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信息社会的诞生有两类看法：一类把今天的世界同过去割裂开来（“断裂”说），一类则试图寻找历史的延续性（“延续”说）。第一类看法似乎大大占了上风，信息社会取工业社会而代之的言论甚嚣尘上，并且拥有广大的信徒。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战后至少有三种“断裂”理论出现，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一种是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它以信息及其生产的独特性为前提条件，证明历史正全面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却十分飘忽不定。它试图描绘一个以科学为基础、以技术为中心的未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提出不是源于科学调查而是随意假设。这个词本身也反映出我们对于人类即将超越的体系制度（“工业社会”）的知识远比对取代它的新型社会（所谓“后”工业社会）的理解要完整得多。

　　苏联解体以后，弗朗西斯·福山为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欢呼，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他断言多元化的趋势将把我们带入一个越来越理想的社会。但是，历史并不按他的指令行事。多元化的趋势正把世界拖往不同的方向，而资本主义所释放的力量正导致越来越多的不平等。

　　最新的“断裂”理论来自电脑精英的大合唱。这些人中不乏企业巨头，他们带着市场预期为信息社会大唱赞歌；还有一些在高技术大学工作的学者，他们也是信息经济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政客，他们寄希望于未来学的预言，随时准备接受流行词汇并迅速付诸使用。最有名的预言家莫过于阿尔文·托夫勒，所谓“三次浪潮”之说不遗余力地刻画了历史的跳跃性。由于这些人的宣传和推销，信息已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得到近乎崇拜的追求。

　　另一方面，赫伯特·席勒和大卫·哈维在承认信息日益重要的同时，强调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延续性。他们认为有必要区分不同的信息并辨明其目的。换句话说，持“延续”说的人试图对信息进行定性分析，例如，他们会考察人们获得信息的能力如何受到市场标准的影响，指出社会的富裕阶层有能力获得高质量的信息从而使其特权地位得到稳固。西奥多·罗斯扎克则比较了数据、知识、经验和智慧与信息的不同之处。在他看来，今天的“信息崇拜”混淆了这些性质不同的概念。

　　信息崇拜者坚持认为信息是一个纯粹量化的东西，只能通过统计学方式加以衡量。但在对信息业的经济价值进行计算时，信息质量的问题（信息有用吗？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被丢弃不顾。“对于信息理论家来说，无论我们是在传播事实、判断、肤浅的陈词滥调、深刻的教诲、崇高的真理还是粗俗不堪的污言秽语根本无关紧要。”信息成了一个纯粹的从数量上对交流加以衡量的手段。令人震惊的是，从对信息的这种数量分析中，有人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日益丰富的信息正在深刻地改变社会生活。通过把信息质量模糊化，信息活动的唬人数据被不断制造出来，信息社会的理论家们由此断定，我们的生活将因信息的膨胀而发生质变。

　　罗斯扎克强烈反对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构成我们文明基础的主导思想根本不是建构在信息之上，像“人生而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些原则是我们社会的核心理念，而它们是先于信息而存在的。这些思想是否正确并非争论的焦点所在；罗斯扎克强调的是，思想比信息更重要。他质问，计算机科学家怎么会令人信服地把思想变成信息的仆人？由此还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更多的信息一定能使我们更加知情吗？人们在生成和储存何种信息，这些信息对社会的价值何在？哪一种信息职业正变得兴旺起来，其原因和目的又是什么？

　　大多数信息社会的定义都提出了一个数量标准（白领工人的人数、信息业在GNP中所占的比值，等等），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点上，符合这一标准的条件占支配地位时，我们就进入了信息社会。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仅凭信息流通量和储存量的增加来断定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诞生。

　　事情很明显，数量标准——更多的信息——不能用以区分传统和当代社会；而一些小的、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质量变化却可能成为区分标准。毕竟，我们不会因为今天我们拥有比30年前更多的汽车就大谈“汽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