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公共物品的生产、供给和征税、收费，按照地方财政学的正宗教义（TIEBOUT\OATES），不考虑公平原则，只要能够达到效率要求即为至善。此处效率的含义是以最小的税费，生产、供给最好的地方性公共物品集（set of local public goods），没有浪费、漏损、延误、偷盗、官僚主义非效率。地方性公共物品，依其受益范围和外部性程度由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提供；地方税应当与其受益数量相匹配。如果有一个地方政府试点“劫富济贫”的话必然导致“贫”者聚集“富”者迁移，因而不可持续。这是一个不考虑其他方面问题的纯理论，是地方财政学的核心，与不同财政体制下的具体情况相去甚远。

地方财政学不是地方政府经济学。地方政府，无论联邦制与否，都或多或少接受中央政府资助并执行中央政府政策。所以，一项体现中央政府政策意图又必须交由地方政府实施的公共政策，要达到各层级的不同目的，就要设计有效的内在机制。比如，年前上海的房产税试点方案，显然只体现了地方政府的意图，与健全税制、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打击房地产投机、抑制住宅市场泡沫、缩小贫富差距等社会公平目标几乎靠不上谱。当然试点吗不必求全责备，将来普遍实行的房产税制（阿拉娘舅们也要申报原籍房产的话）情况会好一些，当然，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出更具体一些的可操作性指导原则，用以体现社会稳定的全局意识和国家意志的公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