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05-08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一○年度杰出作家
张炜
[授奖辞]
张炜的罪感、洞察力和承担精神，源于忧国忧民的士人情怀，也见之于他对现实的批判、对个体的自省。如何在虚构中持守真诚，在废墟与荒原上应用信念，在消费主义的潮流里展示多变的文体，这已成了一个写作的悖论，正如张炜出版于二○一○年度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在豪情与壮丽下面，藏着的其实是难以掩饰的孤寂。他二十年来不舍昼夜，体恤世情，辨析恶，想象存在的悲欣，寄情乌托邦，见证人类无处还乡的飘泊际遇，进而为国族的苦难身心、同时代人的曲折生命，也为自我囚禁而有的莫名痛楚，留下了体量庞大的史证和心迹。
[获奖感言]
在重商主义时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较少功利心的文学写作是可贵和高尚的。南方都市报设立奖项推动这种写作，旨在鼓励其中的优异者，使一个时期的创作变得更加活泼。这需要一种恒心，也需要一种远志。《你在高原》写了二十多年，从开始到结束，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而朋友们则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援助了我——— 这里我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我所寄予的期望。
我在东部半岛那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就像一个活动半径不大的皮糙肉厚的动物一样，一旦离开老窝就不太自在。记忆中那里是丛林茂密的海滩平原，而今早就变了模样，已经是无边无际的水泥丛林了；特别是夜晚，闪射着一些灯，让人想起猎人围捕时晃动的光柱。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起那片地方，讲起它过去的一些事情，他们全都听得津津有味。
一部书稿要写四五百万字，如果不是因为从二十年前就确认了这件事，并且半是职业习惯半是责任感地去一次次打磨它，我也会心烦意乱撒手不干的。我在其中重复了一个小时候听来的林中老人的故事，说的是一种叫阿雅的四蹄动物——— 就像一只幼鹿那么大，顽皮而聪灵，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人。它无比可爱和忠诚，所以常常让半岛居民珍惜和器重。当时那里有个被今天的人视为愚昧的传统认识：家庭的幸福需要某一种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动物保佑和帮助，这样家道才能长久。私下里有种看法，认为一些殷实人家的财富都不是空穴来风，那是因为暗中与某种神奇的动物有些交往，他们彼此大半有什么契约，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阿雅是一只林中美物，机灵俊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我小时候一直想看看它的真实面目，结果还是没成。因为它一般来说都是昼伏夜出，只在暗中做事助人。传说中半岛上的人总是对不起阿雅，最后铸成后悔不及的大错。阿雅能够为一家人跋山涉水寻来金粒，赶在天亮之前投入这家摆放在窗台上的一碗清水中。可是一代代下来，金粒全都寻光了，阿雅就不得不付出更大的辛苦跑遍千山万水，最后找来的是更为珍贵的宝石。可是利欲熏心的半岛人只认黄色的金子，误以为这是变心的阿雅在羞辱他们，而阿雅又没有办法让人类听懂自己的辩解。结果半岛人就要想出残忍的计策来除掉阿雅，结局是身负重伤、险些丧命的阿雅几次逃离又几次返回，口中竟然还是紧紧衔住那颗宝石。因为它对半岛人家有过承诺，是这个承诺在折磨它；为了一个承诺，它可以“虽九死其犹未悔”。
这个故事一直鲠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可怜的阿雅有点像古代记载的“和氏璧”中那位认死理的犟人。求真与承诺的性格和品质，一般来说都意味着磨难，是悲剧的起源。不过我们又总是向往着“一诺千金”的品格，总是被它的崇高感所吸引。
故地重游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只阿雅。其实这类故事在半岛地区很多很多，我以前试着将它们写进作品，后来又写进了这本长长的书中。小时候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一生，自己的童年在林子里度过，各种野物和散漫的闲人遇到得最多，身上怎么会不沾染他们的颜色。比如那时候我有一个猎人朋友，他年纪大我许多，腿脚有毛病，用一种可爱的书面语来说就是“一个不良于行的人”——— 他背着一杆老枪，领着我在林子里晃晃荡荡地走，喝酒玩耍，不过是消磨时光而已，不记得当真开过几次枪。他对我讲了许多林子里的故事，既有阿雅一类，也有“儿童不宜”的一类。这些都被我日后写入了长长短短的作品中。
我对林子和动物的喜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文学内容。我对动物千奇百怪的美是很包容的，既喜欢精致灵巧的阿雅等，也喜欢憨憨的大熊和毛疵疵的野猪。有时候，我难免要将单纯的林野世界与人类社会加以对比，对曲折狭隘、势利粗鄙的现实境况感到厌烦和愤怒，于是也多少写进了这一类情绪和内容。发表了许多作品之后，有一年我再次见到根本无猎可打的拐腿老兄，心里真是伤感。他好像一夜之间就老了，也概念化地嗜酒了，胡须猖猖着，恶狠狠地看着我。他并没说什么，但我似乎知道他对我选择的这个职业并不满意。
不满意也得做下去啊，因为我就像那个不幸的阿雅一样，似乎也有过一个承诺。有一天，当我对朋友讲完了这只荒野里的灵性动物，夜色已晚，仰头一看星星满天。至今还记得那个时刻的沉默，彼此都好像发出了一声听不见的叹息：人这一生啊，如此短暂又如此漫长，我们这辈子究竟能干点什么？还不就为了那个承诺在忙个不休？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的意义？实在一点说，人和人的不同，不过是有的人有过承诺，并且能够认真地对待它；有的人，从来没有……就说到这里吧，深深地感谢你们！
张炜：原来我们走过了这么漫长的道路
书很长，或者还要留出更长的一段日子才好
南方都市报：张老师，首先祝贺你获得我们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作家大奖。你之前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有没有什么认识？
张炜：这个奖已经做了多年，旨在推动写作，鼓励优异者，使一个时期的创作变得更加活泼。读书界关注它。一些好朋友前后获过这个奖。
南都：《你在高原》去年三月出版以后，引起轰动，学界对于它的评价非常高，各种奖项不断。你觉得这本书哪些品质让文学界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张炜：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容易在这些特征方面受到关注。最初的反应如果更多的是出于形式上的原因，那么后来对内在品质的把握就会渐渐多起来。一些深入的阅读给了我很多鼓励，让作者能够有机会在一场漫长的劳作后倾听这些声音。书很长，或者还要留出更长的一段日子才好。担心太耽误他们宝贵的时间。出版了也就走出了室外，一切都交出去了。尤其对这十本书、写了22年的长卷，作者需要耐心，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这条长路也帮助了我，并且这一路上自然而然地生成了许多复杂的内容。相对来说，它汇聚的劳动就多一些。
南都：你觉得这样一部大的作品，对于读者来说会有哪些人真正把它读完，并且把它读透呢？
张炜：有一部分非常深刻的文学读者，他们多年来对纯文学的阅读一直非常投入。篇幅长一些对这部分读者可能没有什么障碍，因为对他们而言，文学从来只是优劣的问题，而不是什么长短的问题。我的阅读体验是，如果一部作品写得好，那就越长越好，否则就赶紧结束。不过对于非文学读者来说，太长了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我想，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文学阅读不乏其人，而且从历史上看也正是这部分人哺育着文学和思想的生长，他们与整个文学写作构成了一个互为补充和支持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成长基础，而且他们本身就直接是写作者和发言者。他们是文化的共同体，在任何时代里都与创作者构成了一种同质共生的关系。
南都：但是这样的读者在整个读者群中还是非常有限的。
张炜：实际上它的数量还是庞大的。这不仅指时间里的叠加和累积的意思，而是从当下文学市场的现状里也看得出来：雅文学的流动总量占去了整个作品流量的50%以上，书店说大致是这样。我们时常哀叹读者的素质，担心雅文学的阅读在逐年减少，其实有点急于求成求大。真实的情况是每年雅文学的印刷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质量上参差不齐，最后也并非都抛进了废纸堆，仍然还是进到了文学的胃里。我们国家的文科大学生以及研究者是世界上最多的，总体水准如何虽然可以另讲，书总还是要读的。再加上社会的其他读书种子，也就构成了数量庞大且生生不息的文学薪火。对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诗书之国”，我们的希望和期待总还应该有些理由的，也不必为一时的喧嚣过于沮丧。
南都：那在写《你在高原》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些读者阅读的问题？
张炜：完全不考虑不可能。但作家分两种，一种是时刻不忘怎样去调动读者的味蕾，以便让这部分人获得更大的阅读满足；另外一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迷进了工作里。后者能够不断强化作品的个人性，是不可重复的。前者一般是通俗作家，后者是雅文学作家。二者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归属不同的社会需求。
作品如果保留的时间更长，累叠起来读者可能会更多一些。这是因为它的不可复制性，因为没法在文学的集体里给淘汰和删除掉。这种作家不会为了撩拨读者的味蕾而写作，甚至不是为了未来的文学史去写作，功利性的顾虑是很少的———正是这样的写作品质启迪了我，虽然我做得远远不够。实际上，能够面对阅读群体的骚动平静地坚持下去，也是对读者的最大尊敬。
南都：由此看来，实际上写作是非常个体的一种工作。
张炜：一般来说，通常创作者超过一个人以上的作品，就只能是一个艺术产品了，已不再是个人的独创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作者过分地对读者作出妥协，那就和进入一个写作小组差不多———他心里有了一个隐性的“小组”。这大概是不祥的。总之创作必须是个人的、由心尽性的、不可重复的。所以说依靠一个创作集体完成的作品，往往是运用艺术手段制成的“艺术产品”。作家写作时，心里不允许一个“隐性的集体”存在那儿。
茂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
南都：在你的整个作品体系中，你把《你在高原》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张炜：它因为篇幅的关系，还有耗费的时间，使之成为我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作品。它的写作方式以及追求的方向较前都有些不一样，于是就成了一个无法进行自身比较的作品。比如拿我过去长篇单行本来说，它们之间会有很明显的区别。比如它的空间大了，这与它的规模是相称的，与它的开放性也是相称的。它一方面需要绵密的细节、精雕细刻的局部，另一方面也要敢舍敢得地痛下决心。我的要求是这样，能否做到那个火候又是另一回事了。作者在打量和结构整个作品的时候，常常要拉大焦距，与它保持一段距离，让它有一种必不可少的粗粝，然后再与一些精准的细部接榫。这当然是个难以说清的繁琐工作，我并不能说做到了最好。这之间的度很难掌握。我想在这个基础上把握和寻找特有的一种节奏，对自己是个不小的挑战。好在它写的时间很长，很多问题可以交给时间去处理，就是说要慢慢想透。时间给予的一些机会，其他东西或许是不能取代的。
南都：1988年开始写《你在高原》时，有没有想到会写这么长时间，会写这么大？
张炜：当时的计划是写10年左右。根据我个人的劳动能力，我想10年大概差不多了。后来写了10年没成，才知道这个工作得慢慢来了，它远非当时考虑的那么简单。因为30岁多一点的时候，那种青春的冲力还在，所以考虑问题就更往好的一面去倾斜。当一个字一个字往稿纸上落实时，麻烦就全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渐渐知道了自己面临的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作、多么艰难的劳动。这些并非倚仗青春的冲动就可以抵消的，冲动一过，一大堆活儿仍旧摊在原地。勇气有多大，就需要多大的智慧和能力、以及复杂的经验去匹配，这样才能完成。随着时间的延长，就会发现连带的问题越来越多，让每一个问题都得到令自己满意的解决也不可能。最后我把工作时间限定在20年———可是真的到了20年的时候，又发现一些纯技术性的东西还要解决。这又花掉了我两年的时间，一共耗去了22年。
南都：很好奇为什么你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大一股冲动去完成这么大的一部分作品？可以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张炜：我那时候大概写了100个短篇了，还有中篇和长篇，若干散文和诗。从个人游历行走的范围看，我已经走过了整个半岛，并且去了大江南北很多地方，觉得内心里的全部积蓄在冲撞。也许非有一次全面综合的表达不可了。这时候我的情形可以引用书里一个人物的话来概括———“茂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是这三个分句。实在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意味。
时间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一个人过了35岁，特别是过了40岁以后，就不再有那种冲动了，不再有那种不顾一切去做一件事情、千难万难无可遮拦的勇气，再说“生猛”，那已经是大话了。
南都：这也跟80年代整个社会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张炜：可能是这样。上个世纪80年代和今天比较，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那时候的人思考问题，常常是不自量力的，这也很可爱，很宝贵。思考人生的意义、更多向上的力量，是这些。物质主义和重商主义对人的负面作用，当年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人的精神相对集中、强烈、积极。弱点是容易简单化，很偏激。到后来社会越来越市场化娱乐化了，人也就变得慵懒了，精神上没有强力了，进击的野性减少了。
而一个体量较大的创作，很需要精神方面的积极性，那至少意味着落实某项工程的决心和力量。在80年代，这种精神条件很容易形成，只是完成它的实力不够，这也很矛盾。
也恰恰是后来复杂的社会形态，各种思想和精神潮流的交织融汇，给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思维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把青春时期的个人勇气和步入中年之后的那种社会阅历加以综合。它是两个时期、两个时代相加的结果，是这些帮助了我相当迟钝缓慢的动作。
南都：这么一个大部头的著作，这么长时期的写作，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炜：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尽管每一部书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故事。我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创作冲动，在某一个时段专注于其中的一部，这样等到全部完成以后，再组合成一个整体。整个来讲是一本书，一个故事，主人公也是同一拨，它的难度也在这里。如果是系列小说就好办了，那就可以让每一本只为自身负责，工作起来就从容多了自由多了。因为那样它不会有情节和人物方面不合榫的顾虑，单卷分割，也可以有更大的跳跃和变化。
四五百万字，二十多年的时间，很耗费记忆力和掌控力。我需要在人物和故事发展、包括很多细节方面，有相当严密的记录，有相当精准的把握，稍有一点疏忽就会出现硬伤。但最可怕的还不是局部的硬伤，而是整部书的韵律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全书再做统一调整就来不及了，就要失败了。整个书就像一部交响乐，它的旋律起伏、起承转合，都要在写作之初大致决定了才好。
南都：那你在写作中采用了哪些具体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张炜：我要在头几年把每本书之间的关系定准，这样才能在后来的写作中绕开某几部去写另外一部，而不至于脑子紊乱。可是这种严密的设计又会影响感性空间的发挥，制约写作时的临场爆发力，让整个作品失去鲜活性。处理好这两者的矛盾，才能使它既有事先布局的严整和严密，又有即兴的那种冲决的淋漓。后一种状态往往会把作家引到偏僻的、出乎意料的某种情境中去。
南都：这套书本身也是时代变迁的产物。80年代大部分内容已经构思好了，但是这几十年整个思想，整个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书里面也得到了一些体现。像你刚刚说的这套书刚开始写的时候可能有80年代那样一种青春的梦想，到后面可能更注重的是个人精神的一种反思。
张炜：由于它写作时间上的跨度比较长，蕴含也相应地复杂化了，它甚至没法让我简单化地对待主人公以及其他。他们这群人都是矛盾重重的，经常陷入犹豫、徘徊、猜想、质疑等等。他们对于个人经历、曾经怀有的理想，也进入了一个全面盘点的时期。当代所面临的全部尴尬，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悖论，在这些人身上肯定会得到表达。
所以工作中常常生出阵阵惊讶，甚至是困惑———原来我们走过了这么漫长的道路，有这么多麻烦等待我们去解决，这么多苦难等待我们去忍受。某些“未来”需要抵御，某些“幸福”也不得不舍弃。这里面很少有一个人物是成竹在胸、万难不怕的那种类型。实际上那种溜直嘎巴脆的回答听起来不错，一落到真实的生存面前就显得贫瘠和单薄无力了。只要敢睁开眼看，就会看到一片斑驳的风景。
南都：从《你在高原》的内容来看，你在文本，还有各种结构构思上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
张炜：这么长的书，耗费时间也耗费“形式”。从我个人的阅读史里吸纳营养，基础当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学。以个人30多年的文学生涯所构成的表达能力，阻止它的漫患和芜杂。结构主义，英雄史诗，它们既有强大的吸引力，使用起来又十分危险。浮浅的形式主义是东方作家的魔咒，我们只能远离它。单就这方面来说，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精神：他们并不伟大，不过是有过承诺而已。
南都：这么看来，正像你之前在某种程度上，这部书就是要为你们这一代人做一个传。
张炜：有这样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部分。它可能表达的是更复杂的内容。“50年代生人”并不一定是严格的限制，它只是一个大致的年龄范围。我就属于这批人，对他们自然熟悉。我始终以为这批人不同于上一代，也不同于下一代，真的有些特殊。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每一代人都会以为自己这一代极其不幸、困难、重要和了不起。这也是一个情感和角度的问题。但我就是这一代，我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觉得写出他们就可以写出过去和未来。实际上我用大量笔墨写了上一代人甚至更上一代，也写了更年轻的人，都写了。因为50年代生人对上下两代都可以有广泛的交流，是枢纽式的一代。
南都：那你为什么为主人公选择地质工作者这样的身份？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张炜：这是由人生经历决定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地质队员的生活感兴趣。这不仅是一个身份，也与全书的视角有关，它更多是从地质专业的角度去探索生活、从推敲山河的角色去感受人生的。所以当这样一个人面对植物动物、大地山川，特别是夜晚头顶星空的时候，跟一般的人反应就会有所不同。要写出一个野外的生命，写出他们的情致和情怀，或许就有了另一番气象。如果主人公不是一个地质工作者，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历练，在行走的时候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一个地质工作者面对了人类社会的纷繁复杂，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放在大自然这个背景上去考察一番。把二者拉近了以后，会觉得当代人的忙碌与争斗，在永恒面前显得多么渺小，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简单一点讲，并不想把这部书做成一个“室内剧”。
南都：像在《海客谈瀛洲》中，当人在城市里面斗争已经非常激烈，你就会插一段让他出去考察这样的过程，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考虑？
张炜：在人烟稠密，人造的一个城郭里勾心斗角、追逐和尔虞我诈———从这个环境中把镜头拉开，把他们放回到粗粝的大地上去，去回视那些东西。有些东西渺小但是存在，这时候不仅是书里正在经历这些故事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都需要把眼光荡开去，把思维荡开去。也许整个的当下生活就缺乏这种荡开去。这会影响我们的爆发力、创造力，影响到创造物的品质。
人类陶醉于自己制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中，满足于虚拟的生活，足不出户即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这就使两脚闲起来了，再不像荷尔德林说的“黑夜里我走遍大地”———缺乏那种跟大自然不可分割的、紧密相依的母子般的血缘关系。人类走向了贫血，精神生活变得干涩，再也找不到生活的芬芳。
南都：实际上这个主人公宁伽的角色也非常特殊。正是他把整部书串了起来，用他的眼睛去看整个世界、社会、城市，他的地位到底是怎样的？一方面他在整个作品里面，另一方面他在这个故事里面。
张炜：因为是第一人称写的，所以“我”就构成了一个叙述者，也变成了一个最大的行动者和目击者，他和及他的家族，筑成了这部书的骨架。他是两大家族的结晶。
他在书里还是一个追溯和总结者，是发出大声质询的人。他不完美，常常陷入羞愧、忧郁、彷徨、自我愧疚和自我怜惜，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具有强大的行动力，比如说辞职离家，远去东部，这都表现出一种毅然决然的行动感。但是后来他还是没能走向高原，而身边的一个个朋友都去了，他还是迈不出这一步，是一个怯于行动的人。在《荒原纪事》里，小白和村子里的人一同起事，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搏斗，他却有点瞻前顾后，甚至有点畏缩。
南都：写这样一个人应该也算是一种自我的剖析了，应该说每个人，特别像很多知识分子都非常像这个人？
张炜：生活中有的人可以表现得义无反顾，很是大胆，有时又会谨小慎微裹足不前。在50年代生人的理解和视野里面，宁伽正是这样的人。
《你在高原》写到了一百年，随着每一部的完成，时间的推移，后边的笔墨比重变大了。出发点是宁府和曲府，它们分别展开又合二为一，里面的人分化、流失，有失败者有胜利者，胜利者住到了橡树路上，又慢慢演化出更多的故事。这是一个敞开的故事。
南都：这么看来，你的这部作品实际上还是在坚持你在人文精神讨论时坚持的主张。
张炜：人的思想会出现一些回旋，循环往复地追究。但是我不会从一条道路很突兀地跳到另一条道路上。我会沿着一个路径往前。我没有那么简单化，也不会被符号化。人应该有向上的动力，有向善的愿望。简单点说，人文精神讨论就是在讲人生在世，需不需要承诺，需不需要践诺，要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利益动物、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它就是这么朴素的日常问题而已，哪里是什么高深的学术问题。
《你在高原》中，这些问题都非常具体化了。它既不相信那些空洞的大词，也拒绝了沉沦。它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们这些人非常清楚不同的选择会有什么后果，也知道风险，知道怎样做一个“成功人士”，但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就因为他们有过承诺，什么承诺？就是他们的父辈流了很多血，蒙受了很多冤屈，痛苦不堪，他们不愿再让未来一如往昔，不愿重复那样的生活。他们想有尊严地活着。他们并不伟大，不过是有过承诺而已。
果然，他们各自迎来了不同的悲剧，换取了巨大的痛苦。
南都：你是一个对文本精神和技术都非常挑剔的作家，这是不是职业作家的共性？
张炜：我不太安于职业作家这种身份，也不愿停留在职业化的写作中。曾经想，作家应该像大多数人一样为生计奔波，去做实一点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很多感触。当他必须要用文字去表达的话，那才是创作，也才是作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好作家都是业余的，无论他的身份是不是专业作家，本质上都应该是业余的。
我的主要时间是在做其他事情，写这部书需要的时间多，伏案或许就多了一些。但我知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有许多常常不是职业作家写的，而好的“作文”，一定是职业作家写的。
南都：那你怎么看作协主席的身份对你创作的影响？
张炜：作协是一个专业团体，主席的身份是做一种文学服务工作，比如说帮助大量热爱写作的人，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我付出的劳动对他们有一点点好处，我都会感到欣慰。
张炜，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1975年发表诗，1980年发表小说。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发表作品一千余万字，被译成英、日、法、韩、德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张炜文集》等单行本二百余部。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及十部长河小说《你在高原》；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等。
1999年《古船》分别被两岸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九月寓言》与作者分别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声音》、《一潭清水》、《九月寓言》、《外省书》、《能不忆蜀葵》、《鱼的故事》、《丑行或浪漫》等作品分别在海内外获得多种奖项。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