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应该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研究电影“内容控制”的专著。在中国电影越来越市场化、娱乐化的背景下，在消费者消费权利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在消费者自主选择与权利机构的外在控制之间的紧张性越来越尖锐的现状中，对电影（娱乐）内容控制的研究，其意义显然就不仅仅体现在学术范围内，同时也体现在我们如何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和前瞻性地对电影内容社会控制的范围、尺度、方式、力度和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进行理性思考和选择。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从卢米埃尔的《水浇园丁》这样最早的短片开始，就已经与娱乐联系在一起。娱乐，作为对被压抑的人的欲望、情感、无意识的一种曲折的、升华的释放，体现在catharsis的词义中，既是宣泄也是净化，从而一直是电影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出现以后，电影的部分影像功能被日常化的电视所取代，娱乐更加成为电影的主要功能。电影分级制度的出现，为电影娱乐中，性、暴力、亚社会价值观、反秩序情绪等等的出现，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成为当代电影中最基本的娱乐题材，从而也体现了电影中“个体欲望与社会禁忌”之间的冲突和平衡进程。詹庆生的这部研究著作，以欧美特别是美国电影历史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的梳理，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在电影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中广泛存在的针对电影内容的各种社会控制形式，分析了这些控制背后的权力以及这些权力所发生的改变。

　　    在这部著作中，对西方社会电影内容控制的研究呈现了一种空间的逻辑框架，依次探讨了作为“硬控制”形式的制度化控制（如法律控制、行政/行业控制、生产者的自我控制等），作为“软控制”形式的非制度化控制（如大众传媒、宗教组织、学术系统等的间接控制，以及受众反馈等）。同时，它的研究也具有时间的维度，它在西方电影发展的近百年商业历史中，分析了各种社会控制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而发生的种种改变。这种逻辑的历史的参照，为我们理解电影内容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一种纵横交错的坐标系。在这个参照框架中，作者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从196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电影娱乐控制模式的基本原则，即所谓“一个基础/核心，两条底线/必要条件”：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以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为核心，以不能侵犯儿童和不同意的成年人的权利为大众（娱乐）传播的底线，以侵犯了儿童和不同意的成年人的权利为对大众（娱乐）传播进行干预的必要条件。

　　    作者认为，文明对欲望的抑制，包括针对电影娱乐的社会控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因为个体欲望的满足要求也同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在控制的程度、模式与手段上，仍然存在不同的选择。人类需要在欲望与禁忌、控制与满足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而从历史趋势来看，电影内容控制模式的转型总是与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转型有着密切关联。而社会控制的发展则体现了“文明社会”对“个体欲望”的逐渐让步。

　　    当然，对于本书来说，研究电影内容的社会控制，其基本的研究动机甚至研究冲动，是试图为当前中国电影的内容控制提供历史借鉴、全球参照、理论依据和思考路径。显然，当前中国对电影分级的讨论、对电影审查的意见、对电影行业所有制形式的讨论，都可以从这些西方经历中找到一些启示。本书作者认为，“由于娱乐文化与规范文化在各方面——在个体本位、快感中心与集体本位、伦理中心之间，在大众性、犯禁性与等级性、权威性之间，在假定性、游戏性与反映论、决定论之间——几乎都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是中国目前选择全面、细分化的许可和审查制度的重要原因。正如作者所说，“中国电影审查是一种以过滤机制为前提的直接审查，它以软标准为核心，兼顾硬标准要求，具有泛政治化的特征。”在对中国电影控制的研究基础上，作者敏锐地发现，“由于规范文化中的控制之‘度’是单一和固定的，很难面对现实社会中由于不同传播媒介、传播渠道和传播对象带来的复杂情况，这就使得当前的中国影视娱乐监管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同一样控制模式却可能同时产生‘过度控制’与‘欠度控制’并存的现象。”因此，当下我们对电影审查的思考、对电影分级的设计、对电影内容的选择，也都必然会从这些研究中获得意料之中甚至意料之外的新的触动。

　　    在对中国电影内容控制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根据社会学理论提出了三个考量电影内容控制合理性的角度：其一，从历史角度考察，看其是否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否符合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其二，从社会稳定角度考虑，看其是否能够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其三，从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自由的角度来考察，在符合具体历史条件并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自由程度愈高，该社会控制体系愈与“适度社会控制”相吻合。从这样的评估框架出发，作者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照搬西方电影内容控制的基本模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认为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保护公民个体自由两种不同利益之间应尽量取得相对平衡，在基本保证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自由。这不仅是未来中国电影管理的发展方向，同样也应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应该说，态度的严肃、论证的严谨、资料的丰富、思想的活跃都使本书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而且具有思想启示。这本著作不仅对于电影理论、电影政策、电影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我们的文化政策、社会管理、产业发展的研究也都有普遍意义。在近年来的电影研究著作中，这部书的扎实、开拓、创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

　　    当然，遗憾的是，本书由于研究中心和框架的制约，对于中国电影内容控制方式、方案、阶段等操作性问题，没有继续延展和细化，对中国目前电影内容控制中的一些重要案例也没有深入分析，其研究价值更多地体现为“学术价值”，其现实价值还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是一个重大研究的开始，或者说将电影内容控制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者本人和其他的研究者还将从这里出发，面对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殊国情与电影内容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詹庆生是我曾经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硕士阶段已经有一部洋洋洒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出版。其思维之缜密、文字之严谨、知识之扎实，是这代青年学人中是比较突出的。当然，作为青年学者，其偶尔显示出的恃才傲物的性情和不求闻达的清高，又多少会影响到他的入乡随俗。我相信，这部书会成为他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其实他本人是具有一种难得的学术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