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房价：应采取“中医疗法”

文/管益忻

北京落实国八条的实施细则，使北京楼市调控的严厉程度创了历史新高，但房价是否解得了政策的“风情”？要回答这个疑问，我们既可以从有关房价的媒体报道中找到答案，也可以在读业内“专家”的分析中释疑惑，不过，一个最为可靠的办法还是在于自我的认知直觉！当然，由自我直觉而来的结论也是源于对房价构成演变的认识以及其他相关知识。早在大半年前，当我们谈到房价飞涨的缘由之际，能够列出包括货币超发、投资炒作、热钱涌入等在内的种种原因，在历经几多时日之涤荡后，人们发现，房价上涨的诸多原因中的主导因素，似乎非货币超发莫属了。进而言之，今天这种包括房价、粮价在内的价格上涨现象，似可肯定乃2008年那次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在中国的后遗症。

若撇下对于房价暴涨成因的追究，回到当今时空纬度上来看未来房价走势，这应该是跟房子有关的各利益相关者共同的、真正关心的一大聚焦点。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开来的楼市限购政策，以限外、限贷为主要内容，它在基本上堵塞了楼市投资和投机需求的同时，也使得外地人购房的可能性几乎完全被冻结。但如果深入触探房价上涨的根本动因，我们就可以发现，从调控政策本质上的力度来说，这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选择；而如果从政治手腕的视角来看，也或许只是政府为安抚民怨所做出的一次不可能起到根本效果的“政治表态”——从政策的严厉程度来讲，政府调控房价的决心是大的，但从政府政策的选择上却可以读出其中隐含的“言不由衷”。

当然，也许可以这样说，政府也的确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从导致此次资产价值飙升的根本原因上下手调控房价——收缩流动性，又担心国内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回暖的基础不够牢靠，一旦对流动性“痛下杀手”恐会伤及经济原体。但如果我们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这些问题，或许就能得出不大相同的结论。以经济回暖或称之启稳回升的基础是否牢靠来决定国家的货币政策倾向，这应该是一个国际通行的一般规则。而具体到中国的经济环境就不一定了，流动性之于经济风险的制约程度至少不会那么强烈。我们知道，中国的城乡二元，中国的出口与投资拉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等等这些“中国特色”才是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因而，在以这些现实环境为决策基础的情况下——在看来相似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决策或许甚至完全可以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

人们多在关注着资产泡沫与流动性过剩之间的矛盾这一世界性难题，然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或许并不在此。敝人以为，时下中国亟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急务在于：国有企业的垄断会否形成以权贵资本为代表的又一种“中央集权”；城乡统筹的制度完善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富差距缩小，并最终使中国经济绕开中等发展陷阱；以正义为统帅理念的、通盘的制度再造与重置；等等这些，才应该是从根源上解决诸多发展难题的治本之要。以往那种以被动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首要特征的“西医疗法”理应逐渐退出“中国市场”，换上紧扣中国国情、直面中国民生的“中医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