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企业创新的压力机制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其动力机制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创新的风险依然巨大

　　如果说创新以前是中国企业的一个漂亮的口号，那么现在已经变成真真切切的生存压力。

　　表面看来，金融危机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分水岭。全球经济衰退，外需急剧萎靡，中国的对外经济部门自然会陷入困境。但从全球竞争环境变化的深层次因素看，即便没有金融危机，这一变化也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资源等价格上升，人民币汇率上升，消费需求的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来自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升级，等等，这些因素的趋势性变化不可阻挡，都迫使中国企业向创新寻求出路。金融危机只是加快了这个进程。

　　为什么不创新

　　中国企业是被“逼”到创新的份上了。创新本是个好东西，不管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都意味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赚取更为丰厚的利润。然而，在中国，创新又是格外的难，使得大量企业和企业家望而却步。

　　企业的一个基本特性，是以当前的各种要素投入，来生产面向未来的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千千万万买家随时变化的需求，不断进步的技术，四面八方的竞争对手，难以预料的制度和政策变更，以及其他诸如“9·11”和禽流感等不可知的因素，等等，以致于在正常的运营中，企业都可能犯有大量的错误：企业组织出错、战略定位出错、要素定价出错、激励机制出错，等等。我们不难想象，在这个过程中要实行打破常规的创新，是何其艰难。

　　世界上的企业，都会面临以上种种问题，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创新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呢？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商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得创新缺乏动力机制。具体表现在：

　　——未来的不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制度和政策环境。民营企业依然没有充分的产权保护，对未来患得患失。而创新是对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投资，需稳定的制度和政策预期。民营企业在许多领域遭遇的“玻璃门”，以及近年来的“国进民退”趋势，充分说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创新成本高、风险大。风险包括两种，一种是创新失败的风险，一种是创新被仿制，即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后者更为严重。

　　正因如此，民营企业的行为倾向于短期化，不敢做长期的打算，而创新必然是需要长期谋划和实施的。国有企业更是如此。历史和现实早已充分证明，国企的高级主管没有长效激励机制，所以不会支持充分的创新。他们由政府任命，有特定的任期，其主要的目标函数，往往是自己的升迁机会，而升迁机会往往不取决于创新的成果，或者等不到创新的成果。这必然与企业的长期绩效有很大的出入。

　　既然国企和民企多年来在创新方面不见显著成效，有不少人提倡由政府主持创新。事实上，很多地方早已付诸实施，在国家提倡“自主创新”以后更是如此。然而，这是一条更加充满风险的路。政府主持创新，存在着比国有企业还要多的问题。在创新方面，政府主管既不比国企主管更有动力，也不比国企主管更有能力，而且，其收集和处理市场信息的速度和效率更远远不如整天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企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经济的最近十年强劲增长的原因，并非创新，而恰恰是因为找到一条可以暂时替代创新的捷径——海外市场。

　　一般而言，一个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过程，包括前期调研、了解市场、设计产品、品牌推广、寻找销售渠道，等等。由于中国经济的制度环境很不完善，导致这些环节的成本巨大而收益很不确定。而外向型经济，适时地给中国的大量企业提供了一片“坦途”，只需要接受订单，按照订单生产、发货，而把其他环节都甩给海外的企业。这里的代价，就是利润的大部分被海外公司获得，出口企业可以因此得到非常稳定的收益。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更是如此。由于国家替企业规避了汇率风险，更加增加了其收入的稳定性，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资源向外需倾斜，造成了中国对内、对外经济部分的失衡。

　　现在世易时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极为重大的变化。“春江水暖鸭先知”，众多中国企业都深切感到，创新似乎已经成为生存压力下惟一的选择。问题是，创新就一定有出路么？

　　答案是：不一定。尽管环境的变化导致企业创新的压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上面论述的动力机制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创新的风险依然巨大，而收益依然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困境，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企业的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在这里，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作出制度安排和确立所有权最为关键的因素；政府既可以保护有效的制度，也可以破坏有效的制度，从而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

　　所有政府都有两个倾向，一方面，它具有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动机，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愿意在此前提下改善制度，以使税收增加。不过，政府这两个目的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因为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世界经济历史和现实中大量无效率的经济体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们无法调和这两种冲突。

　　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应该何去何从？

　　创新的主体非企业不可，但创新的环境必须由政府提供。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舞台不好，戏就唱不好。在中国，企业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竞争是创新最为重要的驱动力。现在，企业的生存压力已经不断增大，政府无需、也无法鼓励或者驱使企业进行创新。创新必然是一个自主的过程。政府要做的是提供条件，保护这个过程，其核心内容是普遍地保护参加竞争各方（包括潜在的进入者）的权益，而不是保护某些特定的利益团体的权益，更不能与民争利。具体措施至少应包括：

　　——提供可信的、稳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令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有长期的盈利预期。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这样，人们才愿意投资从事创新。

　　——提供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冒牌、仿造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已经成为阻碍中国企业创新乃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毒瘤，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本来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却一直付之阙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对于侵犯产权的企业纵容包庇。侵权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自然容易泛滥，甚至把创新者挤出市场，因为他们无需花费巨额的创新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能与民争利。这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政府转变职能，政府从生产型领域退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守夜人”。无数事实证明，政府一旦从裁判员变成运动员，则没有一个运动员能与之匹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创新，而是搞好政府关系，甚至变成政府附庸，不但失去其创新的压力与能力，更会借助政府势力打压其他的正常企业。

　　其二是完成未竟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受到政策保护或者享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同样是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往往不在其创新能力，而是政策赋予它们的特殊地位。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也足以使得创新窒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第一位的是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让国企和民企在同样的环境下优胜劣汰，第二位的才是国企的治理结构。只有让创新成为决定竞争成败的主导因素，才能提升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