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常讲如何要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但相比之下，我们在拓展国际市场方面显得要更有成就一些。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不论中国是否有效利用了国际市场，至少先取得了一个贸易大国的地位。目前，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最大出口国。至于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利用上了，但总的感觉是尚未用足，投资品的国内市场用得多一些，而消费品的国内市场要用的少一些。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作为五个统筹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为了实现“保增长”，我们也不得不下更大的功夫“扩内需”。总体上看，我们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重视程度基本上是不分伯仲。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就各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待缝合的缝隙”。虽然我们的许多企业通过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从进口环节来看，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缝隙”仍然十分明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国在当今国际分工中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带有劳动密集的特征。除此之外，在技术要素、资本要素、资源要素等方面，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短板”。实际上，即使在我们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方面，高端智力资源的匮乏也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发挥比较优势，通过“扬长”来扩大出口，而要最大限度地做到“避短”，则有待于通过扩大进口贸易规模来做文章。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认为，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也就是说，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必生产全部产品，而应该集中生产本国国内具有最大优势的产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不必停产所有的产品，而只应该停止生产在本国国内处于最大劣势的产品，通过自由交换，参与交换的各个国家可以节约社会劳动，增加产品的消费。说白了，就是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就中国而言，现阶段如果只重视出口而忽视口，无异于只去做“两利取其重”的事情，而不去做“两害取其轻”的事情，充其量也只是利用上了一半的比较利益。极端一些来说，如果只出不进，就相当于光卖力气干活而不去享受劳动果实，那么，就不应当称作比较利益，而称比较损失或许更加贴切一些。

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视野来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发展出口贸易只是参与全球化链条的一部分，如果只出口不进口，不利于一个国家贸易获得比较利益。扩大进口规模是我国针对贸易顺差、自身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外汇运用做出的考虑。毕竟长期贸易顺差容易造成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紧张，也容易增加外汇储备压力。更进一步看，也容易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授人以柄，以至于动摇我国实行自主货币政策的基础。

我刚刚关注到这样的新闻，在商务部在北京举办的主题为开放的中国市场与全球贸易的“2010中国进口论坛”上，有关领导特别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既重视出口，也重视进口，将积极推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为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不难看出，目前国家也对扩大进口贸易予以充分重视，特别是从近些年来看，中国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口额为7665.6亿美元，同比增长47.2%，增速高于出口11.6个百分点。

应当看到，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不仅要转变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而且也要致力于转变进口贸易的增长方式。现在看来，中国今后将转变进口贸易的增长方式的工作重心置于在优化进口结构、推动进口便利、完善促进体系三个方面。事实上，就扩大进口贸易而言，我们虽然已经努力了相当长时间了，如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还要积极扩大进口，这也是多年来中国首次明确提出“扩大进口”，但从历史的延续性上看，发展进口贸易这件事能够像现在这样得到重视，的确难能可贵。

我之所以认为现在对于发展进口贸易的重视实在是难能可贵，并不仅仅看口号如何响亮，而且更要看能够支持这些口号的具体措施如何，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刚刚看到，今后国家要采取8项主要措施扩大进口，其中包括：按照产业政策要求，积极进口资源、先进技术和关键装备等；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和争端，鼓励增加自主要贸易顺差国进口；进一步优化进口关税结构；继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进口费用和成本；不断完善进口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提高政策透明度；举办各类进口商品展览会、博览会、推介会等；积极研究运用各种金融、税收等手段支持扩大进口；继续组织各种形式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积极赴国外开展投资贸易促进活动。初步感觉是，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

在上述8向扩大进口贸易规模的具体措施中，有些是新话题，如鼓励增加自主要贸易顺差国进口这一举措就很有新意，但相当多数的措施还是围绕着过去的工作重心来展开的，但推出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在老话题上就不能出新意。事实上，由于能够打开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些围绕这些老话题而展开的措施更加显得重要。

就进口资源和产业要求而言，我国需要进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技术和资源两个领域。其中，资源领域尤以大宗商品为主，如铁矿石、原油等，而扩大技术进口，主要指能弥补我国产业短板、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实现进口能力和我国产业结构的对接。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来，技术与资本含量的进口具有比较强的“刚性”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也能够凸显出中国的发展中大国特征，如机电产品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38.4%增加到2009年的40.6%，化工产品所占比重由10.6%上升到11.1%。当然，也有一些商品的进口具有“易变”特征，一方面这种“易变”特征体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比例下降，如1985年，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仅占当年我国进口贸易额的0.4%，而到2009年已经达到12.4%；另一方面这种“易变”特征体现为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比重上升，如按照SITC标准，被列入第6大类的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所占比例却大幅度下降，从1985年的28.2%下降到2009年的10.7%。

至于今后我国发展进口贸易所要面对的挑战，我的看法也很明确。与其他商业活动一样，进口贸易也应该有卖有买才是。否则，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只不过买卖双方并不是地处于一个国家而已，因而需要受到各自贸易制度约束。由此看来，进口贸易能否发展顺利要看四个方面：一是来自出口国的卖方，二是出口国的出口管制，三是进口国的进口管制，四是处于进口地位的买方。就现阶段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来看，上述四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存在障碍，需要分别找到破解办法。具体来看，这四个方面的障碍分别为：

首先，出口卖家利用市场支配优势对中国进口大作资源性商品制约很大。前不久，必和必拓与力拓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市场铁矿石贸易的卖方集中度。也就是其自身的垄断地位，必和必拓在同中国钢铁企业的铁矿石价格谈判过程中，不断提高要价，获取了巨大的垄断租金利益。不仅如此，必和必拓目前正在着手竞购加拿大的钾矿。果真如愿，中国进口钾肥贸易业在价格上也将面临着与铁矿石一样的窘境。总之，在卖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铁矿石涨价要由中国的工业埋单，而钾肥的涨价要由中国的农业埋单，而由于中国史人口大国，十几亿人口要吃饭，同时中国也是农业大国，至少有８亿农业人口，因而，后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潜在威胁要远远高于前者。

其次，出口国对于出口贸易的限制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美国总是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东西少了。的确，中国从美国进口是比中国向美国出口少了一些，氮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中国造成的。中国人的确要买，但必须美国人要卖才是。人家不卖，我们总不能派人到美国去抢吧。应当看到，美国最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在于高技术产品。可是，出于冷战思维，美国至今对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设置了极为苛刻的障碍。在前段时间中美两国战略经济对话中，虽然美国方面表示要放宽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限制，但迄今为止，也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尚未看出美国方面采取了什么实际行动。

再次，从进口国的进口管制来看，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中国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子。迄今为止，来自上述进口国的制度约束相对最小，也就是说我国的进口管制对于发展进口贸易约束并不是很大。目前，不仅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8%，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6.6％的平均关税水平，而且中国已基本取消进口配额管理商品，并分批取消了约800多个税目商品的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不过，尽管扩大进口战略、政策已明确，但目前我国鼓励进口最大的困扰是行政壁垒。由于不同进口领域归不同部委分管，增加了协调成本。现在的问题是，目前我国分管进口工作的部委较多，包括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等，协调成本高、效率低、难度大，不利于扩大进口。另外，在具体操作环节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现阶段要进一步强化进口贸易管理的便利化。

此外，从处于进口地位的买方来看，如何当好买家的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以及体制松散化，现阶段我国在进口大宗产品过程中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很难做到随行就市，往往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高位接盘。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流通体系不完善，进口商品不仅交易成本过高，而且在售后服务方面也存在诸多不便，进口消费品被国内消费者广泛接受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除此之外，盲目扩大进口或将给产业造成冲击，是我国扩大进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大背景下，未来我国要从当今世界的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就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在出口贸易方面做大做强，而且在进口贸易发展过程中也要强调做大做强。现阶段，扩大进口贸易规模是我国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需要进一步强化这些不同部门的行政资源力量整合，在需要强调现有部门架构及其功能定位稳定性的前提下，整合部门力量实现跨部委合作国家具有可操作性。从长期来看，实现进口贸易管理权限的统一至关重要。为此，将来在设立统一机构的过程中，能否赋予该机构足够的协调权限使一个绕不开的坎，因而也是考验扩大进口战略未来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

总之，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之下，中国的比较优势明显，但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比较利益，应当有一个通盘考虑。否则，如果还只注重出口而忽视进口，充其量也只能够收获一半的比较利益。现在，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进口贸易，我们不仅有机会在出口环节拿回一半的比较利益，而且也更加有机会拿回本应属于我们的另外一半比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