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经济交给市场还是国家？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美国债务危机的冲击波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各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曹建海近日在北京接受本报执行主编王列珉专访时指出，美国政府过度国家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未带来预期的救市效果，反而导致债务危机的加剧，中国政府要引以为戒。专访内容摘要如下：
王列珉：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标志着自由市场理论遭遇重大挫折，包括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内的很多笃信自由市场信念的人，对自由市场的立场也有所动摇。这是否给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提供了借口？
曹建海：是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政府救市政策开始大显身手，昭示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市场经济具有自我陷入萧条的不稳定性，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经济波动。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运用减税、增支、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经济紧缩和失业问题。
然而，与各国政府借助拯救经济的幌子，兴致勃勃地出台各种庞大的经济计划相比，救市的后果实在称不上美妙！这也再一次验证了凯恩斯政策作为经济“兴奋剂”的毒副作用。继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相继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并严重挫伤欧元之后，世界经济老大美国国债也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陷入严重的债务危局。如果国会不能达成提高债务上限协议，靠举债度日的美国联邦政府不能借新债还旧债，美国将发生到期国债偿付违约情况，这对国际金融市场将构成巨大冲击。
王列珉：虽然美国众参两院分别在8月2日这一违约截日前，冲刺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奥巴马总统也签署了该法案。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评述的，提高债务上限的妥协方案是一场“灾难”，它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曹建海：我赞同克鲁格曼的基本看法，这一妥协方案很可能使美国的长期债务形势恶化，而不是改善。克鲁格曼预计，直到2013年，美国经济都将处于低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削减政府开支，只会使经济进一步受挫。回想当初曾给带给人们无限想象和憧憬的各种计划，无不以失意甚至无效而告终。倒是原先发生于企业的各种债务支付危机，却实实在在地转移到了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当中，这是政府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也摆脱不掉的。
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以市场手段为主的美国虚拟经济过度投资的结果，但克林顿政府长期推行的以福利主义为特征的住房安居计划，以及为实施安居计划而推行的长期宽松货币政策，恰恰是诱发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可见，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同样是凯恩斯主义者酿成的苦果。
王列珉：换句话说，由于次贷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化小政府为大政府的举措，正是当前世界性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层动因。是这个意思吗？
曹建海：是的。由此酿成的恶果，甚至可能左右未来10年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局势。正如大厦都不是一日建成的，美债危机同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2001年小布什接替克林顿入主白宫时，美国财政还小有盈余；2005年1月小布什连任时，美国国债已达7.6万亿美元；奥巴马总统上任时，已升至10.6万亿美元；2011年8月更是超过14.2万亿美元。大体上看，美国政府2001年以来的最大开支，主要发生于三个方面：一是布什总统在任期间，美国发动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费资金超过3万亿美元；二是2008年11月至2009年3月末，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投入了共计12.8万亿美元救市资金，这一数字接近美国2008年GDP的总值；三是奥巴马上任后推出美国经济刺激计划、汽车工业救助方案，以及耗费巨大的医疗改革方案，花费约3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
美国政府的上述庞大支出，以及延续的小布什政府时期对富人减税的政策，无不闪耀着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光芒。然而，理论的检验关键要看实际效果！由于价值观的排斥而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不仅没有占到经济上的任何便宜，反而因伤亡过多、开销巨大而终令美国不堪重负，最终被迫低调撤军；华尔街救市计划花费巨大但事实证明“救非所救”，不仅完全无助于实体经济的复兴，反而延续了美国证券市场泡沫和金融高管们的“分红狂欢”；奥巴马上任后迅速增加了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但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处于持续低迷当中。
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过度国家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在一定期限内减慢经济收缩的速度，但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分离，特别是虚拟经济缺乏政府监管的情况下，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由此的货币扩张，可能只起到了呵护泡沫的作用，而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多的是消极的。特别是耗资巨大的政府支出，并没有用在有助于经济恢复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上。
王列珉：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恶果，对于仍然奉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中国，具有怎样的警示作用？
曹建海：和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相比，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税收总量迅速增加过程中的赤字预算。2010年和2011年的赤子预算大约为1万亿元，意味财政支出总以超过财政收入1万亿的规模增长；二是大规模增发国债。2011年计划发行国债1.5万亿元；三是银行资金进入政府投资。不包括铁道部2万亿负债（其中1.5万亿的银行贷款），以及125家中央企业不少于4万亿元银行贷款，到2010年底各个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另外大约对银行负债10.7万亿元。
如果考虑中国的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和公共服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财政支出在公平性、公正性、透明性等方面，与严格执行国会预算的美国财政支出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对经济的全面拉动效果可能因为分配问题而大打折扣；在政府干预的适度性方面，中国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国有企业投资全面开花，政府控制了实体经济的绝大部分比例，最终严重挤压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经济成分的经营空间，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稳定性将被迫让位于行政干预的随意性和经济增长的波动性。
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中国应高度警惕未来美国国债可能违约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关注美国债务危机爆发冲击金融市场，给中国外汇市场、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毒性影响。鉴于中国经济存在的内生增长缺乏症，以及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化等问题，政府应着力控制政府干预的规模和范围，将财政政策重点用在促进民生和扶持竞争性经济等方面；同时着力治理好国内通膨和资产泡沫，增强对突发事件和外部因素冲击的抗冲击性，防止经济出现系统性崩溃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