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峰会的特色常与其召开地点暗合。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的举办地是位于伦敦肯辛顿区的地质博物馆，这个透着远古气息的地点暴露了那场会议有多么不合时宜：当时，国际经济合作就像恐龙化石一样古怪。按这个标准来看，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多维尔小城，虽残存着昔日名流雅集、奢华饮宴之余韵，却略显几分没落，恐怕也不是G8峰会的福地。

　　今年，G8首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很有趣，但也很边缘，比如互联网的经济影响。更糟的是，他们讨论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粮食保障，但讨论的方式却很边缘。

　　粮食问题第一次成为主要议题是在2009年7月的意大利拉奎拉峰会，当时是为了应对已现破灭之兆的大宗商品泡沫，但这个泡沫后来又以雷霆万钧之势卷土重来。此次G8峰会，要讨论缓和之策。

　　然而，同粮食问题紧密相连的一大堆更宽泛的经济问题，恰恰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正确处理。尽管全球经济如今看似普遍复苏，国际经济合作却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脆弱。

　　疲软的粮食保障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一切问题。经济与金融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人们谈论着货币战争、各国对银行业各自为政的管理和监管，以及提升贸易保护水平的种种主张。而这一切问题又都是互相关联的。

　　关于货币政策的讨论最具火药味。由于美国维持低利率，各大金融机构可以廉价借入美元，再到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去追逐高额回报。

　　结果，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若干经济体陷入两难。如果它们为了紧缩经济而加息，只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如果它们让本币升值，虽然可以部分缓解资本流入，但也会打击出口行业，推高失业率。新兴市场大国如巴西、中国、土耳其的政策制定者，反复批评美国及其货币政策是通胀、社会紧张和政治不稳定的源头。

　　各大工业国低利率的种种后果中，最显著、最危险的就是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尤其是粮食和能源。正如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所证明的，在这些市场上决定价格的是一种类似拍卖的机制，所以，货币扩张的效应会特别快地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体现出来。相反，就具有品牌的产品而言，由于生产商投入了大量成本以巩固市场，这个市场的价格就不会那么快地反映货币政策的效果。

　　粮价高企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国家会增加耕地面积，导致全球粮食增产。不仅是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还有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南非——其实是每一个还具备有效政府的非洲国家——在最近十年中都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

　　这本该是件好事：世界更有能力养活自己了。但鼓励粮食增产的经济激励——高粮价——同时也导致了供应问题、生活水平下降和大众社会矛盾，尤其是在城市群地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粮价上涨是很多政治革命的导火索。塑造了现代世界的三场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其直接原因都和粮食短缺、饥饿恐慌和粮价争端有关。

　　1789年，没有面包吃的恐慌席卷法国，政府没有能力确保供应，导致了“旧制度”的垮台。人们怨恨地把路易十六称作失职的“面包师傅”。1917年，战时通胀瓦解了沙俄帝国的稳定，农民害怕货币贬值，于是囤积惜售，令城市陷入饥馑。布尔什维克靠着“面包会有的”（还有和平）诺言获得了权力。中国也一样，二战后的通胀引起了粮食恐慌。

　　粮价的影响往往不限于一国。1848年，欧洲各地同时爆发革命，导火索就是当年的普遍歉收，最突出的代表是爱尔兰大饥荒。而今年发生在中东和北非的大众抗议也是由粮价上涨引发的。尽管埃及和突尼斯的经济颇有增长，民众却不得不付更多的钱买面包。

　　近几十年，传染性的金融危机频发，无序状态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例子屡见不鲜。主要全球性货币的表现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风暴。未来几年，甚至几个月，有可能爆发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如1848年，为了获取食物的斗争正在制造超越国界的不满情绪，威胁着现有政权，并且促使大众起来要求一个更加正义的政治体制。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佛罗伦萨）历史教授。翻译：介生。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