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很多场合听到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主要话题都是社会问题。最近亦有机会与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交流，他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我建议我们应该共同成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并将中美两国进行比较，他欣然同意。
在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验失败之后，还没有找到一种在全球经济基本一体化的市场制度下的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又变成了一种理想。世界上曾经有15个社会主义国家，占人口和土地面积的1/3左右。现在剩下了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只有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我理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坚持首先是一种理想上的坚持、信仰上的支持、理念上的坚持。十多年前，北京流传着一句笑话：一条路上跑着三部车，第一辆车的开车者是克林顿，第二辆车是戈尔巴乔夫，第三辆车是邓小平。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指示路标一边写着资本主义，一边写着社会主义。克林顿毫不犹豫开上了资本主义方向；戈尔巴乔夫停下来，抽了一根烟，思考了一会儿，开上了资本主义方向；邓小平也停下来，抽了一根烟，思考了一会儿，果断地对调了两个方向牌，坚定地开向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个笑话表面上看是对邓小平的讽刺，其实正是体现了邓小平的伟大。
我坚信邓小平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始终保持着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是在意识到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道路有问题后，愿意试验如何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新路来，因而果断地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试验。而戈尔巴乔夫则在“新思维”之下放弃了对社会主义信仰和理想的追求。
坦率地说，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和制度设计，但我认为，这种对社会主义信仰和理想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社会主义的概念十分宽泛，有学者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归纳为九家，划分为大三家、中三家、小三家。大三家是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中三家是生态社会主义、托派社会主义、极左社会主义；小三家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西方学者社会主义、当代空想社会主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有学者们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主要是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的，其最基本的性质和制度安排应当在根本上有别于资本主义。例如，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是以斯大林模式为标准的，其基本特性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加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这显然是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而民主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下改善分配、加大社会福利的一种理念和制度，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是作了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但如果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理想和信仰，它就会有更多的包容。
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全党全国集中发展经济30年，但富裕是不是社会主义呢？显然不是，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理想，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则是制度安排和实现手段，至于是否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至于用计划经济手段还是用市场经济手段，至于如何设计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都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邓小平还说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但今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基尼系数大于0.46，超过了0.4的警戒线。
在没有把理论问题彻底解决以前，能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船或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既有坚定的目标，又有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因此过了河。后来邓小平又碰到了新的河，他没有找到新的理论、新的船与桥，于是他“摸着石头过河”。虽然不如有桥和船，但至少是朝着河对岸在前进，这至少比不过河好。
30年前，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的各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愿意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勇气。30年前，在毛泽东思想主导的时代，谁都能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但人民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主义，因而强烈地支持邓小平的“猫论”和“石头论”。3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摸着石头，仍然解决不了桥和船的问题，则显得十分无能。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是三个层面的东西：理想、制度和方法。虽然我们说不清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一党民主还是多党民主等，但即使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或者说制度安排还处在新的试验阶段时，并不等于一定丧失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例如，宗教的教徒不会因为在不同的制度下而放弃对宗教理想的追求。那么，7799.5万名中国共产党员和379.2万个党的基层组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理想的追求，可以因为实行市场经济而改变了吗？
在同样承认私有制和采纳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在效率与公平这一对基本问题上，不能绝对地说资本主义不要公平，社会主义不要效率，其根本区别在于资本主义更追求效率，社会主义更追求公平。经济公平是共同富裕，政治公平是法制与民主，社会公平是阶级平等。因此，可以把社会主义的理想简述为：在共同富裕基础上的社会公平。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少数富裕与共同富裕的矛盾，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在没有解决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之前，或者说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试验尚未结束之前，对社会主义理想和信仰的追求至关重要。每一个有社会主义理想和信仰的个人和社会基本组织，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方面进行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和试验，尤其是富人和企业组织。
从1978年至今，中国走了一条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效率优先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这标志着党的方针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建设和谐社会为中心”的转移，其本质就是从以经济效率为中心到以社会公平为中心的转移。今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承认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此，中国应当彻底告别GDP崇拜，坦然的追求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和企业组织在这一方面的觉悟和实践优于中国，如果我们还需要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教育社会主义中国的富人和企业家，如果中国共产党员（尤其是富人和企业家共产党员）的社会主义理想不高于中国的非共产党员和西方国家的非共产党员，中国还有什么脸面称自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