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中国官方研究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都来自高干子女。其中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达2万多亿。他们依靠家庭背景权力垄断金融、能源、邮电、地产等领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进行获利。

对此，我们除了省略N个字外，也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了。陈凯歌就曾经这样评价他当年接触的这批“贵族”同学：“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在马背上得到的。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利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所谓“天生的革命者”、“高贵血统”、“思想纯洁”等现在都一概兑换成了沉甸甸的印有老毛头像的人民币。拿着人民币要为人民鼓与呼，这担子可不轻。

如果说拿着国民的血汗钱为国民说话做事，这买卖不知道有又有没有人愿意做？现实情况如此，我们也只能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强盗和狼之间的尔虞我诈上，毕竟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运动就是这么产生的。再说本人不主张阴谋论，我们只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把xx说过的话记录在册然后一一对账即可，最后才表达想法和行动。

Xx党原本就不能一概而论，按张鸣老师的说法，狼爸之间都咬到眼红，狼儿子之间能有什么真正的友谊？况且“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这样的说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比方说，原化学工业部生产办公室主任秦仲达之子秦晓；彭真（原名傅懋恭）四子傅洋；原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刘建德的儿子、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这三人作为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虽职业不同，但一直忧国忧民，尤其是对于政治改革都有自己深刻的见解，或疾呼、或奔走、或立法，不由得不让人对此三子由衷佩服。看来革命后代还是传承了一些革命的气质与风骨。
有真自由、大自在的刘亚洲将军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文采远胜家宝，政治改革的豪言也更为有力：“深信中共没有退路，十年内必向民主转型。”、“农村不搞政改革命迟早发生。”等振聋发聩之声经常见报于国外媒体，国人可能很多还不认识刘将军，有人误以为他为刘亚楼的儿子。对于一个愿意做自由思想殉道者的人来说，应该不会教育自己的士兵把枪口对准国民。

以“不吝批判政府”为信念的秦晓最近频频发表文章呼吁中共要进行政治改革，以下是他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发表的一些最新言论，摘取一二以飨观众。

关于改革

“中国过去30年赖以增长的红利将在未来30年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在历史关口，重新开启改革议程的时机已经到来。”

“中国改革的瓶颈，必须突破。中国正在走向现代性国家，而一个现代性社会需要三个支柱：第一个是经济，我们应该朝一个好的完备的市场经济发展;第二个是法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法治体系去支持企业经营，这个市场不可能是好的;第三个是精神，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模式或制度是不行的，什么制度和模式是更好的。只有经过改革，才能牢固树立起现代性社会的三个支柱。没有改革，就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现代性社会。”

什么制度才是好制度

“衡量制度好不好，经济增长不是唯一的指标。”“评判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是只用经济增长为标准?经济增长是以什么为代价达到的?经济增长最终是为了什么，为谁而增长?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不是公平的?”

“贪污腐败、环境破坏、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也是不能用发展速度来遮掩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如果人最终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好处的话，发展速度再高也没有意义。”      
转变政府职能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学习的是‘发展主义政府’的‘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和要素价格的管制，而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还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但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建立以后，政府就要适时转型。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必然破坏价格机制,破坏资源配置,也容易造成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可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并没有完成政府的转型，仍然习惯使用行政手段硬性干预市场运行，这孕育着巨大的风险。”

如何转变

第一，政府应当转变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经济应当从政府导向的经济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需要政府做的仅仅是提供必要的公共品，而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经济。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换，为中国建设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关键。

第二，要放开要素价格，土地、劳动力、能源、自然资源等要素逐渐实现价格自由化，否则要素价格将会严重扭曲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资本价格，当前资本账户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汇机制，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比如给定一个真实的浮动区间，引入市场因素使得真实汇率能够被发现。

第三，国有企业要让利于民。国有企业应当是由整个国民共同所有的，而不是仅仅由政府所有。目前，国有企业的利润往往是上缴给政府，这一点是与国有企业宗旨相违背的，中国国民应当从国有企业中获得收益。

将国有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民中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移到社保基金;第二是将其转移到资本市场中。

上述言论处处说到点子上，言犹在耳，却很少有人把这一番逆耳忠言听进去。

1979年就进入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的傅洋对“文革”砸烂公检法应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他投身到相关经济立法的工作中，直到九年后转行做律师，创办了康达律师事务所，他几十年的法律职业生涯的沉重感悟是“中国的法治之路，非走不可，别无他路”。傅洋说，“最大的腐败是公权力的滥用。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结论。”什么是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且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必须体现在健全的法治保障上。

看完了介绍，国民或许会疑惑：原来体制内的人也会思考，也说真话？其实单个的看待这些人也是正常的人，也有具有人性。所以，我们不能一竿子把所有人都打死。尽管由于身处体制内的缘故，这些人具备他人很多无法拥有的先天优势，但是家族的兴衰伴随着国家的动荡与振兴应该让他们更加了解目前体制的弊端，更加让他们具备了改革的长远眼光。我们当然希望革命后代能继续发扬革命精神，奉献在前、享受在后，不遗余力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跨过当前这道从没有跨过的民主和自由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