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有些问题，愈是追问，就愈逼近真相，也愈发让人觉得沮丧。在取消择校费问题上，我们必须提醒舆论仍处于这么一种几是宿命式的困境：2010年11月1日，教育部表示“要力争经过3到5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之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法制日报》主办的《法制与新闻》杂志作了“择校费何去何从”封面文章，其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字序横着写，是示意校长此事要办，若为竖体书写，则暗示可以不办。如果是‘务必要办’，主任会亲自来校登门授意。”家长张洋为《法制与新闻》记者指点迷津。
不难想象，即便取消了择校费，“字条”以及背后的权力，该如何取消？毫无疑问，在权力通吃的格局没有得到有效改观、优质学位依然是稀缺资源情况，当单纯靠交择校费的路被堵住之后，民众为了得到更优质的学位，只能寻求更高权力庇护，这势必会加重他们获得优质学位的成本。
简而言之，到那时获得一张“字条”的成本，可能远不止原来缴纳一笔择校费那么简单，它甚至有可能翻倍。而一直缴纳不起高昂择校费的民众，他们自然是没有机会获得“字条”。
因此，基于对权力依然掌握着教育资源分配决定权 现状的理解，我们并不认为，是否取消择校费对权力而言，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当然，权力通吃格局绝对不可以成为舆论犬儒、默认这种行为长期存在的理由。
而且，就广州近日公共舆论对择校费的追问结果来看，我们是可以由此获得些许信心的。从记者追问教育局长，尽管一问三不知，至少倒逼出财政局 终于公布了多年以来本应公布而没有公布的择校费、捐资择校费的具体数目。财政局称，2010年广州市属中小学捐资助学收入3818万元，择校费收入2708万元。
舆论由此再次追问这些收入的具体去向，以及各区具体的数目是否也应顺应民意和潮流，一并公布。
面对舆论步步为营，有关部门显示出来的措手不及令人慨叹。比如，在财政局的解释中，市属学校的捐资助学、择校费等是纳入了年度部门预算 编制的，报经市教育局审核汇总，最后也是由市教育局执行的。可惜，作为教育局主管领导还是对公众说了他不知道。
并且，有论者已经注意到，广州市政府早在2009年5月就承诺三年内对“何时取消择校费问题”有交代；而2009年8月24日媒体的报道显示：华局长透露，广州已经研究出整套方案，争取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择校问题。难道这个整套方案，竟然连择校费是多少都没有涉及？
当然，事态进展至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华局长知不知道择校费究竟多少，已经一点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所有那些来自政府的承诺，何时能够兑现？
这并非是舆论对政府部门的苛求。单单从财政局透露出来的广州市属中小学一年的捐资助学、择校费收入的数额来看，加起来不过区区六千多万元。
这个数字对于广州市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数字只相当于广州9所机关幼儿园每年的财政补贴 。
财政局也声称，择校费、捐资助学收入，只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不用于教职员工工资福利。那么，对广州市财政来说，难道没有能力多拿出6000万元来改善办学条件？我们这个城市，可以动辄以上亿的工程来把它装饰成光亮夺目的不夜城，区区六千万就能做成一件对民生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为何就不愿意去做？这样的城市治理思维，究竟是怎样的虚妄？
并且，只要市级学校取消了择校费、捐资助学费，相信那些省属、区属的学校一定会积极响应，那么类似广州市八旗二马路小学原校长张斌 、东风东路小学 原校长刘燕文 等“好校长成为阶下囚”的悲剧将会大大得到减少，甚至不知道可以挽救多少徘徊在“阶下囚”边缘的人，一举多得，何劳 而不为呢？
（文章转自5月9日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