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国家“十二五”规划正式启动，今后五到十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世人瞩目，一幅美好的蓝图已经隐隐约约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让国人充满希望、充满遐想、充满期待。本人认为，要实现“十二五”的奋斗目标，必须处理好若干关键点，这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从官员到百姓都应作出一系列转变。
中央和地方工作重点转变
一是从“单腿走路”转为“两脚迈进”。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中央工作重心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改革为抓手”，“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像单腿走路，颠簸起伏，左右摇晃，忽快忽慢，后劲不足。在新的五年里，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社会能够两条腿走路，这样才能做到平稳、顺畅、匀速，保持良好的发展后劲。
二是从“党为核心”到“民为根本”。过去我们一直坚持以党为核心，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本身并没有错，但过分突出党的地位，让部分政府官员为地方利益、任内政绩甚至是个人私利，以各种理由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提供了借口。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必须突出“以民为本”，做到一切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注重和发展民生，才能真正践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三是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但社会建设却差强人意，特别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远远落后于与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使得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小部分人占有了大头，为改革开放作出最大贡献和付出、最应该享受这些成果的广大人民群众反而被遗忘。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状况必须得到较大的改善，社会建设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构建和谐社会才会拥有坚实的基础。
四是从“推动改革”到“规范运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工作思路，“推动改革”也成为每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头戏，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按照自己对“改革”的理解甚至从自身利益出发去尝试、去实践、去作为，错了就推倒重来或另觅捷径，自由度、随意性很大，付出的代价和损失也很大，引发和积累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效果。今后五年，我们要转向规范化运行，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政府管理架构、市场运行规则、社会模式等有一个前瞻性、全局性、综合性的科学设计，对自身发展的定位、方向、目的和结果有一个清晰的全景，解决好党和政府依法执政、官员守法行政、社会规范运行的问题，避免因官员以改革为名将个人意志强加给社会而导致官民对抗、群体冲突、社会混乱，从而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是从“统一思想”到“百花齐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出发，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氛围，虽然中间也提倡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却被利用来排斥异己、打击说真话者，通过制造血腥和恐怖来达到高度的思想统一，这也直接使现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千人一面、众口同声、没有半点杂音的国度，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言论被堵塞了，创造性被扼杀了，整个国家表面上是一团和气、万众一心、风平浪静，实质上却是危机暗伏、潜流汹涌、矛盾丛生，种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积聚堆叠，各类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党群、干群之间长期缺乏沟通、丧失信任、关系微妙，这是极其危险的。其实，水越流越清，理越辩越明，我们应该打开思想枷锁、疏浚言论渠道、鼓励百家争鸣，让各种思想都能闪现、碰撞并产生智慧的火花，让敢说真话、敢揭时弊、敢负责任成为社会时尚，让社会大众做到主动创新、能够创新、善于创新，形成百舸争流、百花争艳的良好政治氛围。
六是从“追求速度”到“注重质量”。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们走入了一个发展的误区，那就是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却忽视发展质量，导致全国各地矿产资源无序开采、自然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贪污腐化日益盛行、铺张浪费令人咋舌、人民利益遭受漠视。到了今天，我们应调整发展模式，从过分追求发展速度转变为注重发展质量，要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包容发展。
七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行国家设计”。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没有理论和经验可以借鉴，邓小平先生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做错了重新来过，遇到什么问题才研究解决什么问题，这就必然导致混乱、无序和随意性，经常走弯路、回头路、断头路，造成官员腐败、国资流失、浪费严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我们应该首先进行“国家设计”，要描绘出国家的蓝图，对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外交、国防、文化等进行全面、详尽、深层的设计，就像我们在建设一项工程的时候要先有整体规划和施工设计一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看得到、摸得着、能实现的具体目标，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按图索骥、稳步推进。
八是从“高税负”到“低税负”。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推行税收制度改革以来，我国一直都实行高税率政策，如果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收费，国民的税费负担是极高的，而且与高税负国家的高福利相比，中国国民享受的福利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政府部门和经济界某些所谓精英一直强调中国税负不高，但世界权威机构《福布斯》每年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总是位列前三甲，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GDP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国内实体经济萎靡不振，一些经营者概叹若不合理避税就无法生存等等都说明，我国的税负其实已经超出了国民的承受能力。国家要真正实施“富民”战略，就必须切实降低各种“税率”，减少行政收费，让国民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通过创业和劳动就能够积累财富。
政府职能转变
过去，政府在国家发展建设的进程中，既是组织者，也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反而忽略了自身的本职工作和主要任务，导致职能不清、社会混乱、市场无序、诚信缺失、官员腐败。现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政府应该承担起改善社会环境、规范市场运行、维护公平正义、提供公共服务等历史责任来，为实现社会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是从参与经济建设走向营造市场环境。没有谁是万能的，政府也不会例外。执政者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那就什么工作都做不好。政府应该改变过去把精力集中到参与、推动经济建设上的做法，集中精力营造市场环境，要通过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筑起市场经济的四大基石：法治社会、民主社会、自由社会和福利社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成长、成型、成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各种要素的自我激励、自我推动、自我完善的功能和作用。
其次是从强调社会管理走向维护公平正义。政府一直把社会管理当做自身的主要工作来抓，把大量完全能够社会化、市场化的事务揽到身上，却把无法社会化、市场化的事务推向社会，造成权力过度集中并失去监管，权力寻租行为极其普遍，而国民承担的不合理社会包袱、公共负担过多过重。权力失去监督也使权力的运行被利益所驱动和左右，权与利的结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今天，社会的全面进步要求政府必须实现自身职能的回归，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证，化解社会矛盾，消除民众积怨，逐步实现人人平等、正义伸张，使国民真正活得有尊严。
第三是从热衷行政审批走向提供公共服务。过去由于执政理念的偏差，政府长期以来都是以行政审批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加上没有建立对权力进行动态监督、约束、惩治的有效机制，导致众多官员利用审批权吃拿卡要、谋取私利，贪腐、渎职现象日益严重。必须使政府从行政审批转变为提供服务，从向上负责变为向下负责，逐步取消行政审批权，以服务项目、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服务水平等来衡量政府及其官员的成败功过。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真正对党和政府满意，对政府官员满意。
第四是从指令驱动运行走向职能驱动运行。中国的权力运行有几个异于世界且非常典型的特征：一是依靠文件、会议、批示治国，法规、政策、制度只是摆设。一些事情本来国家法规、政策和制度都有明确规定，但就是没人去处理，甚至连政府职能所规定的工作平时也无人去做，非要等到出了大事或有领导的指示才去解决。二是越低层的政府就越缺乏资金，一些政府部门（包括公检法）要自筹部分人员工资。这就造成各级政府层层向上伸手、跑关系、争项目甚至是通过黑箱操作、“跑部钱进”来争取上面的资金，要么就把目光盯住人民群众的腰包，且政府及其官员逐利行为普遍，行政即是罚款，服务实为收费，无利则不为，有利就乱为，从而导致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三是利益割据、地方纷争严重。行政区域、不同行业之间各自为政、相互隔阂甚至彼此掣肘，一个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资金和人才要想进入另一行政区域，比跨出国门还要难上千百倍，成本也要大上千百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属于“指令驱动型”，而不是“职能驱动型”。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政府成为“职能驱动型”，官员根据自身的职责和政府的职能，按照法规、政策、制度的规定去开展工作。
第五是从硬干预走向软干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就是直接参与其中或直接进行调控，也就是进行所谓的“硬干预”。但由于政府官员对经济运行的惯性认识不足，或对经济、社会发展缺乏预见性，调控要么滞后，要么无效，要么过度，导致中国经济一会儿过热，一会儿过冷；社会管理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政府应该对经济、社会实行“软干预”，即通过严格实行法治、完善民主制度、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公平正义、放宽社会自由等来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环境，并根据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发出的各种有效信号进行提前、适度的调控，才能确保社会经济健康、平稳、高效运行。
第六是从政府全力推动走向国民热心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经济发展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政府既是策划者，也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很多发展、建设项目如“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进行的，国民特别是农民的参与热情并不高，甚至往往是被动参与。在新的发展进程中，政府应该制定扶持、优惠政策，采取引导、激励措施，调动一切积极、有利因素，让全体国民主动、热情地参与到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来，才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进程。
官员思维转变
“增收”变“节支”。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口号下，政府官员习惯于把财政“增收”当做自己任内的头等大事来抓，为了发展不顾一切，造成各地资源耗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重复建设浪费严重，安全生产事故不断，自然灾害频发，强拆、蛮拆等损民害民事件接连发生，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并由此激发众多的群体事件，极大地威胁着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这种状况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政府官员的工作思路应该转变到如何精简行政机构、压缩财政开支、提高工作效率上来。
“刮民”变“减负”。我们可以看到，从1998年的国企改革开始，由于政府官员漠视群众利益，每当政府官员要在政治、政绩、面子、形象和民生之间作出选择时，牺牲的往往是民生；每当政府、企业甚至是少数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利益受到损害的往往也只能是民众；每当国家遇到什么灾难、困难和问题，需要有人付出代价、放弃利益时，忍痛割舍、遭受损失的也还是人民群众。因此，增税或增加新税种、商品加价、改革目标对准普通老百姓等现象成为常态。进入下一个十年，政府官员必须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千方百计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让人民群众能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政绩”变“民意”。政府对官员的任期考核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乃至很长的一段时间，政府的考核指标主要就是看GDP，政绩决定官员的仕途和升迁。因此，在官员们眼中，发展压倒一切，政绩压倒一切，个人前途压倒一切。也正是这样，官员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个人政绩来开展的，这直接导致了民生、民利、民权、民意成为可有可无的鸡肋，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炫耀，用过后就扔在一边不闻不问。政府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把民生、民利、民权、民意作为对政府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唯此才能实现民富，才能促进社会和谐。
“维稳”变“和谐”。“维稳”本来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目标而对各级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但这项工作到了地方，就成为害怕群众闹事、禁止群众上访、压制言论自由的代名词。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采用限制群众人身自由、把长期上访者送入精神病院，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对上访者进行关押、毒打等手段来达到所谓的“和谐”，在社会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极大地损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要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疏浚民怨表达的渠道，放开社会言论自由，尊重并顺从民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当官”变“为民”。从古到今，“官”就是权力的象征，就是社会的管理者，就是百姓的衣食父母，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说的“得道”，说白了就是“当官”。虽然我们党提出了“领导就是人民公仆”这样的口号，但这也只是停留在口号和文字的层面上。特别是近年来，当官无异于捧上了“金饭碗”，只唯上不看下，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日益浓重，每年报名参加“国考”者逾百万、数千人争抢一个“公务员”名额等现象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要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就应该彻底改变这样的局面，让“当官”者树立民本意识，让人民群众在官员政绩考核、仕途升迁、待遇享受等方面具有话语权、裁量权甚至任免权，使官员能真正面向底层，面向群众，把“为人民服务”当做其天职和“俸禄”的源泉。
“权力”变“责任”。在中国，“权力”往往意味着决策、拍板、指挥、利益，很少有当权者会把“权力”与“责任”挂钩，更别说把“责任”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甚至是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了。因此，“拍脑袋决策、拍胸口指挥、拍马屁升迁、拍屁股走人”的“四拍”干部在中国多不胜数，他们无需为自己的决策错误、指挥失误或随意拍板造成的损失负责，出了问题就换个位置甚至还会得到提拔重用，即使有些当时被撤职或免职也用不了多久就官复原位，他们享受的待遇一点都不会降低。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这种状况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转变，要严格实行问责制，对因决策错误、工作失误、贪污渎职被免除职务的，一律不得重新提拔任用，使“责任意识”深入“官心”。
“数字”变“民情”。中国政府在总结成就、解释政策、阐述国情的时候，总是拿国家统计局或各地方政府的统计数字说话，基本上不考虑民生、民意、民情，这不仅仅造成国家统计部门喜欢在数字上造假，也使得部分地方政府有样学样，在统计数字上做文章，放大业绩，隐瞒问题，掩盖矛盾，使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根本无法了解真实国情，更加难以据此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和科学决策。党中央、国务院应该改变这种过分依赖甚至强调统计数字的做法，注重民生、了解民意、体察民情，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大利益，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根本需求，将人民群众支持或反对与否作为决策的方向和依据。如此，党和政府作出的判断和决策才会符合实情，才会正确可行。
企业经营转变
从依靠廉价劳力赚取利润转向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和企业文化创造利润。中国的开放最早是从来料加工开始的，到现在整个国家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众多的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看重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往往通过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这样的结果是，企业难以发展壮大，难以经受商海风浪的考验，难以形成规模和品牌。企业要做大做强，一要依靠科技，要从简单加工、仿制转为购买专利和现成的科技成果，提升产品的价值，拓展市场空间。二要通过创新、改进生产工艺和技术，使得自身的生产更高效率且更低成本，产品更有生命力且适销对路，营销更灵活机动且资金回笼及时。三要强化管理，并达到激励员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目的。四要建设企业文化，以激发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营造团结合作、内外和谐的良好发展氛围，提高企业的发展潜力和综合竞争力。
从逃税、避税转向依法纳税、拓展市场、规范经营。除劳动力价格低廉外，国内的各种税费和综合成本都较高，使得部分管理粗放、技术或产品落后、经营不善及市场竞争力不强的企业步履维艰，只能通过合理避税甚至是非法逃税来维持生存和赚取利润。国家发展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实施依法治国战略以后，企业也必须主动适应这种转变，在依法纳税、加强管理、改进技术、优化工艺、完善服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市场，规范自身经营，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从依附政府、讨好官员转向吸纳人才、增强活力。过去，企业要在地方生存、发展，就必须依附于政府之下并讨好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才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政策优惠和生存发展空间。随着政府运行走向规范，依法治国逐步推进，企业应该把目光转向积极吸纳科技、创新、管理、营销、服务等方面的人才，不断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发展活力。
从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转向抱团结伴、形成合力。不论是对内经营或是对外贸易，国内企业一直都处于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状态，区域割据、行业分化、恶性竞争极为严重，尤其是资源型产品进出口贸易方面更是如此。如在煤炭、铁矿等的进口谈判中中，国内企业为了取得进口权，私下许诺，竞相提价，导致全世界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涨升，几年内就连续翻番；而在稀土、有色金属等的出口方面，各地、各企业大肆开采，竞相压价，使得这些国际上稀缺资源的出口价格竟然低得跟垃圾相差无几，而且造成国内这些资源性矿产过度开采，剩余的储量已经难以满足今后国内电子技术发展的需求。因此，国内企业必须团结并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使进口矿产资源的价格得到合理控制，而出口矿产资源甚至是其它产品的价格维持在应有的水平，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从只讲利润转向参与社会公益、注重社会责任。“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能，但在资讯日益发达、社会文明进步、注重和谐发展的今天，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才能树立品牌、赢得客户、获取回报。
百姓的行为转变
从依赖政府到独立自主。曾经一段时间，由于粮贱、菜贱、果贱、肉贱皆伤农，虽然近两年由于游资的炒作，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但上涨的利润全部被中间环节拿走，农民并没有从中得益，可农用物资、生活成本却大幅上升，导致农民的种养积极性大大降低；而城市下岗、无业的居民则因就业无门、创业无本，生活陷于困顿境地。这些弱势群体由此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只能依赖政府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国家实施十二五规划特别是“富民”政策，让大家看到了新的希望，广大农民、无业城镇居民应该奋起自强，抓住国家推出惠民富民政策的有利时机，通过发挥自身聪明才智积极谋生创业，或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作技能到工厂务工，或运用农业科技和现代化工具进行科学种养，把握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从家庭单干到集体合作。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农业改革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对打破农村大锅饭、激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个体的力量是微薄的，单干搞得再成功，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效能也是极其有限的，何况通过务农取得的收益还不足以改善农民的家庭生活，而且中国人口增长迅猛但耕地稀少，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的耕种需要，这就导致了农村大部分劳动力只能外出打工谋生，家里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另一方面，一少部分农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生活极为困难。而农业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非常强的工程，水利设施、交通设施的建设和修护需要很大的投入，更需要有人来统筹协调，农民家庭不可能去投入这么大的资金或者分别去完成这些工作；农村防涝抗旱需要有统一的指挥和行动；农业要上规模、提升品质、搞活营销也不能依靠单干。这就需要把农民们重新组合起来，建立农村合作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集中财力、人力、物力来做好这些事情。
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到奋发有为。部分农民在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稍富即安，满足于温饱的现状，失去了进去的雄心和壮志；一些农民由于创业无门、勤而难富，也开始不思进取、丧失致富的信心。在新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如果满足于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先富起来的部分人也许很快就会再次沦为贫困家庭，而尚在贫困线下挣扎的人群就会更加艰难。因此，必须引导和鼓励他们重新树立信心，奋发向上，积极进取，通过实干加巧干，逐步追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当然，要实现“国富”到“民富”的宏伟目标，需要转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各种观念等方方面面都需要实现新的转变。只要政府、官员、企业和百姓都能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去实现种种的转变，这个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