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之殇呼唤制度全面改革

增白粉掺进面粉，抛光剂改善陈米外观，地沟油流进酒店餐桌，苏丹红染红鸭蛋蛋黄，瘦肉精成为肉猪、避孕药成为黄鳝的饲料添加剂，一次次的问题奶粉摧残了一朵又一朵祖国花蕾，本该防病治病的疫苗、药物却成为致病、送命的原因，…………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商界一片肮脏龌龊之象。

公权演变为敛财之私器，公仆蜕化为盗民之公贼；舍生取义信仰不再，及时行乐风气大兴；忧国忧民之士告退，吊名沽誉之徒蝇集；帮派林立，贿官公行；…………官场一派腐朽衰败乱象。

宝马成为二奶“身份证”，奔驰成为富豪名片，一些富二代飙车炫富以致路人送命，一些官X代海外露脸显赫于高档沙龙，…………权贵之门一眼荒唐象。

学术成为晋升官阶的敲门砖，而这样的砖也被假冒伪劣；抄袭成风、伪造如潮；此风潮甚至吹涌而入百年学府历史名校；有人揭露某君此风，却立马有一批圈内哥们遮羞文人为之帮腔开脱；御门生若牛马，视学术如玩偶；………学界一幅荒堂颓败象。

假唱走穴成风，“献身”艺术走红；抄袭成章，拼凑出书；剪刀浆糊升级为鼠标下载，高雅艺趣坠落为求财之术；艺界一展无聊媚俗象。

一个大学生仅仅因为受到冷落感到孤独就杀害自己同学，一个小年青因为自己受到委曲而不惜杀戮多个警官，一个又一个有许多个人不幸的人竟然向幼儿们举起屠刀；一个公司竟然会连续多人高楼纵身一跳，一个优秀海归青年只因其受聘大学未能履行合约承诺的待遇就愤然跳楼以示抗议，…………众生一群可恨可悲象。

当代中国那么多人心灵扭曲、畸变、病态和创伤源于何方？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心灵历程，都可以找到个体特殊的原因。把一切个人的心灵扭曲、畸变、病态和创伤都归咎于社会显然不妥。但是，当一个社会在一段时期心灵扭曲、畸变、病态和创伤的人数超乎寻常时，就不能不考虑社会因素了。

这个社会因素就是工业化和与之相伴随的城市化。从世界范围来看，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某一特定阶段上，都出现过类似现象。英国大致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法国大致是从拿破仑战争到普法战争，德国大致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大致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俄国大致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日本大致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中期，中国大致从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过程依然在进行中。这些国家在这段时间出现的文学作品往往也反映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特有的症状：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商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无情竞争，城市下层群众悲惨苦难，小知识分子的苦闷心酸，失地农民的愤怒与无助，……。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和巴尔扎克、德国的海涅和托马斯·曼、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日本的夏目漱石、中国的鲁迅、夏衍……。他们的作品描写了多少心灵扭曲和创伤的各类人物。

何以如此？

从技术角度来看，工业化导致产业结构和产品种类的巨大变化。工业替代农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往往意味着掌握旧技术的劳动者人力资本贬值、岗位丢失、收入下降；而掌握新技术和新技术所需资源的人则可能迅速致富。可以说，重大技术进步总是会导致又一轮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过程。

从经济角度来看，工业化就是用工厂和公司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替代以往的家庭生产和小型手工作坊。家庭功能的弱化导致许多以往不会发生的问题，而失去家庭温馨往往成为许多人心灵扭曲和创伤的直接诱因。

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业化导致原有的大批手工工匠和小业主的破产贫困以及相伴随的新兴工厂无产阶级的兴起。导致人口的城市化，和城乡在收入分配上差距的扩大，以及由于贫富悬殊和经济波动而引起的大量劳资纠纷。苦难的经历以各种形式压在公众身上，对农民来说是失去土地；对工匠来说是失去工匠师傅的社会地位；对儿童来说是失去双亲的爱抚和在家中的玩耍。对实际收入略有提高的工厂工人来说，失去的是安全保障和闲暇生活，以及老板的暴富给心灵的强烈刺激和戕伤。

虽然工业工资要优越于农业工资（否则无法解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但是工人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一般每天要在毫无安全和卫生可言的车间工作12－16小时。与资本家的利润相比较，工人的工资极其低廉。工人们得到的仅仅是勉强维持生存的工资，一旦遇到经济衰退，就连这点菲薄的工资也将由于失业而丧失。当时许多有良心的学者、工厂视差员、甚至企业家都对此有大量文字记载。

这一切，可以称作工业化之殇。

技术、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巨大变化，引起经济资源在城乡和不同阶级中的重新分配，原有的收入和财富的均衡差距被打破，新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分配差距到处显现。心灵扭曲和创伤者、心怀不满者比比皆是。英国当年出现了多少密谋暴动，法国从大革命到巴黎公社，中间发生了多少次起义和革命，德国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波澜壮阔，美国19世纪的平民党运动，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等等，都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某一阶段上社会下层对工业化之殇的反抗。

当下的中国，除了各国工业化城市化通常都会带来的问题之外，还要包括制度转型引起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基本没有信仰（既无共产主义信仰，亦无任何宗教信仰）的官员们的腐败已经达到病入膏肓地步。社会一般公众的仇官（富）也达到几乎要爆炸的临界点。只要回顾近年来平均每个季度都有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在一个素有不患寡患不均传统的社会中，不均才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局面。相比之下，三年困难时期安定多了，而那时大多数家庭生活的绝对水平远远不如今天。

大量心灵的问题根子在于社会的贫富差距严重偏离了均衡的差距。

怎么办？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渡过工业化之殇的路径大体有三种：1，民主体制下的渐进式改良；2，法西斯主义把矛盾种族化外部化的解决办法；3，共产主义的公有制革命。英美以及后来的法国基本上属于第一种路径。德日采用过第二种路径。俄中则采用第三种路径。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克服工业化之殇的不同路径的大实验大比较。

从短期来看，民主政体解决问题拖泥带水，不够利索，对富人总是妥协太多；但是从长期来看，凡是真正实行了民主法治的国家大都实现了较好的收入和财富的平等，起码比不实行的国家要更加平等。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意味着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残酷战争，其恶劣不必赘述。共产主义解决方法在短期里似乎大刀阔斧干净利落地消除了贫富差距，但是以长期中经济效率的低下为代价，并且或者导致普遍的贫困或者导致一个杰拉斯所说的、通过特权牟利的“新阶级”，一种新的不平等。

以英国为例，由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逊的经典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可知，以追求社会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端和发展，与工业革命的进程，在时间上是相当吻和的。

1769年瓦特制造出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瓦特制造出复动式蒸汽机。1771年阿克赖特与人合伙创办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工厂。1792年，“英国第一个确定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1] 伦敦通讯会成立，揭开了英国历史上下层工人阶级民众参与政治的崭新一页。从此，英国的激进主义传统在19世纪再次爆发。1793年爆发拿破仑战争。班扬[2] 的《天路历程》和潘恩[3]（1737－1809）1791年发表的《人权论》成为19世纪早期工人运动的基本教材。

1792-1796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以手工工匠为主体的英国雅各宾派为标志，以民众骚动的形式，出现了第一轮高潮。英国政治哲学家威廉·葛德文（1756－1836）于1793年发表（1796年第二版、1798年第三版）带有一定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正义论》，对19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如欧文产生一定的影响。179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禁止民间结社的结社法，在此后的十多年内，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密谋反叛活动，包括以德斯帕德中校[4]为代表的谋求以密谋暴动推翻现政府的秘密团体。这种地下反抗的高峰是1811－1813年爆发的以小作坊工人有组织地毁坏机器为特征的卢德运动。[5] 这是19世纪初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个高潮，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对于工业革命的一种原始的反抗。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终于结束。同年议会通过抬高粮价，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1819年英国发生政府血腥镇压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集会工人的“彼得卢屠杀”，它实际标志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同年英国通过第一部工厂立法，对工厂卫生、学徒教育、雇工年龄、劳动时间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它是在起点为绝对放任主义，终点为国家干预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卢德运动暴露了结社法的无效甚至反效，于是在信奉自由主义的议员普雷斯的主导下，[6] 英国于1824年废除了禁止组织民间团体的结社法。随之各种行业工会纷纷公开建立。1830年，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再次爆发大范围的农工骚动。这次骚动直接推动了1832年的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英国颁发议会改革法，朝向政治民主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

尔后整个30-4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以主张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大宪章运动的名义进行。1833年英国全国总工会成立。1836年大宪章运动以“伦敦工人协会”创立为开端，以欧文的信徒洛维特（1800－1877）、奥康诺（1794－1855）、奥布来恩（1805－1964）和哈尼（1817－1897）为领导，于第二年1837年提出一个关于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为基本诉求的纲领，到1839年，签名者达一百二十五万以上，但是遭遇国会的否决。大宪章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1842年，约有三百三十万人在更新后的纲领上签名，但是再次遭到政府镇压。第三次高潮发生在1848年，签名者有一百九十七万人。[7] 大宪章运动其实是力图通过政治上的平等（普选权）来实现经济地位的平等。“在欧文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年代，要求选举权也就是要求别的东西；劳动人民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要求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劳动进行社会控制。”[8]

工业革命期间，追求平等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是那些在工业革命中丧失了其仅有的人力资本从而落入极度贫困状态的传统手工工匠、失地农民；其最终目标部分是企图恢复以往的社会地位，如斯彭斯所主张的土地公有，[9] 部分是谋求大机器这一新条件下的改善；其直接目标时而是密谋推翻可恶的政府，时而是希求通过降低物价提高工资来局部改善经济待遇；最富有特色的是对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普选权等基本政治权力及基本人权的不懈追求；“在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意识形态……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力。”[10] 而运动的方式则随着统治阶级统治的严酷和相对宽松而交替出现地下密谋活动和公开表达诉求；手段的激进程度往往与政府统治的严酷程度成正比。与以结社法为标志的最严酷的统治相对应的是卢德运动，而与以废除结社法为开端的相对宽松的统治相对应的是大宪章运动。

工业革命结束了整个18世纪英国没有出现知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历史。许多富有正义感的思想家（突出代表是罗伯特·欧文，还有报人威廉·科贝特、演说家亨利·亨特、出版商卡莱尔、等[11]）纷纷对工业革命过程中社会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不满，并力求从理论上说明和解释这些现象，探求克服这些不良现象的方法和途径。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往往被那些对社会主义持狭义观点的人称作是自由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但是他们对人类平等和个人尊严所作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开始有了明显提高，同时工业革命的阵痛也基本结束。社会主义思潮又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虽然这期间马克思几乎一直待在英国，并以英国为经验素材写下了传世名著《资本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成为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思潮，对19世纪中后期及20世纪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有限。19世纪后期，以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为代表，又一次掀起社会主义的高潮。

别国的经验值得注意。

今天的中国，欲抚慰人民受伤的心灵，不能依靠政府对待民众的宠物主义态度，和民众对于政府的犬儒主义态度。千万不要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车开，就会心满意足地当顺民臣民。人不是宠物猫狗，只追求物质满足。人是有思想会思维求自由的“芦苇”，虽然脆弱，但渴求自由：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达、自由地交往；渴求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尊严地生活、尊严地面对其他人尤其是政府。生存权确实是人权的一部分，但只是最起码的部分，远远不是全部。

今天的中国，欲抚慰人民受伤的心灵，从短期来看，需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不分农民市民的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加快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义务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加快建立一定级别以上政府官员的家庭财产公示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的预算决算公示制度。

今天的中国，欲抚慰人民受伤的心灵，从长远来讲，必须进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而不单纯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况且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还需要其它方面体制的改革来维护。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民有化，虽然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容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往往并不能兼顾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必须配套以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否则少数富豪权贵就会不顾大众而驾着宝马奔驰，就会通过剥削大众而进一步致富。没有政治民主化作为牵制因素，私有化的社会一定会蜕变为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一个大批穷人心灵失衡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