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落而知秋

    社会上活崩乱跳的人物，大约可以折射出这个社会的状态。

    这半年，大约是一些中国名人比较倒霉的半年。而这些人倒霉，虽然可以说是有“历史的因素”（有些不要脸的学者为自己的劣迹所做的辩护词），但也不能说一股脑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社会和历史。

    社会、制度和人是一个互相造就的过程，比如说中国的现状，很多人都说是因为制度的原因，我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个制度是谁造就的呢？有人怨完马克思、怨列宁，但是马克思的书上并没有说中国要这么弄，毛主席他们那时候也没看过几本马克思的书。有人说怨列宁和斯大林，前苏联都没了，标准的是怨无头，债无主，还是我们的亲民之主客观一些，说我们是“中国模式”，也就是既不是苏联的，也不是美国的，更不是日本的，而是中国的，那么，这就是说，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不好随便怨别人的。这就是说，是中国人自己弄出这么个制度，好赖由己。这就好像你买了一支股票被套除了，你却整天骂政府，跟是政府命令让你买的似的。没啥出息。

   按照掉书袋的话，制度反过来塑造人，比如这个制度比较透明，法制严明，官员清廉，那么老百姓自然守法、自然爱国，如果制度性的腐败、贪污、以大欺小，那么老百姓自然也好不到那里去。不能自己屁股不干净，但非要被人讲卫生。这个要求特别不符合中国人将心比心的思维定式。比如官员比较爱说谎，而且还获得了好处，老百姓也就自然会试图通过说谎来获得好处，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态。

    以前，外国人的研究中国人的时候，说中国人是一个要面子的国度。的确，我们甚至愿意为面子的事，牺牲很多，比方说在自己还吃不饱的时候，还经常支持别的“兄弟”国家。以饿死更多的人为代价来维护面子。我自己也好面子，愿意听好话，虽然我经常说别人坏话。

    但是突然中国开始不好面子了，原因大约可以怪制度，但也要怪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到这个制度中去。

   大家都愿意说唐骏和禹晋永，说他们学历造假，可以马上会有人辩护说别人也造假，为什么只抓住这两个人不放，的确，当全社会充满了假学历的时候，这两个人显得十分倒霉。这两天我碰到一个现在在美国教书的老师，他说看了人大门口制证的手法和质量，十分惊叹，他想把各种学历文书都制作齐全，做一个纪念。当大学门口公然买文凭的时候，且只要20元的时候，那些花了几千美元买美国文凭的人当然会觉得怨。

   不过假就假了，偷偷的，中国的“假”偏要公然，甚至有人宣称可以复制，这就不要脸了，因为这不仅是自己在作假，而且是推广了。

    这样的不要脸的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点深深太平洋的伤心的样子，这下来一个郭德刚的倒霉蛋。

郭德纲的相声如何，要我这样的几十年的相声欣赏历史的人而言，一般而已，肯定比不上梁佐、姜昆时期的水准，也不论侯宝林之类，这个暑假我闲着带人去听了相声，虽有进步，但是一到表演传统相声，其功力之差别，那可不是一丁点。这个不论，反正郭德纲是红得很。

   但郭事件是一系列不要脸弄在一起。先说记者，你搞偷拍，没啥，有些新闻监督，你不偷拍，弄不来素材，不符合我们的欣赏习惯。但是。所谓偷拍，就是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拍，别人已经让你别拍，你还拍，就不是偷拍，而是明拍，而嘴里还说没拍，就不太要脸，明明是找打。要说记者，在中国也是名声不好，不做正经的新闻监督，专拿一些八卦弄一下，有本事弄个水门、木门的我算服你。

    再说郭大侠，你圈地之事说不清，弟子打人，怎么说也有错，来一个“民族英雄”，且一副流氓嘴脸，不被收拾也实在说不过去，明明打了人，还说合理推搡，也属于不要脸。

   师傅不要脸，徒弟也好不到哪里去，何云伟和李菁纵然跟郭有深仇大恨，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来一个大义灭亲，让人齿寒的“退出声明”，只能说明人已经顾不了面子。

    所以，这个事情，变得特别无趣，由一系列不要脸的环节的构成的事件，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