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沿着谁为我们设计的道路前行？是第一任领导人毛泽东？还是第二任领导人邓小平？是第三人领导人江泽民？还是第四任领导人胡锦涛？

　　我们习惯于说“团结在以XXX为核心的XXX周围”；我们习惯于对前辈歌功颂德，即使不是前辈，而是现任领导人，都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歌颂，似乎就是无所不能，不会犯错的精英中的精英。

　　连以家天下的独裁统治著称的古代帝王，都要在遭遇天灾人祸，或者外族入侵难以抵挡的时候，颁布“罪己诏”，通常，罪己诏不是面对普通百姓的，而是以天之子的名义，对上天的忏悔，本质上更多的是装装样子罢了。虽然如此，但感觉奇怪的是：不管自然灾害还是外族入侵，中国已经有近百年没有最高执政者颁布的“罪己诏”了。

　　也许指引我们前进的是根本就不会犯错误的精英中的精英，或许我们是在以权利蒙蔽大众，在文过饰非，或许我们确实认为，我们走的刚好是正确的道路，问心无愧。

　　但是——我们真的是自己设计的道路吗？

　　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围剿、长征、抗日以及国共战争的基础上取得的。同时，那些一直在虎视眈眈于中国庞大的市场，丰富的资源的列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殖民的梦想。不管是在国共战争之前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侵略军还是站在国民党后面为其撑腰的美国。

　　在那之前的近千年中，外资一直对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垂涎欲滴。

　　在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美国由于二战中的优势地位，同时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领域针对世界的统治权，政治上有联合国，经济上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世界贸易组织、文化上有好莱坞、有基督教、金融上有布雷顿森林体系。

　　战争留给世界的创伤，不管是在欧洲大陆，还是亚洲大陆，到处都有美国人带着美元和枪炮的影子，历史谓之“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政治上称为经济复兴计划。

　　从50年代初-70年代末的中国的30年间，是处于焦虑浮躁中的。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借鉴欧洲模式，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或许在那之前的很多年开始，为中国设计未来行走道路的就不仅中国人自己，更多的是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

　　1980-1981年，两位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家，即波兰的布鲁斯(W.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Ota Sik)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是世界银行的影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然后探索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再从后动乱时代到互联网时代，以至于当下的低碳环保时代，中国就直接效法美国。

　　但从本质上讲，不管是东欧模式还是东亚模式，都带有在经济复兴计划中体现的美国力量以及美国话语权，那力量的核心，一个是北约的军事威慑，一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形成的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被好莱坞的主旋律影片包装，向世界倾销，幕后导演都是美国。

　　中国处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中，错误的是没有坚定地执行民族主义道路，没有坚持自给自足不动摇，而单纯停留在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亢奋状态以及为共产主义塑造美好形象的阶段。

　　直到尼克松时期，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势力，用美元“挤兑”黄金的方式让美国第一次破产，而撕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又抓住了石油，策动了发生在中东的那些战争，直到里根时代，美国用广场协议遏制了日本崛起之路，并几乎停滞十多年，原地不动。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发展速度令人惊叹。

　　不客气地说，那不是拜国际化的改革开放所赐，不是靠国际力量施舍与援助来的，而是靠中国人“砸锅卖铁”，用祖先历史积蓄以及寅吃卯粮地用子孙的资源，连同现世百姓的辛勤劳动换来的。

　　但中国的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到让人难以想象，比如美国利益的直接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各种多边与双边的会议，都将中国紧紧围困。其中随时隐含着美国与欧洲利益集团的影子。

　　回到中国近60余年的发展历程：

　　建国之后，中国确实走过了团结一心搞建设的日子，但从某种角度而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之间就暂停了。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强制下加入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也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除国家不包工资分配外，合作社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区别。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1958年7月，毛泽东又号召把高级社合并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土地、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资料都归“政社合一”的公社统一调配。

　　所以朝鲜战争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随后苏联的领导人更替与反目让中国失去了最大的盟友与带头大哥，偶像倒戈了，中国只有靠自己了。在那个时候出现了躁动。

　　然后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虽然那分歧被强势的毛泽东统一了，思想分裂却一直没有愈合，不管是貌合神离还是阳奉阴违。形成了内乱的根源，内乱之后就放弃了民族化而扑向了国际化的怀抱。

　　从民族化向国际化的转变的几十年间，有一点没有变化，那就是浮躁！

　　不管是内部的大跃进，还是重大分歧，或者是对外来的思想、资本与文化的全盘吸纳。虽然那遵循人在本性上对利的追求，但在管理与团结统一方面却是节节败退。

　　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退、市场进的改革，是意识形态退，资本主义进的改革。

　　虽然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以后，某些对改革不满的“理论家”、“政治家”曾经提出过反思，把出现的经济政治动荡归罪于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改革大辩论。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 以后，继续进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浪潮。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的决策者受到了国际势力的压力才做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策，更确切地说，是贪婪心态导致的，不仅是入侵的新殖民主义的贪婪，是执政党以国家利益为旗号，通过为外资出让更多的利益而得到的私人利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婪，甚至包括来自民众的，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索求的贪婪。

　　执政党作为政府的管理者，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出现了原则问题上的缺失。作为国家利益的守护者，不惜放弃职责、内外勾结；作为民众利益的管理者，执行的却是旁听了一些理论原则的皮毛；将国家利益以廉价的资产的掠夺，而且很难再坚持。

　　从实业到金融投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外界的诱惑与刺激，想安于现状的难度越来越大，财富仅仅是个数字，为了得到财富，什么都可以出卖，出卖了之后就讲主动权、控股权、话语权、定价权之类的东西拱手相让，不仅如此，而且制度、模式、决策等方面更是被外资控制。

　　如此，全盘西化以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式，悄然变换了城头的大王旗。

　　很多人认为现在再去争论“姓社与姓资”的问题，追究改革开放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去争论民族化由于国际化谁更符合中国未来发展利益最大化，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

　　但有些事情我们总是需要去面对的，比如，如何去面对以往的列祖列宗的问题，如何去面对后世子孙的问题。

　　重要前提就是认清：我们究竟是沿着谁给我们设计的道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