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的不是闲天,聊得是历史、是现实


 

我们沿着朝阳公园西门的那条安静的小路慢行,我说,冠中,以后咱俩还得常见,这样聊聊天多好!冠中嬉嬉乐着,当然,要常见的。冠中的朋友则在一旁插了一句:北京就是这点好,可以找到人闲聊,我也乐了,是啊,我说,倘若北京没有了可以闲聊的人,我们这等人估计都得住进疯人院里胡聊了。

    我与陈冠中每年都要找一时间凑一块聊天,完全没正事,就是瞎聊。

    我喜欢冠中身上不自觉流溢出的那份飘逸与优雅,在我的朋友中,可以名副其实称得上温文尔雅的独冠中莫属。我初识冠中是在九十年代初,那天我与查建英有约,结果见面时她身边还站着一位笑眯眯的男人,当时就觉得这男人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透出一股难得一见的飘逸,假如不是与我一般无二黑头发黑眼睛一准会误以为他来自英伦岛国,结果一问,此人果然年轻时曾就读于英伦,那时我还想,英国那地界好生了得,出来的人都沾了点贵族绅士派头。

     冠中那天穿着打扮有点怪异,一身粗麻的西装在风中晃荡,人亦颇显懈怠了,但神奇的是,这种懈怠之感出现在冠中身上却荡漾出另一番情趣———飘逸洒脱,有出世之风。我们游走在长安街上,慢悠悠地聊着闲天,文学、政治还有电影,小查告我说,冠中除了办过一份在香港名噪一时的杂志《号外》之外,亦写过小说、剧本,还拿过什么奖,听完介绍我再瞅冠中时,似乎又从他身上嗅出了点旧式文人的味道。

    每每见冠中我总会有一个疑问,何以一个人可以温文尔雅到处变不惊的程度,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里,微笑起来又是那么的温和慈祥,我总会奇怪,这个冠中,他发出火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一天,我们的朋友陈建勋告我说,他与冠中共事过多年,从来没见冠中急过,他最愤怒的表达方式是:你怎么能这样?我听后仰天大笑,冠中则坐一旁嘿嘿直乐:那里有,冠中说,你们是没有看见,我也有很吓人的时候呢。

    那么什么才是冠中“很吓人”的样子呢?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幕的发生,但很遗憾,这一幕迟迟未到,所以我的期待每每落空,最后还是一个结论:冠中温文尔雅。

    我偶尔会与冠中通话,可他总是告我现在国外,后问,才知他参加一个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经常要出国考察,我说你真是幸福,总能借一差事出国旅游,他认真听我说完,又是一乐,那里有。他总是说这句话。

    前一段我拨了几次冠中的电话,不通,后来总算联络上了,约了今天中午的聊天之宴。我们去哪吃,你那还是我那?他在电话中问。我知道他那里上等的餐厅星罗棋布,不像我这里都是一拨趁火打劫的货色,但我藏了一份私心,省得我出溜一趟,就将他约到了我门前的安妮意大利餐厅。

     一见面握手示意后冠中问,为什么约这家?我笑说,我们这一带就这家还有点小资情调,环境尚可,好聊天呀。我送了他一本我的小说《六六年》。

     先说了一些闲话,冠中说今年他基本在国外,挺忙。我告他这让我羡慕。接着聊起了我的小说,冠中说真没想到这本书还能出版。冠中的朋友则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书名还能保留。我说中途是出了一点小意外,但最终在潘社长的努力下顺利出版了,所以我心存感激。

     我顺带说起在我微博上曾经展开的一场关于文革的论战,我说现在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文革发生过什么,竟然还有人叫嚣着要再来一场文革,杀了那些贪官,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搞文革是正确的,可那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那时哪有贪官一说?国家那么贫穷,百姓口袋无钱,经济体制又是公有的,就连当官的亦只能保证温饱而已,何来贪腐一说?冠中叹了一口气,文革历史年轻人都不知道呀!

    冠中的朋友在一旁说,所以现在许多人关注在重庆发生的事情,那不是文革搞过的那一套吗?我说:是的,那里正在蔓延着文革的遗风,只有经过文革那个年代的人,才会一目了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文革的历史。

     我们又聊起一位艺术家,他的“被失踪”一直让我牵挂,按说他被控后已然超过拘押期了,如果不起诉再继续呆在那儿是违法的。中国有法吗?冠中的朋友突然问我,我哑然了。我念叨了一句,不知他是不是吃了苦。冠中忽然插了一句,我看到外面的报道了,说是他夫人去探望了他一次,只准见十几分钟,他对夫人说,在里面,我没有受苦,每天还有人给我量血压。冠中说,他夫人在接受采访时还说,说出这些话来时,他表情平静,这种表情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听着内心有一种隐隐的疼。我告诉冠中,就在他“被失踪”前两天,我们还见过一面,甚至约好下次在不忙时一块吃顿饭,好好聊聊天。那天他拿着我的书,问:咦,王斌,这个年代你还能静下心来一本本地写书,你是不是打了鸡血了?每次见你都那么亢奋。我笑说,唯在写作时,我是安静的,写作是我的安定剂。他说最佩服的人就是写小说的人。我当时心想,这种心态或许是承继了他诗人父辈的传统。那一天,我们都感叹今世之人太浮躁了。

 

    为什么还不判他呢?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有罪?冠中的朋友突然愤激地问?冠中说,现在在国际上,最有名的五个中国人中,他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有名,他的“被失踪”,使得国外各大媒体都是头版头条刊登报道,连国外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这个名字。如果他一直“被失踪”,弄不好下届的诺贝尔奖就是他了。

    会吗?我问。

    搞不好,他影响这么大,冠中认真地说。我大笑了起来,这可就太有趣了,我说,假如真是连续两届由中国人来领受诺贝尔!

    一个女服务员出现在我们桌旁,腼腆地说,这是你们的书吗?我有个朋友喜欢看书,我能看一眼吗?我们说没问题,你看吧。

     当时书名是翻在桌面内里的,她从桌上小心地拣起,翻了起来,我问:你知道“六六年”是什么意思吗?

    六六年?她惊讶了一下,再看名书,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知道,她说,我们在学校时没学过。

    哦,现在的学校教育呵!我感叹了一声。冠中的朋友急忙向我挥了一下手,示意我不要再说下去了。你说多了,会打击她的自信心的。她说。我点了点头,心中有些忿然。

    你看,我说,这么敏感的一个年份,我们这代人只要一提六六年,无人不晓,可无须解释,可是年轻人却一脸的茫然,不知所以。

     什么时候才能让中国人知道这段历史呢?冠中问,但更像是在自言自语。这是我们中间任何一人都无法回答的。

     历史还在沉默!

     所以你这本书很重要,它起码让人知道了这一段历史。冠中说。

     可是微博上还有人高呼要查禁《六六年》,说这是胡编乱造,中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说。

     会这样吗?冠中问。

     是真的,还不只一人说过。我说。

     历史何时才能发出它的咆哮之声呢?我心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