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没有更新博客。今天看到学生留的站内短信，问老师你怎么不更新呢？就又动了写点东西留个记号的念头。正好今天有点空。
其实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没什么好说的了。2009和2010年用超发货币的方式，刺激本来就消费不足投资过热的经济，只能是饮鸩止渴，到头来后患无穷，滞涨是毫无悬念的结果，这个早说过了；在没有大的天灾或者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以中国现在这么大的经济规模，如果出现通胀，直接原因一定是流动性太多。而同样没有悬念的是，一旦感觉到经济滑坡，我们首先看到的调控总是首先放松货币（直接的放松，或者在财政扩张的名义下放松）。这自然会加大通胀压力。而一旦通胀压力成为现实，拿出来的对策又依然没有太多悬念：不是要控制物价吗？CPI不是衡量物价的指标吗？于是就开始对各种商品的物价一个一个开始“控制”。于是那些在计算CPI的篮子里权重比较高的商品，就优先得到“关注”。食品的权重不算低，而且天天有人买，因此就有康师傅被约谈之类的事情出来。而事实上，当全社会的流动性过多的时候，希望通过对各个具体的商品价格下手来稳定物价，结局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诸如此类，其实都是已经被重复过一千遍，现在又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苦口婆心甚至撕心裂肺地呼喊的道理。BTW，其实我很佩服这样的学者：2008年英国女王幽幽地问，这么大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家怎么拿不出办法啊？接着就有了很多对经济学家的口诛笔伐，说你们真无能啊！这时候的学者有口难辩，就像医生遇到这样的病人：十年前你就不断警告：生活要有节制啊，要有规律啊，要保证睡眠质量啊，不要每天花天酒地啊，不要到处拈花惹草啊，否则到时候身体一定出大问题。可是人家嫌烦。脾气好的只当是春风过耳，脾气不好的呢，开口骂娘：去你的！老子有钱，老子愿意，你管得着吗？后来此人果然病入膏肓，躺在病房里奄奄一息。病人家属哭着喊着开骂：有这样的医生吗？有这样的医生吗？平时不是嘴巴挺多吗？怎么真有病了就治不好？可是事情过后，医生遇到那些生活不检点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地苦口婆心。你说这样的医生是不是很让人佩服？
闲话少说，既然动了笔，就还是言归正传，说说今天的主题。
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讨论起来至少有三类：总量问题、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这三类问题，一类比一类层次更深。也就是说，如果总量问题总是得不到控制，那很可能是有深层次的结构问题；结构调来调去不得要领，很有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按照最简单的理解，总量问题大概就是初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所强调的那些问题：经济总量的增长，物价水平的变化，就业率或者失业率的变动，国际收支的平衡和不平衡等等。这些总量问题都有着特定的经济结构作为基础。忽略结构来研究总量，就是早期的强调总需求的短期分析，或者说就是早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为忽略结构，所以以此为基础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不可避免地忽略将在更长时间里发挥作用的结构效应，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因为追求短期效应而损害长期的经济发展。比方说，为了追求增长率而采取的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就很容易加剧中长期的结构失衡。
后来的宏观经济学变了。从方法上看，核心是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所谓强调微观基础，通常的说法是强调要把微观个体的选择考虑进来。比如说，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第一课通常都讲solow增长模型，这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因为像国民储蓄率这样的变量被假定为外生，而实际上，对个体而言，储蓄和消费是理性的跨时期选择的结果，因此整个经济的储蓄率也就应该建立在对个体的跨期选择的基础上。而接下来介绍的拉姆齐模型正是因为考虑家户的储蓄决策而把储蓄率内生化了。但仅仅说考虑总量指标是个体行为的加总是不太准确的。实际上，更准确地说法是，微观基础意味着考虑个体的理性选择和个体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均衡。实际上，最终进入宏观经济模型的个体选择或者说个体行为，是市场均衡条件下的个体的最有选择。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典型例子是理性预期。实际上，理性预期假说的引进，从方法上看，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反革命之后，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它假设进入微观主体理性选择模型的预期也会是理性的。于是理性预期被认为是对个体行为分析的一个修正。但实际上，在多恩布什等人的教科书里，介绍理性预期的部分，用的一个标题却是“理性预期均衡”。其中的道理是，和个体的预期是非理性（比如说是静态预期或者适应性预期）的情形相比，如果个体的预期是理性预期，则个体的行为将发生变化，由此因此市场的均衡也发生变化。而最终个体的理性选择究竟是什么，则要受到市场均衡时给出的约束条件（比如均衡价格）的影响。
那么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经济结构有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微观基础”问题，本质上就是结构问题。刚刚说过，个体行为的变化，会影响到市场均衡。每一个市场的一般均衡，都对应着一定的结构。
这就还涉及到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的总体行为，而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体行为。严格地说，这种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宏观经济学也会研究个体行为，而微观经济学也会研究经济总体的行为，比如一般均衡分析。二者根本的差别是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角上的，而不是研究对象上的。更加准确地说法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及其效率问题。很多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一开篇就讲经济学研究在稀缺世界中如何有效率地分配资源来实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其实说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所谓资源配置，就是既定总量的资源，如何分配到各种不同的用途上去，这其实就是结构的问题了。比方说，产业结构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全社会可用的生产资源如何配置到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上的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实际上就是既定的收入如何在各种不同的消费品之间配置的问题，贸易结构问题实际上就是开放条件下国内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gap问题。
另一个值得强调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或者说，经济结构是市场经济中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是政府可以直接调解的变量。在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甚至政府干预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调结构”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概念。我们之所以要在1978年之后搞市场化的改革，就是因为中央计划体制几十年的沉痛教训表明，有一小群专家或者官僚组成的中央计划当局，无论如何心忧天下，也无论如何英明神武，都不可能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这个问题与个人的道德无关，也与个人的能力无关。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因为对于整个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默示知识，即属于特定时间和空间、除非当事人身临其境亲身体验否则就不能获得的那些知识，因为编码和解码的困难，不能够低成本地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因此也就不能够以统一的方式，由中央计划者所掌握。换言之，中央计划当局必定因为不能充分利用以零散地方式分布在全社会不同个人头脑中的这些私人知识而犯错误，而且又缺乏一个好的纠错机制——我们不能想象发改委主任会天天公开做检讨，就像我们自己也不会一样。而市场机制的好处在于，它采用分散决策的方式，每个人都在市场上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决策，从而分散的知识得以利用，并且市场通过价格和利润机制，以优胜劣汰的方式（而非要当事人承认错误的方式）来纠正错误——坚持不承认并且改正错误的行为将遭到淘汰。
衮衮诸公口里喊着要调结构，潜台词不过是自己比市场更聪明，现在的结构之所以不够好是因为缺乏行政当局的有效调控。为这个idea张本的，还有一个在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中就出现的概念，叫做市场失灵。合起来的逻辑就是：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调控。这个逻辑类似于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三忘了，让两位诗人朗诵诗歌，谁朗诵得更好，重重有赏。第一位上来朗诵了一阵，国王觉得有点太差了，于是手一挥，不用比了，直接赏给第二位好了。其实我们不妨弱弱地问一句：第一位水平是臭，但这也不是认为第二位就不臭的理由吧？因为市场失灵就断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大概就是这个逻辑。政府认为自己比市场更高明，因而可以把结构调整更加合理的结果，无非是最终市场再追加一个成本把结构重新调整一次而已。毕竟，市场规律是不会因为政府的调控而改变的，就像物理学家或者工程师没有办法取消万有引力一样。
那么如何看待现实中的结构问题呢？现实中的结构问题无疑是非常突出的。寻找原因的思路无非是两种：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如果我们将结构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那没什么好说的，继续加大政府干预的力度，继续扭曲市场体系，扭曲价格，扭曲竞争机制好了。如果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一方面来寻找原因，那就要问，为什么市场化改革不能到位？或者说，为什么行政权力会如此之深地介入市场的运作？考虑到政府行为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进一步的讨论就指向了决定政府行为以及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制度条件了。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整个经济系统来说，制度最终也是内生的。至于制度由什么决定，那就不是这一篇blog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