表小人就不明白“义”之重要性，然而，小人更为注重一己之“利”，故而，与君子相反，当“义”“利”冲突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利”。

“义”“利”二者皆人之所需，然在取利之前，首先应思虑一下眼前之利是否违背了“义”，倘若不违背“义”，尽管取好了。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第十四）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第十六）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第十九）

孔子师生始终强调“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也即有了“利”之后应该考虑一下“义”，“义”之“利”，自然要取，“不义”之“利”，定当断然拒绝。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

倘若连“不义”之富贵亦要贪取，那就做不得“君子”了。不仅如此，往往还会产生诸多不良之后果。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第四）

此处之“放于利”乃是指一切以“利”为主导，也即无论眼前之“利”是否符合于“义”，都照取不误，直接了当的说便是唯利是图，唯利是图最终必定会因争“利”而导致不良乃至糟糕之后果。这已为历来众多之事实所证实。

孔子并不反对“利”，但是反对唯利是图。他甚至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人人都渴望富贵，关键在于能否以正道获得，非正道而获取的“利”，宁可不取，所谓“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第四）

最终，孔子对于“义”“利”之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义然后取。”此语之意非常明了，一切之“利”，符合“义”之后尽管放心大胆去取。

于此，我等可知孔子所要表达的不是“义”“利”之对立，而是寻求“义”“利”之统一，当人们站在这一立场上去理解孔子之“义”“利”，自然会体会到孔子学说中之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