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关”——新的挑战和机遇

　　论关贸总协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于公开发表1993年写的“‘复关’——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文的几句话

　　2011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不少媒体都要采访我，我一般都要提到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1995年前称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简称“复关”），复关和入世对我们有哪些机遇和挑战。虽然是些老问题，但准确回答还是必要的。

　　距1986年提出“复关”已二十五年，“入世”也十年了，以今天的眼光来回答这些问题，有时总有些“添油加醋”的嫌疑，有时还可能“古”为今用，牵强附会。前些日子，我参加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的“龙行天下，风起南方”的中国入世十周年总论坛，应邀在会上讲话，引用了几段我在1993年一本内部刊物上写的文章。近二十年了，那时写的关于“复关”的文章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况且是为了一个内部刊物所写，可以更坦诚一些。于是我想起把这篇文章首次公开发表，纪念入世十周年，同时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当年谈判的一段历史，并从中得到一些宝贵启示。

　　——龙永图

　　“复关”，这是人们对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高度概括而形象的一种说法，极其生动地赋予了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深刻含意——那种中华民族迎接巨大挑战的勇气和决心。正因为它的简明和深刻，近年来几乎街头巷尾、大小报端都在谈论“复关”。

　　谈到“复关”，人们自然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胜利进行的一场外交攻坚战。这场斗争历经数年，排除万难，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中国掀起了一股“联合国热”，世界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政治外交舞台，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随后，我们陆续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系统内十几个国际经济组织和专门机构的合法席位。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闭关自守，发展经济也没有置于国家工作的中心地位，我国进入世界各经济组织的工作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1986年起，我们开始寻求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那时，恢复谈判主要作为一场外交斗争在进行，目的是中国重返最后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由于是外交斗争，谈判由很小一个班子在日内瓦进行，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进程鲜为人知。

　　谈判的前几年，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班子，面临极其困难的形势。最大的困难是关贸总协定把市场经济奉为这个国际组织及其制定的一整套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最高准则；而我们对于市场经济则讳莫如深，谈虎色变。由于在市场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无法突破，谈判只能局限于研究策略的变化，推敲措词的应用，这就注定了谈判僵持局面的持续。

　　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打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英明论断，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国经济体制的精神枷锁，同时解放了我们在日内瓦关贸大楼的谈判者们。中国的谈判者和他们的外国对手终于在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谈判开始进入真正的对话。

　　与此同时，我国的谈判者们意识到，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将对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为了做好恢复总协定地位的工作，对外谈判必须与国内的准备密切配合。于是，我们经贸战线的同志以及研究关贸总协定的专家们，在丢掉了“莫谈市场经济”的包袱以后，大胆走向社会，全力宣传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实质上就是要使中国的市场与世界的市场逐步融合，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逐步接轨，而这个“融合”和“接轨”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之后，人们更加关心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热烈地讨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迎接世界市场挑战的重大问题。在探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大题目下，人们逐步认识到：如果把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说成“复关”，那么这个关就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关。由于邓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巨大影响，使我国重返国际经济贸易组织这样一个政治外交课题，同时变成了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经济问题，使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工作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不仅给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工作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斗争为经济这个中心服务方面，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

　　复关的挑战——中国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入关贸总协定，首先要接受关贸总协定对于它的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这是因为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带有强烈契约性质的组织，它的成员不叫“成员国”，而称“缔约方”——签定合同的一方。这个“合同”就是关贸总协定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制定的管理和调节国际经济贸易运作的一整套国际规则。由于它的契约性质，关贸总协定在接受新的缔约方时，就要认定申请国是否具有履行这一套国际规则的基本条件。对于关贸总协定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申请方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因为几乎所有的缔约方都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规则运行。如果申请方不实行市场经济，这个新的缔约方将会游离于关贸总协定管理的世界市场之外，成为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义缔约方。

　　为了认定中国复关的资格，关贸总协定在1987年11月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着手审议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

　　按我们过去的观念，中国不能在国际组织接受其他国家对于自己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因为那将意味着对于我们“内政的干涉”。然而，1987年的中国毕竟已经对外开放近十年，我们逐渐认识到要对外开放，就要外界了解中国，包括了解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何况实施对缔约方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机制，是关贸总协定的国际惯例。于是中国的谈判班子开始在日内瓦接受“审议”，面对一百来个缔约方铺天盖地而来的问题，“审议”的过程始终是艰苦的。

　　中国谈判者的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怎样解释清楚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能说我们是搞市场经济的，又要说明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使我们有能力履行关贸总协定这一套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规则，因此应该尽早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

　　当时，我们把中国的经济体制说成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引发了无数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运行时，有时以计划为主，有时以市场为主，这就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基本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与市场不可能结合，不是计划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面对这些质疑，中国的谈判者试图说明计划与市场是可以结合的，但同时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整个经济运行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个规律所决定的基本运行机制又是什么？

　　关贸总协定的许多缔约方指出，在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经济，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市场法则、价值规律，因此经济运行的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中国不应该是例外，否则中国的经济就在按另一套规则在运行，因而难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

　　这的确是对中国经济体制一针见血的“审议”。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无法接受这一判断。直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我们才逐步认识到：作为经济的基本运行体制来说，我们必须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进行选择，而选择的标准是我们是否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我们还认识到：无论在什么国家，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经济运作的市场法则、价值规律、竞争机制等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属于客观范畴的规律；而计划只是国家用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属于主观范畴的行为。如果计划要和什么结合的话，它应该和国家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结合，成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相提并论。

　　由于这一认识上的重要突破，我们的谈判者在去年十四大以后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一次经济理论上的突破，在关贸总协定这个当今信奉市场经济为经典的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不仅使中国在重返关贸总协定这个国际组织方面，而且在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们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在理论上、观念上的障碍已经扫除，“接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复关的挑战——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市场

　　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入关贸总协定时，还必须同各缔约方签定一个议定书。并进行一系列关税和非关税减让的谈判。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同我方举行这些谈判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中国全面降低关税，并逐步减少包括进口许可证、配额、审批、计划这类非关税措施，使中国的市场更大地向世界开放。与此同时，根据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中国在复关以后将享受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过去四十多年来经过谈判所达成的各种优惠贸易条件，使中国更广泛地进入世界市场。

　　既要向国外打开中国的市场，又要进军世界市场，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双重的挑战。当然，打开中国的市场，并不就是“国门大开”、“洋货泛滥”。我们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者们将按照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制定健全的符合国际规范的关税税率体制，同时概括我国的国情，对一些进口品保留必要的非关税措施。但是，关贸总协定不允许缔约方对自己的产业进行长期的保护，确实需要保护的，也必须有一个取消保护的时间表。去年的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实际上可以看作我国入关过程中关于关税和非关税减让谈判的一次前哨战。这次谈判以后，我们对外承诺了取消一系列产品的进口许可证的时间表，比如复印机，我方承诺3年以后取消进口许可证，这就意味着向我国的复印机行业亮出了“黄牌”——必须在3年内完成行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准备3年之后在世界市场上和各国的复印机企业全面竞争，竞争的结果，将决定我国复印机行业的兴衰。今后，我方还将同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进行广泛的关税和非关税谈判，这些谈判将使更多产品列入国家取消保护的时间表内。这个时间表无疑对我国广大的产业部门加速参与国际竞争，产生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许多人不禁怀疑，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不能经受得住这场国际大市场竞争的考验。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的谈判者在日内瓦曾向众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请教，请他们谈入关的历史经验。经验教训尽管不同，但有一条基本的结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入关而导致民族工业的衰落和破产。道理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关税“守关”，还有一套国内的法律“保驾”。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适者生存，竞争和淘汰的结果，总会产生一批有活力的企业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并使整个产业结构合理化。一个拉美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告诉我们，入关前他们曾犹豫重重，在关贸总协定已经同意他们入关的情况下，还在关外徘徊了7年，就是担心自己的工业被冲垮。然而，一旦入关，他们却发现自己企业的表现之好异乎寻常。有竞争能力的企业迅速“出关”，打入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较差的企业极力与国外投资者合资合营，壮大发展自己；一些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转向第三产业，如玩具工厂迅速转为经营玩具的公司。当然，也有一些企业破产，但带来的总体失业率不高于入关前。用他们的话来说，入关的过程成为了他们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催化剂”，入关以后他们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

　　当然，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受入关的考验方面，我们有独特的优势，也面临特殊的挑战。

　　我们的主要优势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遭受国外产品的冲击，出现某些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时，我们的制度具有更大的弹性来吸收、消化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面临的特殊挑战是：在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下，我们的各级政府能否改变观念，简政放权，在逐步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市场规则过程中，使我们的企业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的产权主体。一大批自主经营、追求效益、充满活力的企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也是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坚毅的，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创新，善于经营的特点在世界上有口皆碑。通过改革，我们的企业一旦获得了全面参与平等竞争的权利和机制，通过对外开放，特别是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之后，我们的企业又进一步取得更广泛地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机会和平等条件，那么整个世界都会惊异地发现，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家将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进入世界市场，并且在竞争中经受考验。通过复关，提高中国企业的素质，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复关的挑战——中国向世界市场的运行规则靠拢

　　关贸总协定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贸易组织，而且是一整套规范世界市场运行的国际规则。关贸总协定成立四十多年来，通过八轮的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众多的国际协议、守则、公约。正在进行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之后，又有一大批新的国际协议和规则出台。由于世界市场运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不断深化，新问题层出不穷，不断出现新的市场规则，这是必然的趋势。

　　由于关贸总协定的这一重要特点，我们复关，实际上就有两层意思。除了我们将要重返世界最有影响的一个国际经济贸易组织之外，还意味着我们将承诺在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按关贸总协定的这一套国际规则办事。要按国际规则办事，我们在国内必须有一套与之衔接配套的国内经济立法。在这方面，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者们面临着不少困难。至今我们中国还没有一本《外贸法》，更不要提其他诸如《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一类更细的法律规则了。法律的不健全，不仅使我们在处理双边国际经贸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也使我们在复关谈判进程不能充分利用法律的武器。

　　加快经济立法，不仅是我国复关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完全一致。现在，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一个道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制定并实施一整套确保市场秩序的法规体系，这样处在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企业、个人的行为才能有一个法律的规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把加快经济立法作为当前的第一位任务，这是极其正确的。这一决定，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入关进程。我国迅速形成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规则，将加速我国的对外开放，为我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接轨创造最重要的条件。

　　复关的挑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从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上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来，大多数缔约方都认为中国入关的条件已经成熟，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表示要加快中国工作组的谈判进程，使中国尽快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但是少数西方缔约方，却仍在制造障碍，拖延谈判，并散布中国入关的悲观论调。他们制造种种借口，但归根结底是怀疑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中国是否可以真正实行市场经济。这当然是把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惯用手段，而政治化是直接违背关贸总协定这个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和原则的。

　　由于市场经济是在私有制社会里产生的，这些西方私有制的卫道士当然要视市场经济为他们所拥有的“专利”。实际上，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只要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不论在什么所有制制度下，整个经济都同样按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这就如同水从高处往低处流这一客观的自然规律，不论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下都是同样运行的。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才能运行，就如同相信只有在实行私有制的国土上，水才是从高往低处流一样荒唐可笑。

　　中国复关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打破西方资产阶级垄断市场经济的神话。

　　在承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同时，我们应有信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已经证明，通过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抓紧进行价格改革，积极健全市场法则，发展完善的市场体系，通过认真的政府职能转化，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当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处在长期的萧条之时，社会主义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迈进中，整个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大市场正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这难道不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个现实，而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现实吗？那些设置障碍，企图把中国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的人应该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最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先生指出：中国的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把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是不明智的。关贸总协定将会因为没有中国，世界市场将会因为没有中国的广大市场，而显得黯然失色。

　　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必定得到恢复。

　　1949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一片废墟中站起来，实现了在政治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目标。今天，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也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全面参与世界经济的运作和世界市场的竞争，在经济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任务。我们将用我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不仅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而且将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设得更好。

　　挑战和机遇总是并存的。通过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进程，我们在迎接一系列挑战的时候，同时也就抓住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机遇。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决心、有能力迎接挑战，抓住机遇，闯过世界市场的大关，这就是我们对复关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