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中国的图图

胡锦涛成为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之后，就一直提倡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推行科学发展观，并得到中国朝野的支持和拥护。然而，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仍然十分激烈，距离和谐社会仍然十分遥远。笔者以为，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实现社会的大和解。没有和解，那么和谐社会，就将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2010年，距离中共18大为期不远，中国朝野应在此时开启大和解之门。

笔者知道，倡导和解的理念，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因为，中国缺乏和解的传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帝王思想，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一般来说，两方相争，不打劝架的，这是一个常识；但是在中国这种缺乏和解传统的国家，劝架的往往也被划为敌人。例如中国现当代历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大冤家，曾经有过两次合作，但是最终以分裂和内战而告终，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宜当剩勇追穷寇”，不仅不跟国民党和解，还对出来劝架的民主党派等中间力量打得鼻青脸肿。当然国民党对共产党也一样，当年也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那么，中国的未来真的没有和解的可能，只能走以暴易暴走革命的道路？未必会是这样。当今中国公民，居多对革命这个词没什么好感，多数人在内心渴望或支持妥协与和解，以降低我们这个国家政治转型的代价。以大和解的方式实现国家政治和平转型，世界上不乏先例。比如在1980年代，南非白人统治当局和黑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自杀式爆炸和暗杀频频发生。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先生提出和解的呼吁，并且提出很多具体办法逐步化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歧视和仇恨。图图大主教的和解诉求，既得不到当时掌握国家政治机器的白人统治当局的回应，也得不到羽翼渐丰的“民族之矛”解放战士的理解。但是，图图大主教以基督教作为支点，撬动了黑人和白人的心灵，并最终实现了双方停火，并最终走向全面的政治和解。南非政治和解的成功成为后来一些出现重大政治危机的国家借鉴的重要范例，塞拉利昂、北爱尔兰、印度尼西亚、南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从激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复仇中走出来，成功地实现了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南非这些国家的政治对抗不知道要比中国的朝野对抗要严重多少倍，最后还是走向和解，在和解中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中国人只要想做敢做，朝和解这个方向努力，肯定会有美好的结果。

目前，中国已经具备朝野大和解的坚实基础，因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毛泽东去世之后，执政党推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向后极权时代的开始。在这个后极权时代，执政党扬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毛泽东时代推行的阶级灭绝政治上台告别；数十年来，尽管执政党在诸多决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仍显僵硬，但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1978年后，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开启了不少政治平反工作，这实际上是官方主动和民间和解的重要行动。这些政治平反行动，缓解了共产党和民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某种程度上重新赢得民间对共产党的希望和信任。1989天安门事件虽然是一个中国大陆政治改革走向停滞状态的转折，但该事件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几乎彻底破产，中央高层文件几乎没有再提及共产主义这个原教旨概念。

目前中国大陆所弘扬的意识形态，也都是非常利益化的，存在着比毛泽东时代更大的弹性。后极权时代的统治策略越来越精致化，靠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链带来维持统治。这样一来，执政党对体制外异议行为的态度和行为，也变得惟利是图。比如，为了交换利益，可以将在押服刑的政治异议犯罪者以治病等名义放逐美国，这在毛泽东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证明，执政党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弹性。也许有人认为，执政党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仍然比较严重，但人们不可以忽略这样事实的存在：1978年以来几乎没有判处一个政治犯死刑。就是被抓的反对派人士，也往往有几个共同特点：言论或行为比较激烈的，有组织化苗头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和警方打交道比较多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共同经验是，警察为了完成对他们的监控，总以自己是从事这份工作的，只是听命于上级，否则饭碗不保为由取得对方的同情与谅解，即以自身利益为诉求点，而很少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压制对方。

一个有力的例证，也可以说明中国执政党具备和解的思路与能力。人们都知道，2008年西藏3.14事件后，大陆官方对达赖喇嘛恨不能寝皮食肉，但没有想到，此后执政党会突然与达赖开启接触和商谈大门。虽然和谈到目前尚无实质性进展，但这有力说明执政党不是木头疙瘩，面对全球一致性的压力，具有相对灵活的反应。要是在毛泽东时代，肯定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在朝的执政党具备了和解的思路与能力，那么在野的民间力量，体制外的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也应当具备和解的思路与能力。

首先，价值观需要多元化。如果全部是激烈的反对的声音，体制内的温和派就不敢回应，更不敢与民间在某种程度、某些空间展开互动。因此，有必要在朝野之间建设一种新的力量，提出一些新的诉求，那就是中间力量的存在和寻求和解的诉求，并持续地将“和解”这一概念注入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使之成为一个常规的公共话题，成为一种国家政治活动的常态。应该有一部分人把北爱尔兰、南非等国家的和解经验引用到中国大陆，扮演一个调停者和劝架者的角色，减少社会转型的震荡和代价。

执政党内部有很多开明派和温和派会赞同和解这一政治理念，因为除了执政党内部一些冥顽不化者，没有人会相信红色江山万万年，中国的政治转型迟早要发生。执政党主动和解，转型的代价就会小得多；和解到来越迟，执政党将来付出的代价越大，转型正义的实现手段可能会越残酷，如果执政党不正视和解这个问题的话。总之，无论中国未来局势如何变化，海内外各政治派别终究要坐下来在圆桌上解决分歧。这一政治文明的到来不会久远，而准备工作必须从现在开始。

其次，在野的民间力量宜用最温和的、建设性的政治话语，做具有对话意图的政治建言，不断地就新近发生的政治事件表达政治性建言。通过这种政治表达的方式，形成和解话语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试图超越朝野双方，用更宏大的政治视野观察中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在这种和解模式的语境下，民间力量对执政党正确的做法应给以积极的正面评价，对其错误的做法也给与不客气的批评。这样，从中立的立场提出各种建设性意见，不断释放善意和建言，总会得到统治者的一个正面的回应。也许当时可能不听（有些人甚至是根本听不懂），但终有一天他们会听、也听得懂。因为任何明智的统治者，都不会等到社会矛盾激化、甚至民间有报复性行动的时候，才知道倾听与回应。和解理念的可贵，就在这里。

在过去，以反对和批评的姿态问政的比较多，姿态总地来讲比较单一，所以旧有的话语模式需要转型，那就是增加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和解话语模式，使得体制外的发言多元化。言论上的理性和自律，或许能够更大程度地拓展言论自由的空间。

第三，印度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在中国大陆不能太过张扬，民间力量应探索出一条中国式“非暴力合作”理念。当然，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所有公民都当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但在其他方面，“非暴力不合作”甘地理念，在中国就存在一个本土化消化不良的问题。当年印度人要赶走的是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我们现在不是要赶走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而是要和现有的执政党寻求一个双赢的局面，和解共生的局面，所以简单套用是不行的。所以要认清政权的独特性，不能食洋不化。民间力量要追求和执政党的良性互动，是合作博弈，而不是不合作博弈。实际上，“非暴力不合作”甘地理念，在中国应该被边缘化，不能把不同背景下印度在追求它的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一个策略简单地运用到中国。

“大和解”，在中国大陆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和操作路径。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倡导对话、妥协、宽容等“和解”的价值理念。

也会有人认为，在目前，中国政治和解的现实条件在形成却尚未成熟；但这正好说明呼唤朝野共同想“大和解”的方向努力，是十分重要和及时的。2010年，中国朝野应开启大和解之门，大力探讨包括国际社会的政治和解经验；中国政治和解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台海新局势下两岸和解的可行方岸；执政党执政历史上的政治和解经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解理念资源；当下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和化解模式；中国在野政治力量和执政党之间的政治博弈；公民社会政治动员能力复苏与资源整合模式，等等。通过这些，营造实现和解的气氛。

当然，在缺乏和解传统的中国，指望民间反思难，指望执政党反思更难。可是，民间反思是和解的开始，民间敢于自我否定，对自己百分之一的错误做百分之百的检讨，这样就可以给执政党做示范、做表率。在历史上，鲜有统治者主动的先例，任何改革和改良或改变，无一不是统治者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才得以进行；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执政党的开明派顺应民间潮流的结果。因此，如果民间很善于自身建设，对自己的错误也进行充分检讨，也将会给执政党自我反思、自我批评提供了道德上的空间。

本文转自：颜昌海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