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朋友会同意，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古国，走进人类的二十一世纪，如果学问远不到位，那么尽管天下的财富集中在神州，赢得的免不了是一个狼藉似的声名。但如果炎黄子孙能凭着传统的文化与先天的智慧，把先进的学问发展到他们应该达到的层面，那就算经济只属小康，赢得的尊重会是人类的骄傲了。

开放改革三十年了，神州本土的学术发展还是看不到火花。有那么多的聪明脑子，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江泽民先生当年大手推广教育，使大学的学位暴升，无疑做得对。有点学识的青年多了不少，但学术气氛还是远不及西方。以我熟知的经济学为例，这些年在内地遇到不少天赋可观的学子，但到今天还没看到有一家之言。是难明而又有点困窘的问题。北京显然重视学术的发展：关于文化、学问等项目，中央电视台不遗余力，提供的节目好而多。非不为也。看来中国的教育制度某方面要大事改革了。

----张五常《中国文化与神州再起》

神州再起与中国文化

张五常说：“考虑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提出的分析吧。在那近于奇迹的县际竞争制度下，土地与劳力这两项资源发挥得好，外资与科技的引进有成就，工业产品的质量急升，而中国的接单工业的产品，曾经有一段时期近于包办地球！这些都了不起，”土地、劳力是中国固有的资源，“发展是硬道理”放了权，外资和科技催化了中国资源商品化，这里认证了“没有一个不认为脑子资源可以带来的贡献远超任何其他可以观察到的资产”

按张五常的逻辑，中国应该研究分析的只有邓小平的脑子资源，就是“发展论”。中国把邓小平定为改革开放的伟大设计师，而不去强调“县际竟争制度”是英明正确伟大的理论。

因为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引进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深圳经验让“中国乡村包围城市”的农民运动重新解放，过去是“打土豪分田地”，改革开放是“为资本家打工”，一个是“打碎一个旧世界”，一个是“建设一个小康社会”。

 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认为：“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西方理论研究比中国话更清晰透彻。他们的立论始终不离开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西方理论中只有探讨中的假设，没有明知故犯的假大空的语境。这也就是回国的著文与坚持在美国的著文的文风区别！

海外华人爱读哈佛研究所中的华人学者的论著，不喜欢在中国境内求生的拐弯磨角的英文作品。包括香港人写的学术著作。那种油腔滑调的商业品味，往往遮盖了自然法规的亮点。

张五常自己也说：“开放改革三十年了，神州本土的学术发展还是看不到火花。有那么多的聪明脑子，是发生了些什么事？”

也不是没有人的聪明脑子不发光，而是积重难返费时光。这就是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中国人多议论多的特征。

中国古代历史和西方现代历史证明，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才能产生高度的文化成果。多元、多级的文明的冲突更新世界的秩序。祸国殃民的制度一定祸国际殃人类。“永恒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发展经济，个人的自由发展能满足人性的幸福追求。能满足犀利哥与李嘉诚各自不同的追求的制度，就是神州再度崛起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