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智库很活跃的国家，很多智库关心国家决策。在政治民主的国度里，决策不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也不是官僚一手制定的事情。决策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因此，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政策形成。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民意和民议，在民主决策过程中十分重要。智库，是专家学者、政治精英参与决策的一种途径，也是民参与决策的一种形式。
在日本，积极影响决策的力量有很多。一般来说，日本的国家政策是执政党和行政部门的官僚直接参与制定的。野党对国家政策的意见，通过参众两院和各种政策审议会及其他智库活动，反映到国家决策中。重大政策经过严格的审议和论证过程，以立法的形式决定。日本政策制定的法制化，也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国家决策主要特征。
纵观日本国家政策形成与决定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日本的国家决策，绝非仅由官僚和政要所为，有多种社会力量，在积极参与和影响政策的形成。其中，政党、利益集团、智库、专家学者，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特殊群体代言人或组织，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策的制定提出诉求。一些重要智库，对政策形成的参与是有组织的，积极的，长期的。
智库作为影响政策制定的一种力量存在，有多种类型。
* 政策审议会和咨询委员会。
这是与日本决策层联系最密切也比较制度化的较高层次的智库形态。日本政府各部门都设有政策审议会。以经济产业省为例，该省所管或密切联系的审议会多达几十个，对政策的审议范围很广，审议活动是经常的，已经形成一种机制。
咨询会议或恳谈会，这类智库并非一次会议，而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组织。这个群体或组织经常为首相而设立，属于直接服务于首相的私人智库。这种智库一般由首相亲自点将，集中当朝当代经济、产业、财界、金融界高官和著名专家学者，直接为首相出谋划策，开展目的性极强的政策研究，提出关系国家大政方针或当代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报告和提议，如20世纪80年代中，中增根康弘首相的私人智库，由前川春雄、大来佐武郎等多人组成，他们提出的前川报告，涉及到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方向，不仅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有重要影响，在国外也引起有关方面密切关注。
* 政要背景的智库。
日本许多政要都有自己的智囊团和有识者群体。他们经常以研究中心、咨询中心、学习会、恳谈会、论坛等形式出现。有些政要退出政坛后，可能进入某些智库开展研究和智囊活动。世界平和研究所就是有前政要中增根康弘背景的智库。
* 政府或官僚背景的智库。
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就属于这种类型。在2006年以前，NIRA属于政府承办，在2006年的行政改革中，NIRA民营化了。此外，与日本外务省有关的日本综合研究所，与日本经产省有关的经济产业研究所，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有关的亚洲经济研究所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视为有政府背景的智库。
还有一些智库与官僚有密切关系。如曾经是日本经济官僚的金森久雄、下河边淳等，在退官后又进入某家智库或自己筹办智库，从事政策和经济问题研究。他们的研究往往更容易进入决策层视野。还有一些知名专家和学者，以他们突出的经济研究业绩，跻身于日本经济政策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并能以专家学者的身份，进入经济官僚层。在退官后又转战于智库，继续以其经济政策研究来影响政府的经济决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活跃在小渕时代到福田时代的竹中平藏。竹中原本是经济学家，逐渐成为身居高位的经济官僚。在福田时代，竹中脱掉官衣后，又转入日本知名智库。
* 以大经济联合体或大企业为后盾的智库。
如“21世纪政策研究所”，就是有日本经团联背景的，侧重政策研究的知名智库。该智库的一些政策研究报告，经常进入日本决策层视野，该智库的掌门人和知名专家学者，也经常被吸收到政府各种审议会中。还有三菱集团背景的“三菱综合研究所”，曾经有松下电器集团背景的“PHP研究所”，野村证券集团背景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这些经济团体或大企业背景的智库，其研究活动既服务于经济界，也参与官府下达或赞助的政策决策研究。
* 各种身份的小智库。
这类智库数量较多，代表的利益群体比较纷杂。有的代表地方经济利益，有的代表社会上某一群体利益，比如反映中小企业利益诉求的研究所，他们更多的关注国家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一些地方性研究所则更多的关注地方经济社会状况和国家政策对地方的影响。
* 大学的政策研究型智库。
比较而言，这类智库与利益群体的关系不太密切，容易站在更公正的立场从事政策研究。其政策研究的理论性与学术性价值比较高，因为有更深厚的学术基础，对国家政策制定所产生的理论影响，不同于其他智库。有些知名大学的政策研究，倍受国家重视。这种智库的知名专家学者，有的被请进政府政策审议会，有的则以卓有成效的政策研究为功绩，进入了政坛。
智库参与政策形成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
直接途径是相对的，比间接途径更接近决策。一般有这样几种：进入政策审议会是比较常见的途径。日本一些有实力的智库，其理事长或知名专家，往往是政府某个政策审议会的成员，特别是著名经济学家，不仅是所在智库的顶梁柱，还可能成为国家重要经济方针政策或战略制定的直接参与者。比如老一代经济学家有泽广已，他的经济思想，就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奠定了重要基础。当今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或名人，如竹中平藏、伊藤元重、伊藤隆敏、小岛明、五百旗头真、田中明彦等，都是或曾经是日本政府部门某个政策审议会中的重要成员。另外，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开展有针对性的政策调研，向高层提交政策性报告、建议或方案，也可以视为直接参与决策形成的途径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经济走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时，著名的“前川报告”， 集中了当时日本很有英知的智库和智囊人物的智慧，提交到政府决策者面前，对当时日本国家政策调整产生影响。
间接途径比直接途径更多，形式更灵活。如参加有影响的政策研讨会，为政要起草政策性报告，在有影响的报刊发表政策议论，等等。
日本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各级政府部门，都有自己联络的政策研究所、研究中心、政策论坛或各种形式的学习会、恳谈会，经常在这些地方开展与政策相关的研讨活动。一些智库的掌门人或专家学者，经常活跃在这样的场合，将智库和本人对国家政策的意见，直接吹风给政要。其次，在有影响的媒体或政策研究刊物发表文章，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进而引起政府的重视。还可以举办各种论坛或研讨会，尽量邀请党政决策部门要员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参加。智库组织政策研讨活动，邀请政府官员参加，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经济界要人等，以智库的信息发布力和影响力，向社会施加政策舆论影响。智库通过在各种媒体发表言论，向社会发布自己的政策主张，对社会政策的形成和评价产生影响，都是间接影响决策的途径。
日本有影响力的智库，在长期参与政策形成的活动中，已经摸索出较成熟的经验，加之日本政治民主化的进展和决策机制的改进，使智库和专家学者对政策研究和制定的参与，逐步形成了一些成熟的机制和途径，如上面例举的智库与政府政策审议会的关系，智库与政策报告的关系，智库或智囊人物与政要的关系，都是这样一些机制和途径的表现。
由于日本社会中有了这样的机制，有些出色的智囊，还可以以智库为跳板，进入国家决策层，自己成为政要，直接作用于国家决策。
竹中平藏正是这种典型。竹中以知名经济学家的身份，1998年成为小渕首相的智囊“经济战略会议”成员，2000年成为森首相智囊“IT战略会议”成员。此后便实现了从智库人到政要的身份转变， 2001年担任国务大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2002年任金融担当大臣、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2003年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在小泉内阁时期，竹中平藏官位显赫，在2005年任小泉内阁府的特命担当大臣期间，他主管小泉力推的邮政民营化改革。竹中平藏在退官后又成为日本著名经济政策类智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特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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