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10月，中国开启新一轮宏观调控以来，政策效果已开始逐步显现。进入2011年三季度后，在主动和被动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降速渐成趋势。三季度GDP增长同比下滑至9.1%，预计四季度GDP增速将下滑至9%以下，并延续平稳回落格局。

　　主动的因素是中央政府认为靠扩张的财政去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具备可持续性，被动的因素是地方财政状况。今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几成定局。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城市基建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可以预期新增的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大幅放缓或不可避免。

　　从实际投资增长看（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后），中国在1994～2002年与2003～2010年两个时间段，实际投资增速相差了一倍（11个百分点）。1994～2002年期间，中国的实际投资平均增速为11.9%，而2003～2010年期间，中国实际投资平均增速快速放大近一倍，达到23%。

　　目前的实际投资增速已经回落至17.7%，如果这一趋势持续，长期看实际投资增速有望平稳回落至1994～2002年的平均水平12%左右。如果投资价格指数也随之回落至2%（目前是6%），那意味着目前25%的名义投资增速有可能还要下滑10个百分点左右，降至15%。

　　中国投资减速正在产生和未来将要产生的一系列正向的宏观效应：

　　若中国投资延续减速趋势，全球大宗商品或会显著下跌30%以上（目前全球大宗商品指数已经距年内高点回落了15%）。

　　随着投资显著减速，必然伴生着国内物价上涨的周期性压力下行。这一点将在未来几个月度的数据中得到体现，7月份6.5%的CPI同比增幅可能成为年内物价的高点，年底前有望回落至4.5%的水平，并延续这一趋势，明年中期有可能回落至3%附近。

　　随着政府经济活动逐步弱化和经济下行，即便现行锁定资金的政策不马上松动，融资市场高度紧张状态也会出现实质性松弛，信贷资源能更多分配给私人部门，中小企业融资条件改善，成本降低。

　　由于投资被抑制，青壮劳动力紧张能得到舒缓，工资涨幅能变得平缓下来。

　　财政政策从扩张转向中性，财税改革（结构性减税）才有空间。

　　但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政策面也需要密切关注两个层面的风险：

　　一是由于全球经济负面冲击，中国要避免因国内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在节奏和力度上失当，而致经济下行出现失速的风险。二是2010年10月以来，以量化紧缩（信贷配额制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为主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因素（如中小企业困难、高利贷风险）亟待调整。

　　我们建议，应该有计划地放松信贷配额制限制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自然地逐步释放资金供给和需求，经济将更可能被导向软着陆。因为随着实体经济成本下行，企业部门投资意愿的恢复上行，将逐步平滑政府投资减速所带来的经济下行的影响。而改善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这都是形成通胀治理的正向经济逻辑。

　　同时应该上抬长期低企的政策利息率（特别是储户的存款利息率），一是让不应该“出表”的资金按照市场的方式重新回到银行“表内”，这是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含义；二是引发资产价格下行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和财政需求的约束也是最直接的。

　　在投资显著减速的过程中，或会造成银行体系坏账大幅上升的风险。从过去一年多的实践评估，鉴于现有存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偿债方式，中央政府不出面，光靠地方政府和银行自己去清理，解决是有困难的，而且有可能引致宏观经济的大波动。中央政府有必要采取一揽子综合性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方案，将商业银行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以避免宏观风险的发生。当然我们也要抑制道德风险，这就需要加快推进一整套制度的改革，包括财税体制的改革和建立有效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