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
中国奇迹1992-2001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
■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 《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 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 320亿美元，2005年 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 （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 。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风险和代价也是偏面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和改革。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
中国奇迹1978-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