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理性不可能实现崇高的目标，崇高也并不意味着具有为真理争辩的品质，崇高仅是一种心存幻想，或者只在审美领域。自由社会依靠民主促进制度变革，对于崇高之目标向来谨小慎微，理性真理不能代替启示真理。自由社会知道崇高是一种激情的理想画卷，稍有不慎会埋下极权主义的种子，直至捣毁社会的传统底座。自由社会还知道人类理性之局限不可能达到至美至善的崇高目标，因此，社会进步的目标总是放得很低，实施的时间也在预期之内。
在传统政治伦理中，对于既存社会秩序的尊重引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理理念，以此避免大的社会震荡和重大失败。这种政治伦理又来自对于个体权利的尊重和对于个体生命的敬畏，因为任何一项变革和人治工程都可能牵动人们的根本利益。人的天赋权利要求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目标的实现也以理性的社会结构为基本前提。这时候，每个人权利的实现靠的不是崇高的理想，而是国家提供的基本的稳定框架与自由秩序。在这种和谐社会没有任何崇高的目标值得去歌颂，因为任何崇高都不过是神马浮云，崇高只是政治家的社会动员手段，无法在现实的大地上行走。
乌托邦主义在当下的发展分野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原教旨的真诚，依然对其崇高的颂扬完全是一种政治想象。除少数对其可能真诚者（如乌有阵营）之外，高扬其激情者已经变成另一种世俗的政治目的。这种情况下崇高与邪恶已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崇高依靠邪恶获得基本生存，邪恶开始借崇高的面相大肆横行。众所周知，基本的政治伦理必须坚守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底线原则，任何宏伟目标的设立也必须经得起共同体成员的任意逃离。否则，一种目标的崇高标榜会作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牺牲，最后变成少数人如卡扎菲那样任意挥洒的艺术表达。
乌托邦主义的历史教训是，在二十世纪乌托邦拿千百万人的生命进行试错。它首先标榜一种无可质疑的相对于现实之恶的崇高目标，被代表的社会成员必须为其付出放弃当下所有利益的代价，任何对其异议都会视其为进步中的反动。二十世纪的乌托邦实验曾经有过美好的愿望，当它成功地制造了无数人间地狱之后，极权主义的种子已经在理想之途中尝到了权力的美味。因此，权力基因的遗传作用会继续大力宣扬一种图腾，此时的乌托邦已经不再是唯美至善的幻想，崇高的意义空壳化导致了一种权力构建的统治焦虑。
任何理性的制度治理都会把目标设立在防止人性之恶，虽然任何一种纯粹的制度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制度不会去疯狂宣扬一种崇高的目标。这是制度主义的基本伦理。制度理性会选择一种消极作为，其好处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构建自身目标的机会。尤其是制度理性坦承制度的缺陷，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这种开放性使其具有了不断自我修复的功能和空间。与乌托邦主义相反的是，制度主义选择民主、自由、宪政和法治，任何反叛、怀疑和批评不能使其灭亡，反而只能使其不断趋于合理与完善。
在世俗界，邪恶并不是邪恶的通行证，崇高也并不是崇高的墓志铭。邪恶的开放性并不能完全用邪恶保卫自己，稍一露头便会人人喊打。相对于虚浮的崇高来说，邪恶存在得光明磊落；崇高的虚假性可能充分利用崇高的道德正确，因此，以崇高之名所行的邪恶往往通行无阻。相对于邪恶本身来说，崇高喊得漂亮，玩得阴沉。之所以说邪恶并不是最大的人间之恶，是因为它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诞生与发展，社会的进步并不能代替人性的改变，邪恶并未因时代的更新而减量。如果说社会的进步得益于人类的智慧，但智慧的获得更多的是因为邪恶。然而崇高则不同了，崇高极易为执政集团和国家所掌握，会将此变成掌控或追求的伦理标榜。如果一个国家或权力机构扬言要追求崇高的目标则是十分危险的，一方面崇高的虚无遥远只是一个梦，这种永无结果的追求会不断扩张行政权力、耗尽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崇高一旦变成国家目标就会运用强制手段或暴力机器消灭国家所认定的恶。国家被赋予这样的权力之后会逐渐偏离国家的基本目的，从而成为乌托邦的工具。应该说国家只拥有一些消极的权力，而不拥有追求崇高的能力，就像国家不具有感情能力，国家本身即包含了一些不得已而容之的必要的恶。既然如此，国家也并不拥有掌控幸福的能力，但它有消灭幸福的力量。如果国家干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幸福，其前提是我们承认它拥有崇高的目的并放松了对它的必要限制。相对于政治本身的邪恶来讲，社会性邪恶不是最可怕的，因为它分散在一个个独立的人性之中，形单力薄，并不能构成运动群众邪恶的足够力量，许多情况下自生自灭并相互消解。
人类经验和民间智慧得出“真小人，伪君子”的结论与邪恶和崇高基本相对应的关系极为相似。民间经验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可爱，“真小人”起码没有伪装自己，也并未标榜自己的善。生活经验会使我们知道歌颂崇高的人往往并不一定真正追求崇高，甚至并不具有分辨崇高的能力。实际上，邪恶深藏在人性中，任何伟大的人物只要是血肉之躯都无法摆脱之。我们平时所说的谁是一个高尚的人，也只能说明他的某一次让人看得见的行为符合了一定时期的价值高标准，并不能证明他没有恶。但是，崇高本身也并不可恶，只要都能理性地把它看作一种人生的理想，它应该永远是挂在空中的。只是这种理想太容易让人利用，太容易粉饰权力的道德取向。本来，世俗政治更多的是一种权力表演，民主社会往往设计必要的防范装置，乌托邦社会就会更需要一种国家理想。国家理想的崇高性会成为神圣性，其神圣性会变得不可质疑、不可反叛，会在暴力的保卫下强制行走。二十世纪的灾难已使我们知道，苏联的国家理想是崇高的，今天朝鲜的国家理想也照样是崇高的，他们都要建立一个没有邪恶的天堂，结果在通往天堂的途中制造了人世间最大的邪恶。我们当年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没有邪恶的天堂，把地主、资本家作为一种邪恶彻底消灭了，后来把孔孟之道也作为一种邪恶进行消灭，最后还把法律体系作为一种邪恶也予摧毁，结果酿成了文革中人类历史的最大耻辱。相反的是民主国家的政府愿当“真小人”，他们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根本没有能力把人们带入天堂，只能是维持人们和市场得以自由生存和自由竞争的秩序，从不敢轻言建设什么崇高的目标。
预言历史发展还是乌托邦主义的长项，描绘明天的画卷又是其不断重复的伎俩。柏拉图还有一种理想的真诚，太平天国则已经完全展露了其人间深不可测的邪恶。如果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一种科学实践，那么其本身的缺陷是不值得歌颂的，因此，世俗理性也更不具有预言未来社会的逻辑能力。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一种世俗理性，其工具作用也无法使其天长地久。如果一种制度被神圣化，并且已经具有了预言未来社会的能力，那么，这种制度不是一种宗教，就会是一种另存目的欺骗。显而易见的常识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局限控制不了未来的人们，我们怎么能控制未来的社会制度和未来人们的制度选择？所以，任何这种历史预言的作用只在当下的政治关怀中，而不存在对于未来的目标真诚。何况未来的社会有自己选择制度的权利。因此，任何乌托邦主义对于未来社会的描绘就会成为一种宗教性的承诺，任何短暂的生命都无法享受这种诺言的兑现。
然而，在文明社会依然有一种颂歌在歌颂世俗制度和世俗偶像，这种源于权力崇拜的深刻奴性已经提供了残酷的历史教训。这种返祖现象并不能说明其理想的单纯怀念，而是对于历史经验能力的缺失。洞穴时代和部落迷信的文化传承之所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于族群对于历史教训的过度原谅。对于人世间救世主的呼唤，使我们过于相信人格主义的现实作用，因此，一种灾难循环成为了顺理成章的历史怪圈。现代政治文明使我们知道任何理想蓝图的设定都应该以人为本，如果以人为手段或者让生命为少数人的理想画卷铺路，其目的就已经彻底背离了基本的政治伦理。
既然人不能完全左右自身的历史，历史仅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任何政治家也就没有预言未来的能力，更无法勾画未来社会的具体图景。一个完美的社会永远是一种理想，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一种艺术品而已，只有不把艺术想象当作现实，只是把崇高当作一种审美才具有基本的存在意义。任何把艺术作为现实生活的实践都会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比如我们根本无法建构一个至美至善的天堂。二十世纪的人类灾难提供给我们的唯一价值便是让我们知道了一些政治领袖的未来预言是靠不住的，这种预言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控制手段。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但历史在许多时候又是逻辑的中断，人类的理性局限未能驾驭这种逻辑，也未能完全认识历史。因此，在现实的意义上，经验比预言更可靠，经验提供给我们一种基本参照，而预言只是无法检验的浮云；经验分散在每个人的生命体验中，而历史预言仅是少数人的幻想。在无限的事实和事实的无限表象中，少数人的极端梦想怎么能代替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命轨迹？每个人的未来以及社会的未来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任何人的理性及其语言的局限性都不能准确将其描述。所以，任何政治人物的历史预言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种对于未来的预言实际上与未来无关。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历史预言仅仅出于预言者的自身局限，人类尚无法做到这种预言避免个人偏好的选择性。这种历史预言一旦作为社会构建目标之后，就会使大多数人丧失自己的选择自由。在权力崇拜的文化基因中，个人预言极易造成偶像崇拜，结果是在疯狂压倒理性的浪潮中一个社会的基本传统被摧毁。这便成为革命文化的基础，革命也便使更多无辜的生命惨遭毁灭。因此这种革命受到未来天堂的蛊惑，开始仇视传统和现存的一切，为了实现乌托邦中承诺的未来，会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择手段、人挡杀人。
厌恶邪恶，崇拜崇高是人性的基本弱点。邪恶始终伴随我们左右，恶是真实的；而崇高虚无飘渺，永远不能达到，越是不能得到的越是美好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是：邪恶是生命的真实状态，如果正视这种真实，以不断的“零星工程”推进社会变革至少会限制这种邪恶肆意作恶。如果我们放弃这种具体的清晰目标而去拥抱崇高，不仅不能捞到水中之月，还会酿成更大的邪恶。邪恶与崇高的面相比起来，邪恶带来的危险并不大于崇高，原因是邪恶使我们因厌恶而警惕，而远离，而限制；崇高则不同，崇高因极具迷惑性、鼓动性和承诺性，会把你兴高采烈地引入人间地狱。邪恶以其邪恶之恶提醒路人，崇高以鲜花之艳巧设陷阱；邪恶因其邪恶的面相不至于酿成大的灾难，崇高因其崇高的标榜会葬送整个人类。自由社会会把邪恶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自由社会从不会承诺要消灭邪恶，因为人性无法消灭；极权社会会把崇高作为社会动员的旗帜，因此，极权社会往往要构建人间天堂。自由社会因正视邪恶，自由的骂声不断；而极权社会因为涂脂了崇高，到处是整齐划一的颂歌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