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落日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张学良将军幽居台湾 (8)
在台湾与唐德刚口述历史
20世纪70年代，郭冠英在好友王一方家见过张学良。王一方的父亲是台湾立法院委员王新宇，与蒋经国、张学良关系很深，他们与张群、张大千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轮流各家吃喝。蒋经国逝世后，郭冠英叫王一方安排他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见郭对他有敬意，对东北事有了解，很喜欢他。
郭冠英安排历史学者王冀和吴天威见张学良，同时把相关历史图书交给他，其中有美国的傅虹霖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唐德刚作的“三位一体”序，对张学良多肯定，格局甚高。不久，张学良即向王一方讲，若唐德刚来，他愿一见。
郭冠英知道唐德刚到台湾后，就请王一方告知张学良，于是唐德刚便与张学良见面了。那时，张学良在软禁中刚被放松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个无形的圈子似仍画在那里。第一次见完，唐德刚就写了一篇自传体的文章。但张学良说他不要写传，只是你问我答。他们就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饭店吃饭谈话。赵四小姐都不在，否则她一定打扰。
唐德刚在会见张学良后，说过：张学良是个太子豪杰，李宗仁是个平民英雄，两个人都称副，一个是副司令，一个是副总统，但张学良不论是少、是副，他干的都是大事，李宗仁即便是干到正，他仍是蒋介石的副手，他未能改变蒋介石所造的局面，而张学良却扭转了乾坤，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到了1990年，张群为张学良做90寿辰，张学良还指名要唐德刚参加，并叫王一方把请帖给了唐德刚和郭冠英等人。
1990年6月初的一天下午，唐德刚教授来到了台北张学良的家里。
“我这个人是秋后的蚂蚱，跳不了太久了！”唐德刚见了张学良，发觉这位老人仍然还像在圆山饭店接受宾客祝寿时那样无忧无虑，谈笑风生。他对楼外边那些神出鬼没的便衣特务没有丝毫戒意。
张学良接着又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养生之道。我就是好吃好喝好睡，有时我可以整整睡上一天也不睁眼睛。至于喜欢吃什么？我内人烧的菜就很好，有北方人的风格。我喜欢喝什么？当然是喜欢喝白开水了，咖啡和茶我也喜欢。这就是我长寿的原因吗？”
“张先生您的记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宝库。既然您的精神世界那么丰富，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把那些珍贵的历史都让人记录下来，以求传世呢？”唐德刚在即将告辞之前，终于找到了可以表达来意的机会。
“你是让我写回忆录？”张学良摇了摇头，“这个愿望不是没有过。早在我刚回台北定居的时候，就有一个写回忆录的打算了。那时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应该把我前半生经历的事都记下来。主要是亲自做过的，亲眼所见的，还有亲耳听说的事情。可是，后来当我读了《圣经》以后，忽然又把写回忆录的念头打消了。” 唐 德 刚
“为什么？”唐德刚不解。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写了。”张学良显然在心里还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苦衷。
“写回忆录当然早就不可能了，因为您年事已高，执笔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唐教授不想放弃最后向张学良进言的机会。他又说：“但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早从50年代开始，就有了系统的名人口述历史的机构。哥大的口述历史部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如果张先生肯和哥大进行合作，可由我来助一臂之力。做成一部口述历史，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对您本人都将有重要的益处。”
“口述历史？”张学良显然对唐德刚的要求没有认真想过，头脑中没有任何兴趣。所以他将手一摇说：“不，不，我从来就没有这种打算。人死了就死了，又何必把一些从前的旧事都说一遍呢？再说，这几年关于我的那些历史，坊间不是早有些文章面世了吗？既然我的那些故事已经有人在说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说呢？”
“不，张先生，此言差矣。”唐德刚决心继续劝说，“张先生，早在50年代，我就对胡适做过历史的口述。后来，您的好朋友顾维钧也成了我的朋友，我利用他从海牙回纽约度假的机会，以闲聊的方式，多次和他谈话。这样，在闲谈之中，一部《顾维钧回忆录》就产生了。张先生，现在顾维钧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如果他在有生之年不做这种后事的安排，那么，他一生中所经历的许多往事，岂不是都成了过眼云烟吗？”
“你曾经为顾维钧作过口述历史？”唐德刚的话触动了张学良的心。
“是的，顾维钧先生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他和我几年间的闲谈，让我看到，他本人一生的经历，几乎就是中国一个世纪外交历史的缩影。现在顾先生的口述历史就保留在哥伦比亚大学里。我多么希望张将军也会像顾先生那样，把您一生的经历都留给后人。”唐德刚又告诉张学良，他还为李宗仁先生做过口述历史。
尽管张学良心为所动，但他仍叹息地说：“唐先生，我已经说了，我的那些故事早就为世人所知，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唐德刚知道张学良这是托词，于是苦苦进言说：“当然，您从前的故事我们全都知道，有许多人在写你的历史。但是，故事只有从您的嘴里说出来，才是‘大道消息’，才是第一手的资料；相反，别人说的和写的，都是‘小道消息’。不错，现在市面上有关你的‘小道消息’已经不下百余种了，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连篇累牍。如果您不口述历史，即使由我唐德刚亲笔为您写一本传略，那也只能是第101本书而已。只有您自己说的，才是世间惟一的一种！所以，您本人一定要说，要抓紧时间说，多说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故事，那样才能让历史更加丰满，更加真实啊！”
张学良不再说话了，只是默默坐在那儿沉思着。
“张先生，有些话，您现在应该讲出来了。”唐德刚看出张学良正在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说起话来就更加直率和坦诚，“即使是西安事变，在大陆也有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可是，现在惟独缺少您本人对西安事变的回忆。这就是历史的缺憾呀！”
“又是西安事变？”张学良听了他的话不免有些紧张。他的目光很自然地移向窗外，看见了在楼外徘徊的李组长，他是继段毓奇之后又一位来监视他的特务头子。
“是的，西安事变有什么不可以谈呢？”唐德刚说，“你这一辈子就是因为西安事变才出名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你不过是个小军阀。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世界历史，您为西安事变坐了50多年牢。您坐得值，我说，这段历史非您来写不可！”
“好吧，让我想一想再说。”张学良终于在唐德刚的频频进攻下，思想上出现了动摇。但是，尽管如此，张学良仍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
两天以后，郭冠英来到了唐德刚下榻的宾馆，对唐德刚说：“唐教授，老头终于想通了。张先生已经同意对你进行口述历史了，不过，他老人家仍然心有余悸。他担心对你的谈话，万一被李组长他们发现，那就不仅对他不利，对您本人也相当不利。所以，张先生叮嘱您再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慎重才是。”
“我懂我懂。”唐德刚大喜过望地连连点头。
“而且，您每次与他谈话的时间不能太长。让特务们感到您只是一位友人在和老人家闲聊为好。同时为了不引起特务们的怀疑，您去的时候，时间要有间隔。也就是说您要在台湾滞留相当长的时间，行吗？”
“可以，我打电报给纽约请个长假吧。因为我在这里如果10天去一次，至少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把张先生的大半生历史记录下来。再说，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长时间谈话。”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从6月下旬开始，唐德刚对张学良的历史口述开始了。
张学良常说：“上帝那有本账。”他不愿讲出来伤人，但他其实很想讲，常欲罢不能。张学良、唐德刚两人皆重听，口音也不同，沟通上有些问题。郭冠英像个传译，在他们中间传话，也会提出关键问题。 唐德刚(左)与张学良商讨文稿1990.1.25
每次谈完了，张学良都潇洒地抛下一句：“你们要怎么写，我不管。”
其中最重要的两次口述，一次是1989年中，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逼出来的。后来复活节，张学良在王一方家喝了酒，在书房中大讲蒋介石“失败”“无雄才”“喜用特务”“量窄”“抓权不放”“一句话，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评得很凶。郭冠英去关了书房门，怕特勤组的特务人员听见。
张学良说，是蒋介石亲自答应了不剿共，他才放蒋的。郭追问：“是他太太转告的，还是他亲口说的？”张学良说：“当然，他亲自。”
可是，随着唐德刚的不断前来，访问张学良次数的增加，引起了特工人员的注意。李组长将情况逐级上报给台湾的“安全特工处”，引起了安全局的重视。
他们很快就查明唐德刚的真实身份，依唐德刚繁忙的教务和社会活动，他应该尽快返回美国，没有必要在张学良寿庆结束后继续在台湾逗留。所以台湾“安全局”怀疑他正在对张学良进行秘密的口述历史。“安全局”将唐德刚的反常行迹上报给国民党最高层，请求指示。
很快，国民党高层传下话来：“唐德刚如若在台访友探亲，理应当给予照顾。因为他在美国和海外的影响非常大。但是，由于唐德刚多次回大陆，很显然此人是个倾向中共的人士。如果查明唐德刚确对张学良进行有关历史的采访，则应马上全力阻止。唐的亲共立场不宜允许他记录张学良的历史，必要时要收缴他已经录下来的录音带，防止唐德刚将张学良的谈话录音交给中共出版。”
进入12月以后，特工人员对唐德刚出入张家进行了严密的控制。有几次唐德刚同张学良在客厅谈话的时候，特工人员就以某种理由进来查看，弄得张、唐都很尴尬。
“唐先生，你看我家这种环境，咱们继续进行这类谈话方便吗？”张学良说。
“没关系。张先生，总之我不介意他们。”唐德刚也发现了身旁的反常现象。
“唐先生，我看你还是把录下来的那些东西，早早扔掉吧。不然的话，万一让他们拿到手里，我们都会相当难堪的。”
“扔掉？这么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扔掉呢？”唐德刚暗暗一惊。
“对，扔掉吧。因为它危险，现在不是我们谈这些话的时候啊！”张学良越想越不安。有一次，他甚至要求唐德刚尽早回到美国去。“小心总是好的，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里是台湾。”
“……”唐德刚心里一惊。他没有再说什么，这时，他忽然发现门外的走廊里闪过一个特务的影子。
“但是，太可惜了。我和先生的谈话，刚刚开了个头呀。”
张学良微微一笑：“没什么痛惜的，留得青山在，何怕没柴烧？只要我们都平安无事，那么，将来不会没有机会谈话的。”
“好吧，先生说得对！”唐德刚终于首肯。
郭冠英来到宾馆，听了唐德刚介绍的情况，马上意识到危险正向这位学者逼近。“唐教授，既然老先生提出快结束口述活动，我看您就马上结束吧，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敢把我唐德刚怎么样？”
“当局对您确实不敢怎么样，因为他们畏怯您在海外的崇高声望。即便他们知道您在做什么，也不敢对您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可是，即便您可以在台湾完成张先生的口述历史，但是有一天您要回美国去，他们会允许您把张先生的录音带带出台湾吗？”
“你是说，海关会将这些录音带扣下？”
“一点不错。到那时候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你是说现在马上对这些录音带进行复制？”
“只有这个办法了。”
当天晚上，宾馆里静悄悄的。唐德刚和郭冠英对如何保存录有张学良重要谈话的11盘录音带，并且安全带出台湾设想了种种方案。唐德刚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要马上将所有录音带复制下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不测。”
“对，机不可失。必须要马上做好这件事。”郭冠英也感到事态的紧张。
当天夜里，在郭冠英的协助下，唐德刚在宾馆里火速将这些录音带一一复制完毕。然后，唐德刚叮嘱郭冠英将11盒录音带妥善保管起来。
就在郭冠英将复制的11盘录音带带出宾馆，小心地在家里藏好不久，李组长忽然有一天带着特工人员闯进了唐德刚下榻的宾馆，趁唐德刚不在之机，突如其来取走了那11盒录音带。
此事发生后，唐德刚知道他再也不能去复兴岗70号了，甚至连向张学良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了，他必须马上离开台湾这个是非之地。
1990年底，当唐德刚教授恋恋不舍地搭机飞返美国纽约的时候，郭冠英已经通过其它安全的渠道，顺利地将录有张学良浓重东北乡音的11盘录音复制带，巧妙送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唐德刚在台湾采访了张学良，后来则再没有机会对张学良进行口术历史的采访了。后来，唐德刚说：“最可笑的还是张将军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发动的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了的。”
张学良对唐德刚说过，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举动。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放他呢？”张学良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张学良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张学良在与唐德刚做口述历史时，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唐德刚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呢？”张学良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对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
张学良常常公开地说，什么赵夫人可敬，贝夫人可爱!更糟的是张学良这个国际驰名的“花花公子”又口无遮拦，专门喜欢讲男女关系的笑话，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诗，挂在口边，嘲笑自己是什么“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
在一次谈话中，张学良对唐德刚说：我不喜欢我的太太，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不要这个贤妻良母。我是上战场的人，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
张学良的太太于凤至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得了很重的病，中外医生都束手，都说她一定要死了。于是，张的岳母和他生母商量，要张学良娶他太太的一个侄女，以便照料孩子。
张学良反对，这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张学良说：我答应您们，如果她真的死了，自己一定娶她侄女。
后来太太的病好了，没有死。为这件事情于凤至很感动，所以对他很放纵，不管他拈花惹草了。
张学良给自己下了一个考语：“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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