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大势：要清醒审视内外变局
在发展中既要积极，又要冷静，一定要用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眼光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紧密，不对形势过于乐观
朱 敏(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进入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从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当前经济，您认为主要会有哪些问题？是否存在更大的隐患和风险？
任玉岭(国务院参事、研究员，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现在的经济局势，我认为需要客观地看待，客观地分析。首先看国际形势，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有些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虽然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美国已采取了两次量化宽松政策，但并没根本解决危机风险。
最近仍有人在讲，美国2011年还会有一些企业濒临破产，仍有可能出现更多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再看欧州，一些国家债务危机依然严重，已经给市场带来很大影响。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紧密，而且产品市场对欧美的依赖仍然较大，出口贸易恢复较难。基于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可对形势过于乐观。我们的发展，既要充满信心、积极努力，又要敏锐思考、冷静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尤其对通货膨胀要防备有力。
朱 敏：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如何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与世界分享经济成果？
任玉岭：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中美达成四十余项协议、备忘录、意向书等具体成果，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会有所改善，特别在经济合作上将以新型伙伴关系出现在世界上。我们和欧盟尤其是德国的关系，也同时有了很大改善。
另外，近几年我们高度重视与东盟、非洲、南美的贸易发展，市场已经不像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那样局限。同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合作，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增添了机遇和力量。当今世界形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孤立发展的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
朱 敏：就国内来看，客观而言，目前中国经济整体发展走势有着诸多积极的因素，各地的发展劲头和积极性也值得肯定。但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地面临着一些无法忽略、必须正视的问题，深刻地制约着中国经济。
任玉岭：当前制约中国经济有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是资源紧缺问题。要持续发展，就必然要有大量资源作后盾、作保障。但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资源已经严重不足。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铁矿石进口大国、木材进口大国、大豆进口大国，钾肥进口大国。然而，中国一方面资源匮乏，另一方面资源又过度消耗，这是值得重视的。
二是内需不足问题。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模式又得以强化。结果使中国的内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新兴市场国家。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高度重视对国内市场的开发，采取了很多措施启动内需，但由于收入的过分悬殊，广大百姓收入较低，致使内需启动遇到了较大难题。2010年通过补贴办法促使家电下乡，但至年底也才完成原计划的1/3。由此可见，内需的难以启动也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
二、突破瓶颈：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当今的经济发展，存在“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只有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好瓶颈问题，赢得更好、更快发展
朱 敏：资源紧缺、内需不足这两大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从总体上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任玉岭：中共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特别是五中全会，已高度关注到资源紧缺和内需不足问题，并对解决这两个问题做出了部署。尤其五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体，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认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只有全面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节能减排，低碳发展，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这样做了，可以缓解资源紧缺，降低环境污染。但是，转变发展方式远不止这些内容。
朱 敏：根据您的调查和研究，为了不让那些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痼疾愈加严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该还有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
任玉岭：至少有“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应该纳入到转变发展方式中。
“七个不能持续”是：一、依靠国外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久；二、依靠农民工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久；三、产品技术落后、附加值太低不能持久；四、对国外技术依赖度过大、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久；五、粗放经营、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久；六、二氧化碳排放过高、耗能过大不能持久；七、污染环境、损坏生态严重不能持久。
“八个必须转变”是：一、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二、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三、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分化率过低必须转变；四、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尼系数过大必须转变；五、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六、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必须转变；七、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八、文化发展重视不足，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
朱 敏：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应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又该怎样去转变？
任玉岭：我前面谈到的内需问题突出，这实际上与收入差距过大和城乡差距过大有直接关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外需衰退情况下，就一定要开拓和依靠国内市场。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这么多人都有了较好的消费能力，我们今后的发展就会大有希望。从这点讲，调动内需才是发展的最大战略。
朱 敏：对如何能把内需调动起来有何高见？
任玉岭：关键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也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收入。中国从1994年起，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就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到2010年已经接近0.5。这同欧州、日本基尼系数为0.24—0.36相比，贫富差距要悬殊得多。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仅造成很多低收入阶层生活压力逐渐加大，而且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和动荡。2010年发生的六起校园血案和富士康工人连续13人跳楼，都已反映出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我们转变发展方式中，一定要把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的解决摆进来，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通胀治策: 建CPI统计新体系
只有建立独立的基本生活品CPI统计体系，中央才能及时了解基本生活品的通胀情况，才会有消除通胀水平的紧迫感，才能更好地运用调控政策
朱 敏：2011年1月份的CPI已经公布，当前中国面临最突出的压力仍是通货膨胀。春节刚过，央行就展开频繁动作：先是加息，后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您是怎样看待当前通胀情势的？
任玉岭：应对物价膨胀应成为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通胀是新兴市场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情况，现在中国的物价通涨也是在一定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例如国际粮食价格攀升、石油价格增长都不可能不对中国产生影响。再说半个世纪以来整体物价一直都是上升的，局部下降那是暂时的。
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因为对一些资源的需求量大，所以往往进口什么，什么产品就涨价。在进行国际贸易谈判的时候，我们往往处于下风。世界现在人口在不断地增加，气候异常，粮食减产，导致国内的价格上涨，这已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走向。
朱 敏：作为政府，要让中国渡过通胀难关，此时的第一要务是什么？
任玉岭：中国政府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是，在农产品、粮食、蔬菜、副食产品的价格控制方面，要有高度的警惕，要有有效的措施。因为中国广大百姓的收入并不高。
我们推出个人所得税的时候，第一次是1600元，三年后是2000元，1600元的时候可以纳税的人口占21%，2000元时候可以纳税的人占20%左右，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年收入在2.4万元以下。当今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多美元的情况下，相比之下普通百姓的收入是较低的。大陆没有像香港那样，GDP和工资增长保持统一速度。
在大多数人收入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食品价格急速攀升，是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为这是一个民生的大问题。一是粮食、蔬菜、油盐酱醋、肉蛋奶等食品价格同汽车价格不一样，就全国来说，90%以上的人还没有轿车，汽车怎么涨价都影响不了大局，但食品就不一样子，这是人人需要的东西，它的价格上涨影响的是全社会。因此，要坚决抑制基本食品价格的增长。
朱 敏：现在群众对一些食品特别是对多种蔬菜价格的高涨已经是深感难以承受了。但是有关统计数字反映出的情况CPI还在5%以下，被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您对此有何看法和主张？
任玉岭：我在家里是经常要去买粮买菜的，这两年我感受很深。且不说“蒜你狠”、“豆你玩”一类的特殊食品价格的高涨了，就以最普通的黄瓜为例，北京两年前，供应旺季，黄瓜大多都不会高过6角钱，而今不管淡季和旺季都难找到1.2元以下的黄瓜了。我家门口有一个杭州小笼包子铺，2009年是三元一笼，2010年涨到4元一笼，2011年又涨到5元一笼了。在控制食品蔬菜价格方面，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对抑制这方面的通涨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实际生活中，这方面的通涨远不像统计数字公布的那么低。当然现在的统计CPI，是一个多种商品的平均值，可能掩盖了食品、蔬菜价格上涨的严重性。
基于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对食品类的CPI建立单独的统计体系，对其单独核算单独管理、单独公布。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政府部门更及时地了解食品、蔬菜的通胀情况，才能增强抑制通胀的紧迫感，才能更好地运用调控政策，而不致因用平均CPI的数据麻痹人们的思想，误导高层的决策。
四、房地产：把握服务方向是关键
关键是要端正住房建设的服务方向，作为一项公益性产品，应该满足刚性需求一族的要求，但是现在真正的刚性需求却被高房价给淹没了
朱 敏：在中国，房地产已成为一个纠结各方利益的政治问题，其深层次矛盾可谓错综复杂，高层是否有勇气和谋略直面既得利益的阻力？究竟如何破局？
任玉岭：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我极度反对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枪手言论。例如，以“市场决定一切”为由，指望“房价还会再涨几十倍”，以及“中国房地产就是要暴利”，“就是要为富人服务”等说法，这是严重遗背国情，是与中央“住有所居”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还有的说什么“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没必要马上买房住”，这实属转嫁矛盾掩人耳目。我做过调查，刚毕业的大学生人家没有马上买房住，城市里的孩子大多数还和父母住在一起，高房价不是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推高的。这样的转嫁言论是不公平的，很谎谬的。最近某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说：“上海是全世界的上海，上海的房价应该和国际接轨，不应该以承受能力为标准。”还说“80后男孩子如果买不起房子，80后女孩子可以嫁给40岁的男人。80后的男人可以40岁再娶20岁的女孩子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是何等的奇谈怪论！
房地产改革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了！社会上很多维护房地产高价的谬论，都是既得利者的观点，大家不要一听到舆论就相信，有的舆论用词是在刻意地阻碍和打击的改革的步伐，一定要警惕！
朱 敏：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些知识分子也被既得利益化了，并不像鲁迅那个时代敢于直面社会的黑暗，已较很少有主流的声音敢于同既得利益者博弈了。
任玉岭：也不尽然，应该承认这方面的博弈是激烈的。代表百姓利益的声音也还是有的，要不然中央为什么还在不断出台政策加紧推进棚户区改造和廉租房建设呢？现在的问题是在房地产方面，既得利益者利大钱多，用钱说话、替钱说话、为钱说话的人的确大有人在。如前面所举例子那样，真的把这个领域搞得乱象丛生、混混沌沌了！
以我看，要解决好“住有所居”，还是要从理论上解决住房的属性问题。马列主义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如果按照“执政为民”的宗旨，按照“把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考虑的话，住房问题是应该有其公益性质和政治意义的。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按孙中山的说法，凡是和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都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远在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关心百姓住房问题。从革命时期到建国初期，从改革开放直至现在，一直都是高度重视民生的，此中也包括住房。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地努力着的。
朱 敏：您不妨用亲身经历和见证，谈谈建国以来住房政策的变迁。
任玉岭：1949年建国后，党和国家就把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在农村，平分土地之时亦平分了住房。在城市，大中专毕业生无论分配到哪个单位，都一定要解决住处。即使在文革时期，胡耀邦同志进中国科学院工作后，狠抓了“五子登科”，房子也在其中。在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科研工作者住房问题的解决，并很快在中关村建起一大批的住房，解决科学院工作人员的居住问题。80年代起，国家推行住房改革，将公有住房卖给百姓，其目的也是为改善人们居住条件，使国家积累更多资金以解决更多人的住房问题。当房地产逐渐受到市场化的冲击后，国家又及时推出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十七大召开时，胡锦涛总书记又明确了“住有所居”的重要性，将住房作为重大民生问题，写进了十七大报告。
我是1960年参加工作的，应该说我们的年轻时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的口号是“先治坡，后置窝”，“先生产后生活”。尽管如此，我参加工作后，无论在大学、工厂、科学院、部委，每走到一个地方，在安排我工作的同时，都是一并安排住房的。开始住集体宿舍，结婚生孩子后，单位总是给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的。
常言说“安居才能乐业”、“有恒居者方能心有恒”。我认为国家重视住有所居，不仅是解决民生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样也是保障广大百姓更好学习、更好工作，充分发挥人们聪明才智的需要，也是科学创新、人才培养、生产发展的需要。
朱 敏：在您看来，中国的“住有所居”问题该怎样更好解决？
任玉岭：我想重要的是要实是求是地看待我们当今住房面临的问题，要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推进住房的再改革，解决房地产领域内的种种乱象，并通过深入调研，仔细研究，搞好国家对住房问题的顶层设计。
面对大城市，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无房可住；面对占70%的工薪阶层买不起住房；面对城市中很多房东把1间房分成多间房出租；面对很多人或住地下室或合租一套房、合租一间房的实际；面对因住房问题难解决，数以万计的夫妻不能团聚；面对因住房问题难解决，造成2000万儿童留守农村；面对没有便宜的房子可购买，而致很多人被婚姻遗弃，“剩男”、“大女”人数越来越多；面对城市买不了房，而致数以万计的人到农村去建房又废置不用；面对因房价过高，很多家庭变成房奴，消费能力大为缩水，内需难以启动；面对因房屋问题而致亿万农民工必须春节返乡，导致铁路一票难求、出行困难等等，足可看出住房建设和管理的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对有责任心，有正义感、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主管部门来说，一定会看到住房建设与管理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住房改革，一定要把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房和“可承受性住房”的建设作为必保的重要内容。
朱 敏：保障住房早就提出了，2007年24号国务院文件就提出70%的住房用地给保障性住房，70%的住房建90平米以下小户型，但是至今连50%也没有，不能落实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任玉岭：2007年24号文件提出了两个70%，我认为是很好的。至今难以落实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可以讲出的，有的是无法可讲的。此中有土地问题，有金融问题，有商业利益问题，有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问题，有某些官员的政绩观问题，也有很多是官商勾结、腐败贿赂盛行导致的。
随着商品房价格的节节攀升，大多数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失去了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性。尤其当房地产税收超越工业、商业等传统税收来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时，很多城市出现了大力发展商品房市场的热潮。在房地产投资利润超过股票，成为稳赚不赔的最佳投资品时，数以亿计的富翁购房者纷然而至，国内富豪、华裔华侨，甚至中东阿拉伯地区的投机商都将手伸进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助推房价的飙升。而真正需要住房的城市低收入阶层、外来务工人员、小商小贩、新婚夫妻以及中等收入的城市普通居民等真正的“刚性需求”却失去了购买住房的权利与能力。
朱 敏：从本质上看，反映的还是利益群体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吧！
任玉岭：这是非常明显的两种服务方向的对立和斗争，我认为政府和企业要端正住房建设的服务方向，住房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要真正满足刚性需求一族的要求。
我们做一做调查，就可以发现很多房子卖给了投机需求、投资需求、权贵阶层、海外热钱。我在澳大利亚考察时，先后为我服务的十个司机与导游中有9个都在中国买了房，有的买了三四套。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刚性需求”就很难进入到购买住房的行列。我特别要说的是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农民工数以亿计，为城市发展做了巨大贡献，难道这些人就不应该在城市安居吗？
我家20多年前的一个保姆，在京30来年了，当初没结婚，现在儿子都20岁了，仍然住在城乡结合部，而且越住越远，已经到了清河，至今还在中关村上班。这种情况，我们政府对得起他们吗？前几日，我在小区门口遇见几个环卫工人，他们夫妻都在北京工作，但却常年不能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来解决好住房问题。
朱 敏：中央刚刚出台了“新国八条”，北京推出了限购“十五条”。尽管如此，人们对房价调控并不看好，对此该如何看待？
任玉岭：我认为有些城市的房价不能再涨了，继续下去真正会形成泡沫。20世纪80年代末，我去广西北海市做副市长。90年代初那里房地产价格一路高歌，北海的房地产公司一时间占了中国总量的一半，后来房价一落千丈，八、九年时间里经济一蹶不振。这使我对经济泡沫的形成、发展与破裂的全过程及其严重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现在许多地方的房价远远高出了当地大多数人的购买能力，有的已成为天价了，所以，房价绝不能这样无限制地上升了。现在中央下了比较大的决心，建设保障性住房、廉租房，步伐是肯定要加大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向前推进的，我相信中央对此绝对不会动摇。经过一段时间，真正的刚性需求群体能达到住有所居的时候，商品房价格肯定会降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
五、医疗改革：建议推广“高州经验”
医院不要太寄希望于国家加大投入，而应该进行合理创收。这样既减轻国家的负担，又能使广大百姓看病不困难，这才是正确方向
朱 敏：虽然国家对医疗问题高度重视，但民众依然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您是怎么评价中国医疗改革的？
任玉岭：改革开放以后狠抓了一段医疗改革，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从世界上看我们国家的医疗改革，以公平度论，我们排位十分靠后，这就说明我们的医疗改革存在较大问题。因为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断地摸索前进的。我主张应该认真发现改革当中的一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认真解决这些问题，这才是我们应采取的态度。
我觉得第一重要的是在投入上解决问题，应该考虑把惯用的向高端医院投入转向向广大群众服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有80%医院集中在大城市，80%的医疗资源又集中在大医院，这样就造成很多人必须跑到大医院看病，也造成了“医托”和挂号难的问题。所以我主张把我们的医疗重点向农村转移、向广大社区转移，向地县医院转移。建设好农村的医院，建好社区医院，建设好地县医院，使广大的老百姓看病方便，这才是最重要的。
朱 敏：还有一些医疗机构，确实存在不规范、不清廉的种种问题，而且比较严重。
任玉岭：的确，应该规范医政和医院的管理，包括医药的审批和医药的经营。我经过对20几个省的调研，深感医药方面的问题主要还在于规范缺失。大家都知道郑筱萸案，作为医药局的局长，他一年批了一万多种新药，据了解一个新药的审批光活动费就500多万，这个费用就必然加到广大百姓的头上。有的药一个药有40多个名称，这样给我们的医疗造成很大的混乱。另外一些药厂为了推销自己的药品，不惜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进行商业贿赂，造成医院拿红包、吃回扣、开大处方、重复检查，有时候看一个小小的感冒要花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这样就加大了老百姓的经济困难。所以要理顺这种现实，使医院走向合理创收。加大国家对医疗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加大投入不是说继续给医院投多少钱，我认为主要的投到应该用到广大群众的医保上，在德国的医疗投入，83%是投到医保上，投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作为医院是可以合理创收的，而且能以通过创收给医院创造出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朱 敏：国内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案例？
任玉岭：有啊。近年来，广东的高州人民医院推行平价路线，广种薄收，解决了很多低收入病人的就医需要，2010年住院病人一年达6万多人次，已是省级重点医院的规模。该院的经验，被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誉为“高州模式”，主张给予推广。
我对这个医院作了专门考察，碰到了广州、粤东和重庆等地的病人，他们放着大城市不去，放着近处医院不去，来到粤西小县的高州市人民医院就医，这折射出医院的心究竟是为老百姓着想，还是为赚钱着想的问题。
高州医院，除了原先占用的国家的土地和房屋外，不向财政要一分钱，不仅能以使职工的收入比当地公务员高一倍，而且盖起了三座新大楼。医院的设备也是比较先进的。但高州医院并没有高收费，我问了很多来自茂名、湛江、重庆、广州的病人，他们都说他们家乡医院的收费比这个医院高一倍。
“高州经验”的精髓，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农民还不富裕出发，把千方百计为百姓服好务作为医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是个医患共赢的模式，我在召开的多个座谈会上，都听到对医院的感激声音，不仅有些病人谈到感动处痛哭流涕，而且医院的员工、护士、医生也都对这个医院表示满意，感到工作在这里很幸运。
朱 敏：那么“高州模式”能作为公立医院改革样本吗？它有复制的可能性吗？
任玉岭：复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在于认识和理念能不能统一。高州医院为对病人服务好，曾派出数十人到南航公司和白天鹅宾馆去学习，由此可见一斑了。高州医院的成功秘诀，在于一切工作都要为病人着想，千方百计保障低成本运行。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它在降低运行成本方面，可谓下了很大功夫。用药方面的“三用三不用”、买药方面的网上采购、设备耗材方面的公开竞争以及对检查费的限制、对收红包的严禁等等，都为降低运行成本、减轻患者负担起到了保证作用。
应该说，高州医院是违背了禁区的规定闯荡成功的，但至今不能升为三级医院。通过高州的例子，我认为不仅要解除县级医院的级别定位禁区，而且要解除县级医院的手术种类禁区。要为县级医院发展提供和创造更大空间，鼓励县级医院办成终生学习医院，像高州医院那样勇攻医疗难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广大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六、教育改革：更多一点“雪中送炭”
争取扩大教育投入是必要的，但钱多了怎么用？用到哪？这才是最重要的。教育的发展同样需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体，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
朱 敏：教育方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已经出台，如何把教育改革做好，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任玉岭：2010年一年国家集中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编制出了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现在正在定点试验和进行落实。我们的教育事业，这些年是有了很大发展的，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特别是对教育的投入将于近两年内要达到GDP的4%，应该说，有了经费做保证，我们的教育事业会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迈步。
根据我的调研，大家担心的是钱多了，怎么能用好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教育，既缺钱，也不缺钱。很多地方，很多学校钱一点也不缺，环境好、设备好、教学条件好、教师待遇好。但也确实有很多地方很多学校很缺钱，它们存在着环境较差、设备不全、教学条件不完善、学生跑路远、寄宿难等问题。由于地区的差异或城乡的差异，学校条件的差异，造成好教师向发达的地方聚集、向城市聚集；优秀学生向城市聚集，向优质学校聚集。结果是发达地方的学校、城市的学校越来越好，欠发达地方的学校、农村的学校越来越难。现在已经提出了以县为单元的均衡发展，但由于县与县财政收入成几倍、几十倍之差，困难的县，想把学校办好的确还有很多困难。
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教育的改革也同样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体，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要切中时弊，调整钱的走向，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结合当今的实际，就是要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要把更多的钱投在那些困难的地方、困难的学校，认真解决一些学校开不出信息课，开不出外语课，缺少体育设施，缺少卫生设施，没有住宿条件等问题。把标准化办学落到实处，落到全国的各个地方。
朱 敏：中央提出农民工子女在教育方面享受同城待遇，根据您的了解，这方面做得怎样？
任玉岭：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各地的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仍然存在两个问题需要认真解决。一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方面像天津、广东惠州是做得很好的，农民工子女已经是同城待遇了。但也有一些地方还有很多农民工子女享受不到同城待遇。在珠江三角洲某些城市的街头上，我问过不少农民工的孩子，他们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念书，但因为是念的民办学校，因此总要交1500～2500元的学费，应享受的免费义务教育，在他们身上未能兑现。现在城市中的孩子全都能免费义务教育了，为什么收入较少的农民工的子女还要自费义务教育呢？是这些城市缺钱吗？是这些农民工对当地的发展缺乏贡献吗？都不是，关键还是认识问题、态度问题。我想，应该认真、尽早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进公办学校的，可以让这些农民工子女进民办学校，但学费应由所在地政府买单。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是留守儿童问题。在我的调研中发现，很多农民工把子女留在家乡读书，是出于无可奈何。他们本想与孩子生活在一起，带孩子在身边读书，但因为收入低、住房贵，再加上无公办学校可以上，民办学校又不能免费，所以，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家乡。还有的是因为不能异地高考，所以在长三角、珠三角出生的孩子，在出生地念完了义务教育，还必须回老家去念高中，那里人生地不熟，生活条件不适应，也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像这样的留守子女问题，人数高达2000～3000万人之多，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这不仅不利于对这些孩子的教育成长，而且会给社会带来很多麻烦和忧虑。因此，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通过解决农民工廉租房和教育的同城待遇等，尽可能减少农村的留守儿童，与此同时还要全国一盘棋，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在随迁地参加高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