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火（４）

                                                                             吴高兴

八月十七日晚上，我瞒着妻子，又到了许向东家，与他商量如何逃跑的问题。我一介书生，在本地独立谋生尚且无术，出逃以后，茫茫人海之中，何处可以藏身呢？向东给我出了个主意，说自己在肖山有个亲戚，是个孤寡老人，可以连夜把我送到那儿去躲藏起来。我想，肖山人生地不熟，决非久长的安身之所。我双手枕着头，斜靠在床头上，把自己在台州各地的所有同学、朋友、亲戚几乎都一个个考虑过去了，后来想到有个在城郊工作的老同学，为人厚道可靠，跟我感情很深，他老家有座空房，觉得在那儿可以长期躲藏下来，我甚至把有关的细节都想过了。但是，当向东要出去打电话把那位老同学请来的时候，我又变卦了，他刚出房门，我又叫回了他，说是仔细想想还是不行。那个老同学的家庭比我家还要艰难，万一躲在他家走漏出风声，岂不是要祸及同学么？我一支紧接一支地抽烟，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让他们抓——躲起来，自己是安全了，但妻子和孩子难免三天两头受盘问，为我担惊受怕，我哪能忍这个心呢？还不如自己去坐牢！何况，关于决定要抓我的消息或许并不确实呢。于是，翌日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又跑回了家。妻子十分欣喜，她告诉我，昨晚她找我找了大半夜，感到再也见不到丈夫了，心里无限惆怅，现在仿佛失去的丈夫又从半天里掉回来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就象我永远忘不了“六四”一样。这天上午，地区公安处象往常一样要我去“谈话”，我照例带了个保温杯。但是，临出门时，却又换了个玻璃茶杯，并且对妻子说：“如果我到中午十二点钟还不回家，就说明回不来了”。

来到公安处，政保科长项一峰要我在楼下传达室等一下，说他到楼上办公室办完点事就下来跟我继续“谈话”。我等了好长时间，项一峰和政保科的另一名警察下来了，笑嘻嘻地对我说，原来一直放在那里“谈话”的办公室今天要开会，“公安处地方太小，还是放到临海市公安局去吧”。我见今天的气氛挺宽松的，心中暗暗庆幸要抓我的消息又是谣传。

到了临海市公安局二楼的一个办公室，看见小范已经坐在那儿了。我们刚刚坐定，小范就说：“吴老师，我们决定对你实行收容审查”。说罢，将一张收容审查通知书递到我面前，要我签字。这时，我才明白，难怪刚才项一峰在公安处楼上时间那么长，大概是打电话跟小范联系抓我的事。我这人真怪，仅仅听到要抓我的消息，将信将疑的时候，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一旦事情真的发生了，严酷的现实已经摆在眼前，我反而镇定自若了。我扫了一眼收容审查通知书上写着的“反革命宣传煽动”几个字，从左胸衣袋里取出钢笔，微笑着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不是签在收容审查通知书上，而是在学校领工资时签在工资表册上！

我虽然在学校的“普法”活动中学习过一些法律常识，也曾多次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些人因书写和张贴“反动标语”而坐牢的报道，而且不久前，还从台州日报上得知，仙居县液压件厂有个青年工人杨忠信，因在“六四”以后书写和张贴了一百多条“反革命标语”而被判刑五年，但是，我总认为我跟人家不一样，人家才是真正的“反革命”——直到一九八九年年底我被遣送到临平省四监时，我才知道杨忠信是个刚满十八岁的及其纯洁善良的娃娃，他写的所谓“反革命标语”，无非是“打倒邓杨李”之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反革命宣传煽动”这个罪名，也从来不曾想过那些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人究竟是什么罪名，甚至连“收容审查”这个名称也是第一次接触。在我原来的想象中，公安局捕人，总是深更半夜敲门，提着手枪冲进来，枪口对着人犯的胸膛：“你被捕了！”近几个月来，我确实是随时作好了这个准备的——面对邪恶的枪口，我将昂首抬头！可是，哪里料到我被捕会是这个场面呢？

在“收审”通知书上签好名字以后，我义正词严地对他们说：

“我抗议你们对我的非法拘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