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思想史》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启良著。
    绪论一：国问
   七 怎样看待历史人物所应背负的历史责任？
    历史是人的历史，但又并非是每一个人的历史简单相加的总和。虽然很难说每个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究竟如何，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只有极少数人走在历史运动的前列，或曰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这样的历史个人，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正剧、喜剧，也有悲剧和闹剧。二者相比较，或许悲剧和闹剧更引人注目，对今日中国的影响也更大。然而，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闹剧还是正剧，主角都是那些风云人物，那些能够让后人记住的名字。
 倘若按照以往所奉行的历史理论，这些历史个人同样是没有意义的，顶多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因为按照此种历史理论，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如同自然界的日出日没冬去春来。蒋介石必然失败，毛泽东必然胜利，就连孙中山联俄联共也是必然的，因为这诸多的必然由一个总的必然决定着，即人类历史的现代过程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到来。
    此种历史理论在学理上的欠缺，随着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引入，现代许多中国学者已有了理性上的认识。而且，从一般的常理看，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如果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又如何说明革命在20世纪中国之意义呢？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个人之历史作用，又如何予以肯定？
但这并不是说，20世纪中国诸多不尽人意的历史事件，责任都得由历史个人来承负。别的不说，仅文化保守主义而育，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鼓吹尊孔读经。30年代，蒋介石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发动“新生活运动”，同样把传统儒学摆在至上的位置。可是时至90年代，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仍然把儒学奉为立国之道。这里面原因究竟何在？是历史个人的利益和好恶所致，还是历史力量的本身使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又比如，近几十年来的诸多闹剧，更是发人深思。“大跃进”I时，亩产十万斤乃至二三十万斤的报表，国家最高领导人且出身于农村的毛泽东深信不疑；因“大锅饭”、大食堂的推行，头几个月就吃光了一年的口粮，致以一年之内活活饿死两三千万人；“文革”十年更是荒唐，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对此类不堪回首的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闹剧，“文革”结束后的中国人一方面心有余悸，另一方面亦在积极地思考，试图从中吸取教训。他们或是将其归因为“失误”；或是归因为民主生活不健全，个人崇拜导致唯意志主义膨胀，只有“一言堂”而没有“群言堂”；或是归因为“四人帮”的野心与横行。
     然而这种种解释，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仍然无助于对问题的根源性回答。因为．“失误”、“个人崇拜”、“四人帮”等等，既可视为原因，亦可视为结果。就后者而言，它同样是有原因的。这就是：一、诸多的灾难性事件固然是“失误”，但问题是，这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性的“失误”是如何造成的呢？是可以避免还是不可避免的？二、个人崇拜固然错误，但是为何在20世纪的中国，个人崇拜竟然比古代的皇权崇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蒋介石也搞个人崇拜，而这二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又极为不同。三、“四人帮”是“文革”的产物，其本身产生的原因亦有待究问，怎么可以将其作为根源性的答案呢？无疑，“四人帮”罪恶累累，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这里。如果没有相应的历史环境和深在的历史原因，他们又如何能够兴风作浪和为害社会呢？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的诸多灾难，诸多“失误”，大多都是在极其崇高的理想和口号下发生的。甚至可以说，理想越崇高，口号越响亮，大众的情绪越高昂，所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越是深重。其中，当然不可否认历史个人的巨大作用，但是这些历史个人，特别是毛泽东，怎么会丧失起码的理性判断乃至起码的常识呢？如果说个人崇拜有历史个人的主观原因，为何当时的国人（包括学者、教授）非但没有异议，反而欣喜若狂，如痴如醉？
    八  中国人的启蒙何以如此艰难？
    社会变革需要观念先行，何况中国的传统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更需在思想文化领域作一彻底的改造。关于这一点，虽然不能说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新进人物都在为此而奋斗，则是无疑的。就连权力话语亦在一再地强调改变观念，解放思想。甚至可以这么说，一个世纪里，尽管泥沙经常泛起，阴霾时常笼罩，但在恩想文化领域，思想启蒙一直是时代的主题，一直为先行者所重视。从严复对西方学说的译介，梁启超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到新文化运动，再到80年代的新启蒙和9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学者们都是一种期盼，一个目标，即通过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清除现代化途中的绊脚石。
    然而，尽管启蒙为中国社会所必需，亦为新进人士所重视，但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思想启蒙，成效并不显著，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19世纪开始，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许多东方民族都曾经历过思想启蒙运动，都曾面临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如何抉择的难题。但是，在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和俄罗斯，大多早就结束了文化论争。惟有中国，论争仍在进行，而且占主导地位愈来愈是文化保守主义，以至于21世纪初的今天，绝大多数的所谓专家学者对“亚洲价值”、“文化中国”、“儒教价值”津津乐道，且喊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样极端的口号。
    社会变革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启蒙的艰难同时也就决定着社会变革的艰难，甚或将社会发展导入偏途和歧途。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诸多不顺和不幸，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我们在观念上的迷糊和错乱，取决于思想启蒙的无力。
    问题是，思想启蒙在中国的艰难，究竟是启蒙之思想形态本身缺乏力量，还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80年代的李泽厚曾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在学界影响颇大。此说表面看来无甚大错，但却没看到问题的根本，至少不能回答下面两个问题：第一，救亡为何一定要压倒启蒙，当时的中国人为何一定要选择俄化而拒斥西化？这同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政治观、历史观、是非观、价值观有何内在的联系？第二，时至90年代，中国早已不存在救亡的问题，为何启蒙同样艰难？这十几年来，国人尽管不读经，但尊孔却是极普遍的现象，文化保守主义大行其道，启蒙思想同样边缘化和妖魔化。这究竟是当今中国确实需要儒家的那一套，还是由于别的原因？
    即便我们以李泽厚本人作一考察对象，同样是颇费思量的。“文革”以后的十几年里，李泽厚一直肩负着思想启蒙的重任，也一直被一些文化青年尊为“精神导师”，其“积淀说”、“救亡压倒启蒙”、“西体中用”诸种提法在当时影响颇大。可是，只要我们从学理上予以深入的分析，同样可以发现，李泽厚的观点非但值得商榷，而且同样是保守的，同启蒙的精神格格不入。正惟这样，进入90年代之后的李泽厚才有“吃饭哲学”之提出，才会自称为新儒家。而这样一位思想人物却又以为自己所做的就是启蒙工作，绝大多数的人文知识分子也是这么认为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国人至今尚处在思想蒙昧状态，至少对于什么是启蒙，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启蒙的要义，尚无清楚的认识。
    中国的思想传统，内容极其丰富。如果按照人们常说的，亦有儒佛道三家。进入20世纪之后，道家基本上边缘化了，同社会变革之主题几乎没有关联；佛学在世纪初虽曾兴盛一时，但最终同样被边缘化了，亦不再成为知识阶层的主题话语；惟有儒家，不管其命运如何，角色怎样，却是伴随着20地纪中国思想史之始终的。不管是新文化健将们“打倒孔家店”，或是“文革”中的“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还是袁世凯的尊孔谈经、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或是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盛行，儒学都是处在历史的中心位置。这样一种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保守主义这一阵营看，人们眷恋儒学，是因为儒学本身的思想魅力，还是他们在认识上的糊涂？如果儒学有助于现代化，为何儒学传统深厚的中国很难踏上现代化的道路？或者反过来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步履维艰，原因究竟是儒学传统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扬，还是它根本就是同现代社会的理念和原则相违背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腾飞，是不是因于中国儒家的价值资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何儒家的大本营中国不能利用这一资源？从自由主义阵营看，许多思想人物都一直在反思和批判儒学。除新文化运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外，自由主义基本上处于弱势，甚至被边缘化，同“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相提并论。从20世纪中国之内在要求看，国人所需要的应该是自由主义学说，而不应是保守主义的那一套。可是事实上，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保守主义拥有肥土沃地，而自由主义却很难安家落户；保守主义可以理直气壮，大张旗鼓，自由主义则只能是“犹抱琵琶半掩面”，打打擦边球。此种对比，一强一弱，一明一暗，一褒一贬，究竟是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力度不够，还是因为土地的贫瘠，任何饱满的种子在这里都不能生长出茁壮的幼苗？
    更可重视的是，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足而立。这三家之关系虽日复杂，但从大体上看又是十分的简单。虽然激进主义同保守主义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又常常走到一起，共同筑起御防自由主义的樊篱。而自由主义亦需两线作战，既要抗击保守主义，又要批判激进圭义。此种关系所揭示的，实在又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思想史课题：从历史观或时间观上说，保守主义重视的是传统、是过去，自由主义重视的是现在，激进主义看重的是未来，且为了未来不惜以传统和现在为代价。照理说，保守主义同激进主义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更不可能结盟。然而，一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之事实又屡屡表明，这二者对于现代中国之意义又确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且在同自由主义之关系上，立场和观点亦大同小异。特别是到了90年代之后，二者的亲缘关系逐渐由隐性而变为显性，绝大多数的激进主义者公然地举起了保守主义大旗，把孔夫子和马克思一同供奉在他们的先贤祠中。
    由这二者同自由主义之关系，我们不得不想到如下问题：第一，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很大程度上是俄化的结果，根在西方而不在中国，为何能同尊儒学为道统的保守主义走到一起，二者在观念形态上有何一致性？第二，现代中国大体上可以视为激进主义的实践产物。如果说激进主义同保守主义没有质的不同，是否意味着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社会的变革模式？第三，中国人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既忧国又忧民，然而一个世纪的历史乃至思想领域的启蒙皆不尽人意，是社会钳制了思想，还是思想误导了社会？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又是，在这一个世纪里，思想启蒙最大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