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厉以宁老师迎来了他的八十华诞。本文是101位弟子们为纪念老师生日而出版的书籍《我们的老师厉以宁》中的文章之一。弟子们相约以记述日常生活的方式写文章纪念老师的八十华诞。我觉得这些文章虽平凡细微但不掩真情，虽叙师生之谊但不失公共情怀。不管任多高的官、不管发多大的财、不管有多深的学问，在老师面前大家只有一个身份：弟子。我谨以此作为本期刊首语，以表达我对我的老师和本杂志主编厉以宁先生的敬意。

有的老师教授学生知识，有的老师赋予学生能力，有的老师提升学生境界，有的老师改变学生的人生轨迹。厉以宁老师于我而言，是以上的一切。

我跟随厉以宁老师做了两年博士后；在老师任院长期间当了五年院长助理；跟老师和师母到江苏、新疆、安徽、江西和上海做过多次长时间考察；在老师担任主编的《北大商业评论》任执行主编；老师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后组建了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我当副院长帮助老师做一些贫困地区的研究和公益事业；平时可以经常向老师讨教，偶尔到老师家里蹭蹭饭吃。在一生中，我深深地以成为厉以宁先生的弟子为荣。
比较其他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我觉得老师早年的一些学生似乎比我跟老师更亲近。我跟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如日中天，尽管他对我和蔼亲切，但我还是有些诚惶诚恐。我更羡慕老师早年的弟子，对他更加随意一些，而他有时“骂”起他们来也更把他们当“小孩”一些。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跟老师当学生时已经四十岁了。
那是1996年，当时我并没有想走学术道路。我写完了博士论文，以为这会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大块文章，想请老师为我写写评语。尽管当时与老师只有一面之交，我还是斗胆敲开了老师的家门，那时老师还住在中关园6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老师听我说明来意，犹豫地指着胸前的两会代表证说，我正在开两会，估计没有时间。我解释我并不着急要，我不是为了博士论文的通过，而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评语做个纪念，于是老师收下了我的论文。没想到过了三四天老师打来电话，说来拿吧，评语写好了。我喜出望外，赶快跑去拿评语。更令我惊喜的是，老师说，志毅，你愿意来做我的博士后吗？
我博士毕业后有很多好机会，但能够成为厉以宁先生的博士后对我的诱惑力太大，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更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报名要当老师博士后的有30多人，最后经过严格筛选和考试取了二人，我是其中一人，这更令我觉得珍惜。
跟老师做博士后的第一个春节，老师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们一家人一起在深圳过春节，我当然十分愿意。于是，我们一家人和老师、师母，厉放、厉伟，以及老师从台湾来的两位亲戚一起，在深圳吃了一顿十分温馨的年夜饭。从此我也与厉伟结下了兄弟之情。每年春节我都想起这段往事，但不敢奢望还有这样的机会。
今天，我自信自己是中国最优秀的MBA和EMBA教授之一，学生的课程评估经常近乎满分。但1997年我做博士后时还没有讲课的经历。有一天，老师突然问我，志毅，你能讲课吗？我说能啊，他问你能讲什么课？我说出了我认为能讲的课程名字。他说你告诉国有（张国有教授，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让他给你排课，老师写了一张字条让我交给张国有教授。后来，张国有教授给我排了97级硕士研究生的战略管理课程，那个班的许多学生至今都与我来往密切。
得知排好课后，老师多次叮咛我，千万要注意备好课，第一次讲课的口碑极其重要，第一次讲砸了，以后要花好多努力才能补回来。他还举了一些别人的例子吓唬我。我开课以后，有一次老师见到我笑眯眯地说，我听说了，你的课讲得不错！后来我又开了第二门课，也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当我得意洋洋地向老师报告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往往第一门课讲得好，第二门课就讲得好。
做博士后的两年充实而愉快地度过了，我承担了一个教师正常的课时量和两个课题，一个是老师指导的教育经济的课题，一个是老师和曹凤岐教授一起承接的教育部“九五”重大课题“中国企业管理案例库组建工程”，我顺利地通过了出站报告。
决定我后半辈子人生轨迹的一天到来了。那一天晚饭前，老师约我到他家里去。到了家里后，老师说，今天是师母的退休日，师母单位的同事们要为她举办退休晚宴，你和我一起陪她去。我们两人在边上自己吃饭说说话。那天晚饭的主题是老师动员我留校任教，我当时原没有留校任教的打算，但是老师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和他对北京大学的一往情深极大地触动了我，我答应了老师。十多年后的事实证明了老师的正确，他当时主要说了两个观点，一是我留在学校的价值比我去做企业更大，二是北京大学在中国极具独特地位，作为北大的老师意义不一般。
从企业管理者向学者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不是行为的转变，而是价值观和心态的转变。我在北大栉风沐雨十三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识到老师所言之深刻，我也潜移默化地变成了骨子里的北大人。今天，我庆幸自己当时遵从了老师的教导，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尽管我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并不轻松，因为我进入教师序列比别人晚了十多年，后来学界又刮起了海归风，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何况，老师和师母在我遇到困难的任何时候，总是给我温馨的鼓励、坚定的支持和智慧的指点。
时间过得飞快，2000年老师七十岁生日时，我是主要筹办者之一。那时我们出版了《厉以宁诗词解读》，十位师兄弟分别就老师诗词的十个方面写了体会和评论。陆昊和我合作写了厉以宁诗词中的人生哲理一章，我还单独写了厉以宁的夫妻情深一章。为此我特地采访了师母，从师母的叙述中多一些知晓了老师早年的生活和感情经历，深受感动，进而更加体会了老师给师母的一首首诗词的背景和意境。那时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弟子们可以从老师那里得到科学之真、人性之善和艺术之美，这三种东西的交织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当时在没有请示老师的情况下，我找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朋友把老师的诗词进行了交响配乐谱曲，并联系好了乐团，下发了谱子，准备用专业演员朗诵、交响乐团伴奏，以烘托老师诗词的艺术效果。后来老师知道了没有同意，坚持以简朴的方式由光华的学生们业余排演。师命难违，我只好让准备排练的交响乐团停止活动，把谱好的曲子束之高阁，我不知道老师以后还给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记得那时老师说，七十岁生日时办诗词研讨会，七十五岁生日时办从教五十周年纪念，八十岁生日时办经济思想研讨会。一转眼，老师八十岁生日纪念即将到来了，我们希望老师再规划一下八十五岁、九十岁、一百岁的生日活动如何搞，让弟子们有所期盼。
前一段我特地到老师家里要了一幅师母画的梅花图，请老师题了字，挂在办公室里，不时感受并提醒自己学习老师、师母的铮铮风骨和“谁敢雪中试淡妆”的从容淡定，学习老师诗情画意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儒雅精神。在学术上，我们要学习和继承的是老师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高屋建瓴的宏大视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我才当了十多年教师，和老师相比我的轨迹还很短，老师高高地、遥遥地在我们的前面作为明灯，我相信我会在老师为我指引的轨道上做出无愧于老师的成就，因此而无愧于其弟子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