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原刊本
贺宏亮
几年前，读到陈福康先生《也谈校勘周作人文的工作》（《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21日）一文，对钟叔河先生校勘周作人文的工作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关于《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福康说到：
“我发现周氏汉奸期间有好些妙文却未收入。编者在《凡例》中说，书中所收包括演说词、应用文等，但又巧妙地添上一句：“公务性质的文字和讲辞不收”。这样，周氏在汉奸时期公开发表的《关于华北教育》的广播讲辞（内容歌颂“友邦之协助”，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在大汉奸汤尔和追悼会上的致词等等，还有《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东亚解放之证明》等等大作，便大概都以带有所谓“公务性质”而割爱了。然而，周氏当年还有《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汤尔和先生序》等文章，都谈不上“公务文字”，而是公开发表的正经、标准的序文，而且有的在《类编》之前已经被一些周氏“集外文”文集收入了，《类编》为什么不收呢？这岂不成了“周作人热”中的憾事？看来，这大概是因为编者意识到这类妙文实在有损于周氏的“形象”，所以有意不收了吧？”
陈福康的批评有道理。
就我个人看法，现时校勘知堂文用力甚勤的两位，止庵所出误植较多，而钟老先生似乎有意回护，叹叹。
2009年，钟叔河编校修订的十五巨册精装本《周作人散文全集（附索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广告语中说：全辑录凡十四卷，近七百万字，收录了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内容不仅涵括了此前出版的主要周作人文集——《周作人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还有近一半为集外文及未刊稿。多文为首次面世。
我没有购置这套价格昂贵的书籍，因此也不知道周氏当年《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等文章是否全文照录。不过，我找到了《古今》月刊第四期上《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的原刊本。读过之后有两点感受。
第一，这篇文章看似说汪，其实是他的自辩。知堂用的词语都很高级，“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名声”、“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我想，知堂在这个意义上，并不认为自己出任伪职的选择和做法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投降派，近年的历史学研究对北宋的“澶渊之盟”提出了新看法（参看《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而章诒和最近关于重评汪精卫的言论也引人侧目（章诒和在其新作《四手联弹》中谈及汪精卫，欣赏他的才情之余，对其政治态度，有如下的评价：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
历史的是非曲直确实不如黑白二色那样分明，对错价值的判断可能永远也纠缠不清。而我想看到的，仅仅是，那些没有被修改过的历史的原始材料。
贺宏亮
几年前，读到陈福康先生《也谈校勘周作人文的工作》（《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21日）一文，对钟叔河先生校勘周作人文的工作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关于《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福康说到：
“我发现周氏汉奸期间有好些妙文却未收入。编者在《凡例》中说，书中所收包括演说词、应用文等，但又巧妙地添上一句：“公务性质的文字和讲辞不收”。这样，周氏在汉奸时期公开发表的《关于华北教育》的广播讲辞（内容歌颂“友邦之协助”，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在大汉奸汤尔和追悼会上的致词等等，还有《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东亚解放之证明》等等大作，便大概都以带有所谓“公务性质”而割爱了。然而，周氏当年还有《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汤尔和先生序》等文章，都谈不上“公务文字”，而是公开发表的正经、标准的序文，而且有的在《类编》之前已经被一些周氏“集外文”文集收入了，《类编》为什么不收呢？这岂不成了“周作人热”中的憾事？看来，这大概是因为编者意识到这类妙文实在有损于周氏的“形象”，所以有意不收了吧？”
陈福康的批评有道理。
就我个人看法，现时校勘知堂文用力甚勤的两位，止庵所出误植较多，而钟老先生似乎有意回护，叹叹。
2009年，钟叔河编校修订的十五巨册精装本《周作人散文全集（附索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广告语中说：全辑录凡十四卷，近七百万字，收录了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内容不仅涵括了此前出版的主要周作人文集——《周作人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还有近一半为集外文及未刊稿。多文为首次面世。
我没有购置这套价格昂贵的书籍，因此也不知道周氏当年《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等文章是否全文照录。不过，我找到了《古今》月刊第四期上《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的原刊本。读过之后有两点感受。
第一，这篇文章看似说汪，其实是他的自辩。知堂用的词语都很高级，“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名声”、“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我想，知堂在这个意义上，并不认为自己出任伪职的选择和做法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投降派，近年的历史学研究对北宋的“澶渊之盟”提出了新看法（参看《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而章诒和最近关于重评汪精卫的言论也引人侧目（章诒和在其新作《四手联弹》中谈及汪精卫，欣赏他的才情之余，对其政治态度，有如下的评价：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
历史的是非曲直确实不如黑白二色那样分明，对错价值的判断可能永远也纠缠不清。而我想看到的，仅仅是，那些没有被修改过的历史的原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