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四句”新探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的著名言论。张载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所以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又把此四句称为“横渠四句” ，也有的叫张子“四言”。这四句既概括了张载的基本思想，又表达了张载的修身主张。而它的真正含义历来少有统一，现举出几种以窥大概。
一、给人们认识天地的真理确立一个切实的理论体系，给百姓在世上的安身立命建立一套切实的思想和方法，替历代圣贤延续行将绝传的不朽学说，给千秋万代开创永久太平的伟大基业。
一、给人们认识天地的真理确立一个切实的理论体系，给百姓在世上的安身立命建立一套切实的思想和方法，替历代圣贤延续行将绝传的不朽学说，给千秋万代开创永久太平的伟大基业。
二、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三、张载所说的读书人志向，主要是指天地间如果出现不平的事，就要我们儒生（当时他指宋代的书生）来主持天地正义，统治者如果虐待人民，我们孔门子弟就要出来替人民请命，即使推翻统治者也不在乎。古代的学者（主要指孔孟学说，因为五代十国孔孟之道几乎失传）如果学术要失传，却没人愿意去学，这时就要我们书生去继承学习，使学术不至于中绝。希望我们能传给后世子孙永远的太平盛世，国家不至于发生动乱！
四、要理解这四句话的含义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张载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宋神宗二年，张载出任崇文院校书。时当王安石行“新法”，很希望得到张载支持。张载并不反对变法，但提出不能“教玉人追琢”，遂与安石“语多不合。后因其弟张晋反对变法获罪，张载辞职回乡，以讲学著书为生。张载精思过人，且强调践履，注重“外王”。他重视《周礼》，其重视的程度或与王安石有别，但主张通经致用的立场则完全一致。他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甚至想把《周礼》关于“井田”的论述，结合自己的构想，在关中集资购田以付诸实施。所以“横渠四句”主要说的就是复周礼以开太平，但士官不顺，才华抱负无以施展，只能讲学著书，造道家中。
五、台湾东海大学之国学大师蔡仁厚教授说这四句话最能表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但他承认这四句话并不好讲。
（1）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但天地生生不息，生化万物，是即天地的心意。所以程明道说：“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又说：“天地无心而成化”。因为天地生化万物，只是生生之德的自然流行，并非有意生出这样一个大千世界。所以是“无心”而“成化”。无心而有心（以生物为心），这是人对天地生生之德的亲切理会，通过人的理会指点，天地生化万物的心便显立了。
（2）为生民立命：命有理命与气命两个层面，这两层的命都不可伤害，不可弃废，必须有以安立。儒家圣贤开显的“安身立命”之道，正是为了生民。有了这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却能潜移默化，加上伦常政教的设施，使生民的生活有了依循，而得以护持生命，贞定活路，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了。
（3）为往圣继绝学：儒家圣人之学，自两汉以下，而魏晋，而南北朝，而隋唐，千百年间，一直未能善续先秦儒家的学脉。无论生命之光，或哲学之慧，都开显不出来。尤其唐末五代之时，华族的文化生命萎缩堕落极矣。直到北宋之初，普天之下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师表，所谓“学绝道丧”，实未过甚其辞。到理学家出来，才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天道性命（心性义理）之学，内圣成德之教，重新光显於世。思想的领导权即已从佛教手里拿回来，孔子的地位自然重新显立。这一步“为往圣继绝学”的功绩，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惜满清以来，士人心思卑陋，反而诟诋理学，这诚是学术上昧天良的一大憾事。
（4）为万世开太平：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功能之大者，便是开出太平盛世。而且不只是一时，而是为千年万世开太平。“太平”二字与“太和”一样，乃是儒家学术中最渊懿庄穆的观念。不过，儒家虽然具有开万世太平的宏愿，也能在“道”的层次上讲论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但在体制上则只成就了「治道」，而未能开出“政道”。如今民主政治的体制，却正是政治层面上的太平轨道，再加上科学，就更可满足“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要求。以民主科学配合儒家的礼乐教化以及“太平、太和”的理念，的确将可为人类世界开创无疆的休美。
（2）为生民立命：命有理命与气命两个层面，这两层的命都不可伤害，不可弃废，必须有以安立。儒家圣贤开显的“安身立命”之道，正是为了生民。有了这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却能潜移默化，加上伦常政教的设施，使生民的生活有了依循，而得以护持生命，贞定活路，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了。
（3）为往圣继绝学：儒家圣人之学，自两汉以下，而魏晋，而南北朝，而隋唐，千百年间，一直未能善续先秦儒家的学脉。无论生命之光，或哲学之慧，都开显不出来。尤其唐末五代之时，华族的文化生命萎缩堕落极矣。直到北宋之初，普天之下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师表，所谓“学绝道丧”，实未过甚其辞。到理学家出来，才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天道性命（心性义理）之学，内圣成德之教，重新光显於世。思想的领导权即已从佛教手里拿回来，孔子的地位自然重新显立。这一步“为往圣继绝学”的功绩，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惜满清以来，士人心思卑陋，反而诟诋理学，这诚是学术上昧天良的一大憾事。
（4）为万世开太平：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功能之大者，便是开出太平盛世。而且不只是一时，而是为千年万世开太平。“太平”二字与“太和”一样，乃是儒家学术中最渊懿庄穆的观念。不过，儒家虽然具有开万世太平的宏愿，也能在“道”的层次上讲论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但在体制上则只成就了「治道」，而未能开出“政道”。如今民主政治的体制，却正是政治层面上的太平轨道，再加上科学，就更可满足“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要求。以民主科学配合儒家的礼乐教化以及“太平、太和”的理念，的确将可为人类世界开创无疆的休美。
持反对意见者也有，试举一例：“横渠四句”几乎可看作是“宋明理学”的宣言和纲领，这四句名言曾让很多人动心，不仅古代儒家文人为之叫绝，而且今天的文人，甚至某“经济学家”，也为之倾心，乃至在其文章中大肆鼓吹。实际上这四句话，没有一句是正确的，而且错误得极其有害，以至宋明理学，即所谓第二期新儒家的伪哲学体系，整整遗害中华民族约一千年，更又在近代繁衍出了第三期新儒家，甚至最近还又来了第四期新儒家，真是荒唐之极，也真是为祸无穷之极。现在就让我们一句一句来分析，看其错误在何处。
首先看“为天地立心”一句。天地即宇宙。老子为宇宙（天地）立“常道”，康德为宇宙“立法”（立自然规律），这都是非常正确的关于宇宙本体的第一（真假、存在与否的）判断。可是张载（以及宋明的诸理学家们）要为宇宙“立心”。儒家的“心”是什么呢？是“君臣父子”的“孝悌忠恕”、“三纲五常”的人伦道德。“立心”的判断明显属于关于美丑的应然的第三判断。换言之，张载以及诸宋明理学家们，均用第三判断取代第一判断来界定宇宙的本体。这明显犯了最严重的逻辑错误，违背了最重要的第一真理。违背第一真理，即等于抛弃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第一根基。
次看“为生民立命”一句。生民是老百姓，命是人性的运势。儒家所言人类的性命，是“上智下愚”，上为“天命之性”，下为“气质之性”，人生来即处于不可移易的极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之中。今天我们视“生民”为公民，一切公民生来平等。因此真正要为生民“立”的不是什么不平等的“命”，而应该是人人在其面前平等的宪法，宪政。显然这一句又是大错而特错。
再看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儒家的往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儒家的绝学是绝对、卓绝的儒家孔孟之学，根本不包括其他的诸子，如老子、墨子等。可见其“为往圣继绝学”是继续顽固地坚持“独尊儒术”，是继续顽固地坚持钳制人民的一切思想、言论等等自由权利的有害的专制传统。这一句能不错吗？
最后看“为万世开太平”一句。这是一句非常不切实际的大话、狂言。仅仅看上述的三条，他们就绝对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任何的“太平”。事实上，中国后来约一千年灾难性的历史，就已经给了他们以最有力的驳斥。明显可见，上述的四句名言实为全错之言，必须作如下的更正：
为天地立常道（规律、真理），
为生民立宪政（宪法、法律），
为往圣求全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世界开和平（和谐、平等）。
为天地立常道（规律、真理），
为生民立宪政（宪法、法律），
为往圣求全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世界开和平（和谐、平等）。
显然这反对意见有点偏激，可能是与其固有的思想相矛盾吧。我则不以为然，试想，既然老子早已为天地立下了常道，我们还需要再立一个常道吗？既然康德为宇宙已经立了法，我们还要再立一个什么法吗？为往圣求全兴已严重脱离了实际，要知道天不灭，人灭之。秦始皇的“废书坑儒”，汉武大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不早已说明问题了吗？无论“为世界开和平”还是“为万世开太平”，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条道路尚在探索中，才成了一代代文人志士生生不息的追求。所以古人的真实想法对我们来说一是不可求，二是没必要，我们对是否抓住了古人的真实心理和想法这个问题没必要揪住不放，更不能用自己一管之见去枉加猜测古人，借鉴一下古人的说法能给我们以启迪和智慧就可以了。就象于丹所讲“庄子”心得和《论语》心得一样，谁能准确说出两千多年前老子庄子和孔子的真实思想和想法？再说了，能准确说出又怎么样？古之圣言之所以仍被现在人津津乐道是因为他对我们现在仍有启迪，能在两千多年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还能对人生有指导和借鉴作用，我们能因为它有不合时宜的内容而痛加贬损吗？
于丹把“横渠四句”归结为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她说“为天地立心”，我们的一颗心在天地之间，这是一个大的坐标，有天地之心，天、地、人三方才能共同成长，才不会让我们觉得生命无根。“为生民立命”，即是说你的使命感是关乎天下百姓的。我们要取这么大的一个起点，才会有这么一种责任担当。“为往圣继绝学”，我们已经有多少往圣先贤创造出的绝学，因为相隔时空，今人难懂，已经搁置在那里，需要我们去继承。而这么一个“继”字，我的理解是，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真正的阐发，要像司马迁那样“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继承。究天人之际，是一种哲学；通古今之变是一种史学；成一家之言，他那样一种汪洋恣肆、“无韵之离骚”的笔法其实是一种文学。文史哲融入一体的时候，他的《史记》才会成为二十四史之首。虽然它远远不如《汉书》那样经得起推敲，但它那种个人的风发扬厉，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在里面是有的。所以为往圣继绝学，是对历史的交代；为万世开太平，是对未来的承诺，这是文人的使命。
这话说的不错，我们知道张载是在与王安石意见相左时，退而著书立说的，他没有想方设法求官，也就是说他有他的为政思想，不会象一般文人为自己的功名屈膝谄媚，相反道是儒学的鼻祖孔子想做官想的发疯，以致于判军请他去，他都蠢蠢欲动。即便如此，孔子也只是想去实施自己的政治蓝图，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张载说这句话的本意既然是在失意之时（必竟政治抱负无处施展）所说，那么“横渠四句”所说就该是张载欲复周礼以开太平，但士官不顺，才华抱负无以施展，只能讲学著书，造道家中。儒家讲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横渠四句”所言意思基本一致。每一个知识分子在读书之始就树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无奈世道苍桑，能顺其心愿者了了无几，更多的是报国无门的忧郁和愤世嫉俗。张载也不离外，所以就剩下了“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永远沓不可及的梦想，能做的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讲学教生其乐也淘淘，孔子不就是这样走过的吗？
那么文人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我认为需要做到三点。一是内心要有一种从容。何为从容？用论语上的话说就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暮春时节，穿上新做的春装，在这个大地开化、万物复苏的季节，陪同几个成年的朋友，再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冻的沂水中，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到沂水旁边的雩台上，沐着春风，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节，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这个仪式完成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这是多么平淡的生活，我们远离了喧哮与浮华，实现了内心的完满和充盈，以自身人格的完善为前提，以万物各得其所为理想，实现真正的逍遥。
二是内心要有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责任担当）。一个人怎样才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惶？这需要在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得是一种权势、金钱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都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就会给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根据地。
这样说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就可以理解为：当自己的一颗心真正与天地共融共存时，就会自然而然以天下为己任，生出“民欢我喜，民怨我忧”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为子孙后代传承先学、续写历史本来就是读书人的本份，希望千世万代太平永驻也是文人志士生生不息怒力寻找的理想家园，但是直到今天文人墨客仍在苦苦寻觅。另外，古人在探索太平之路时，眼光只放在国之内，好象世界上只有中国，这样很容易犯妄自尊大的毛病。中国近代史上屡遭外强入侵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自己体积庞大却国力日衰。一个四肢发达的穷要饭的谁会对你另眼相看？中国古人的读书理念只在文字上打转转，对科学技术的忽视，甚至蔑视才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所以对“横渠四句”持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错就错在只提出了目标，却没有指出达到目标的可行之路，甚至走上了背道而弛的荒唐之路。看看中国古代文人穷兮兮、酸溜溜，只会之乎者也，却百无一用的可怜样儿，就知道中国过去在国际上的形象了。
三是不轻视科学技术。重视科学研究，大力倡导技术开发，先使自己的经济强大起来，说话才有份量。俗话说财大气粗，最起码先让自己的腰杆挺起来，再辅以法律的制定、执行和监督，避免内耗，尊重人权，铲除特权，“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宏大愿望何愁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