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军：艾滋反歧视应该从卫生系统抓起 呼吁主动检测
嘉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景军
“积极对话”志愿者、河北“爱之光”小组负责人，艾滋病毒感染者 小枫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SI）项目官员 夏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项目经理 姜晓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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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搜狐《益论坛》，论坛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先看看你身边，如果你身边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你们的第一反映是什么？就是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网友：我觉得还好吧，我能接受。
主持人：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是艾滋病感染者，还会跟他一起工作，一起吃饭，游戏吗？这个问题先留给大家暂时思考一下。
主持人：今天探讨的话题是艾滋病患者身份公开到底能不能加速反歧视进程？09年11月27日，公布一项调查报告，专门针对艾滋反歧视的，里面提到了大概中国有74万感染者，大家能主动检测，知道得病的人很少，公开身份的就更少。
现在探讨第一个话题，一个是要不要公开，一个是应不应该公开？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先探讨第一个，要不要公开？因为网上做了一个调查，大概有4300人参与调查。这个问题是说你在职场上求职的时候要不要公开身份，大概有两千人持支持意见。理由是你公开身份是对别人生命的尊重。但是反对的人可能比较激烈，得了艾滋病就不能跟我们一起工作，这样对他人比较危险。我想在座的嘉宾对这个现象怎么看？有没有接触这方面的情况？这里面主要反映大家什么样的心态？
姜晓朋：艾滋病只是疾病属个人隐私 不应该公开
姜晓朋：昨天下午还点到咱们链接看了投票情况，反对公开略微多于支持公开，看这个结果略微有一些欣慰，这个结果说明这么多年大家认识逐渐开始转变。从我个人来讲我是反对公开，不管应不应该，还是要不要，都是反对的。感染者身份的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反歧视的工作，能够帮助大家来认识了解艾滋病，了解其实感染者跟我们是一样的。他只是身体有这么一个病毒，但并不影响他跟我们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接触，一起吃饭进餐都不影响，他也有他正常工作的能力，应该得到正常工作的机会。不管在各种情况下，病毒携带情况是没有必要向大家公开的，这是他个人的隐私。
主持人：实际上您的角度，这个病毒虽然具有传染性，但是还是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夏老师呢？
夏菁：有限制身份公开交流可促进人与人平等、尊重和接纳
夏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公开身份，以阳性身份跟普通人群进行平等、尊重、相互的交流，传递艾滋病准确、科学的知识，传递人和人之间平等、尊重和接纳。通过这种方式，使艾滋病防治显得更为人性化，它可以搭建一个平等的平台，让普通人跟艾滋病毒感染者相互了解，尊重，接纳，让社会达到所谓多元和和谐，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因素。
但是，它也是有一个限制的。目前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歧视普遍存在，感染者公开身份对他个人工作、生活来说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到目前为止美国有篮球明星约翰逊可以站出来告诉大家他是感染者，在印度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对公开处境不做任何处理。但是截止到目前中国还没有多少感染者可以这样做。
主持人：事实上，应该还有不少人站出来的，只不过这些人站出来之后生活好像更艰难了。
姜晓朋：实际上有很多现实的数字可以很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去年有一个报告，调查两千多名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艾滋病感染者表示他们感染的状态得到过随意的暴露，超过40%感染者经历过严重的歧视。比如房东可能让他搬家，领导会把他转到一个不太重要的岗位，或者干脆找借口让他换工作。比如家人对他另眼看待，比如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同学，被老师孤立，甚至被退学。这些都说明整个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歧视还是方方面面的，还是系统性的存在的。
主持人：景军老师呢？
景军：艾滋患者身份有必要告知 无需公开
景军：我觉得暴露身份是被迫的，公开身份是主动的。我们讨论公开身份的时候，也许需要比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谈到公开艾滋病感染者身份这样一个要求呢？假如姜老师患有肺结核，我患有肝炎或者其他传染性疾病，是不是也会接触这个话题。我要告诉我同事，我有肺结核，我有肝炎，有这个必要吗？告知和公开是不一样的，告知是我告诉与我这个疾病最相关的人。就艾滋病而言，传染渠道无非就两个，血液传染和体液传染。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对着所有人说我感染了某种疾病？简直是不可思议。
实际上公开应该是非常准确的定义，什么叫感染者身份的公开？这个很重要。刚才夏菁老师讲的那个公开，实际上是为了倡导的意义去公开，而不是为了保护他人，他是为了反对歧视而公开。而我们现在谈的公开实际上我们谈论的是告知你的同事、家人、朋友等，有必要吗？我觉得告知的是这样的，一个感染者应该告知自己女朋友，或者告知自己的丈夫，告知自己的太太，因为他们是有性生活的。对于一个男同性恋者，应该告知过去自己的同伴，这个告知就应该限定在可能由于病毒感染的网络中。所以在三个词汇上用，一个是暴露，一个是公开，一个是告知，我倾向于艾滋病不要走这个所谓的公开，我有我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也有权利对我可能危害的人做到告知。所以告知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词，而不是公开。
景军：大家应支持艾滋病毒检测 降低感染
主持人：我的理解，您所说不管是曝露，公开，告知，其实还是建立在自律基础上，你自己没有危害性。我摘抄了一些网友留言，他们说艾滋病感染者发现时只有一个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就是因为很多人隐藏了自己的病症，让别人没法预防，以至于现在越来越多，而且难以控制了。
景军：网友是需要教育的，甚至包括医务界。做了艾滋病防治工作这么多年，为什么每年还是要新发现三四万人？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故意传播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艾滋病生命历程要了解，艾滋病毒有潜伏期，七八年内，如果不去做检查的话，不知道感染了艾滋病。这期间，他如果带着这个病毒感染了其他人，他是在未知情况下感染的。所以如果要降低每年的感染数字，大家就都应该支持艾滋病病毒的检测，在普通人群中就应该注重。大多数情况下，99%情况下是在不知道情况下传播给别人，故意或者明知自己是感染者导致传染，那是极少的案例。但是现在社会包括我们网友，经常看的是极端的案例，我们看到的不是99%的正常分布，我们看到的是例外的分布。在这个时候，这种例外，1%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压力超过了99%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安慰。
夏菁：感染者公开身份与大众知情权不存在矛盾
夏菁：为什么网友非要让艾滋病感染者告知自己的阳性身份呢？大家知道普通日常接触是不传染的。感染者的公开身份跟大众的知情权，我觉得是不存在矛盾的，而且我也不认为感染者公开了身份，他们就安全了。
姜晓朋：我想补充一点，这个看法来自于我们对待一些传染性疾病有一些传统的惯常做法，就是把所有病人找出来，给他们一个相对隔离性的措施，认为这种措施就限制了这些传染源不会有新的感染。但是这个做法在国际上证明，在艾滋病防治上是行不通的。
小枫：作为感染者愿意公开身份 更担心受到不平等待遇
主持人：咱们说了半天都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下面在现场还有另外一位嘉宾，他是感染者之一，但是他主要还是从事艾滋病防艾宣传工作。他是玛丽斯特普项目“积极对话”的骨干志愿者，还是河北“爱之光”艾滋病预防小组负责人，小枫，因为某种原因他现在没有办法面对镜头，但是我们可以听听他从发现得了艾滋病，到现在成为一个宣传志愿者这样一个历程，有请小枫。
小枫：其实我非常愿意坐在台上和几位专家和老师一起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但是作为一名艾滋病的病人，我想谈下第一个话题，公开、告知，暴露的问题，站在我个人的观点，我首先认为要求公开也好，告知也好，暴露也好，对于我们每个感染者来说，我们也是一个基本的人，我们是有一个人最基本的需求，一个健康生存的权利。我想要求我们告知，或者暴露我们身份，那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社会支持环境。当我们告知了我们身边的同事、领导、朋友，他们能不能真正从内心接纳我们？能不能给予我们平等的就医、就业、就学等等一些基本的权利？能不能保护我们这些权利不受损害？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从2006年成为一名志愿者，从公开来谈，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对于促进参与，有效防治有非常巨大的意义。经过我们有效的参与，能让更多的朋友真正认识艾滋病，真正了解艾滋病，有了感染者的参与，在这几年所有的社会宣传，包括我们的反歧视宣传活动中，真正能让大众活生生能看到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病人，和现场每一位朋友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艾滋病人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皮肤溃烂，皮疹，精神不振，不能见人，不敢见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歧视由何而来？我觉得有多种原因，最基本的是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缺乏了解。我作为一名志愿者，非常愿意公开我的身份，但是我也非常担心，公开之后，明天我回到家我是不是要再一次搬家？我是不是要感受邻居们用异样的眼光排斥我，甚至对我带来伤害。作为一个感染者的个体，我非常支持感觉景军老师所谈的话题，告知，其实作为每一个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在我们经受这个疾病的伤害之后，人之初，性本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经历了最初的这种伤害和打击之后，都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几年感染者社区做关怀的实践当中，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很多的感染者朋友，处于这种爱心，发自内心的善心，主动去医院就医，告知医生，医生会主动拒绝你。我们有手术，没地去做，有病没人给看，让我们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我还想举一个例子，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被他们所在一个县的疾控暴露了，这种暴露是强加给他个人的。县疾控给了他们的村医讲了你们村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当他回家的时候，全村人都指责他，甚至有人打他，骂他，把他赶出了村子，直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他都回不了家。而且甚至还有的家庭、父母把他赶出来，不接纳，不理解。觉得你得了艾滋病，就是得了一种脏病。
其实我想今天对所有观看这期节目的朋友说：我们对于艾滋病的知识真正是太缺乏了解和认识了，其实艾滋病就是一种像乙肝一样，像肺结核一样，就是一种慢性疾病。艾滋病传播途径血液、母婴和性传播，所有和艾滋病正常接触、工作、生活、握手、拥抱，所有正常的行为都不会传染艾滋病。我们为何要歧视它呢？
姜晓朋：艾滋感染者被贴坏人标签 法律保障条款无保障措施
主持人：谢谢小枫，实际上小枫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艾滋患者本身乐意公开这种身份，以现身说法身份告诉大家，怎么样一个正确的防范艾滋，但是事实上，有的人站出来之后，遭遇了很多社会歧视，这也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现在社会歧视为什么远远大于艾滋病本身，这些原因到底来自哪些方面？
姜晓朋：歧视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个是制度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咱们在06年国家发布艾滋病防治条例，这是中国目前关于艾滋病防治一个最高法律效率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明确规定了各级包括政府部门等等，都不能歧视艾滋病感染者，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规定。但是歧视之后会怎么样，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法。在地方各级他们的文件和规定里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第二个方面，我想主要是社会歧视，可能大家把艾滋看得很肮脏，给艾滋病感染者贴上标签——坏人。我记得07年有一个调查，全国六个大城市的调查，有1/3城市青年人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因为他们不良行为。反社会歧视需要不断的通过各方的努力。需要社会各界不断的来改变大家这个观点。
夏菁：艾滋病对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夏菁：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现有很多法律法规相互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举个例子，艾滋就业歧视案例参照公务员条例患了哪些病是不合格的，其中艾滋病就是一条，人民警察准入条例当中也是有这么一条。但是，假如说我成为了人民警察或者公务员以后我再得了艾滋病，那我还是属于合格的吗？法律和条规之间，一方面需要一个调整，需要完善，同时需要在社会发展进程当中逐步的来进行修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还有一些不同大众，艾滋病对于每个人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情，仅仅每年到了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么一个疫情的公布。所以对这个话题一个是不关注，即使关注了，三条传播途径可能说的都是头头是道。可是你问他为什么还是恐惧，可能不一定有人知道？这就是一个知识还不够全面，还不够科学。
第三点，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艾滋病感染者都是一些道德上有缺陷的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艾滋病宣传当中的一些宣传口号，洁身自好，远离艾滋，反过来是不是得了艾滋病的人就不洁身自好呢？显然这是一个伪命题。还有得了艾滋就会远离幸福，那不得艾滋的人每个人都会幸福吗？显然它也是不成立的，这就是我们在宣传当中也存在着一些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也是艾滋病病毒传染者参与的力量，我们做这些宣传的时候，很多我身边的病友告诉我，他们看到这个口号这么一个感受。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艾滋病感染者也参与，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他也可以让这些所谓的宣传，教育，耿继从人性角度，或者更科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
景军：歧视首先基于恐惧 恐惧源于医院医生排斥
景军：我认为歧视主要是两条，一个是基于恐惧的，当恐惧彻底没有之后，这个歧视还存在，那是基于道德的判断。所以他恐惧的呢？恐惧又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艾滋病就是日期对艾滋病的理解，这个理解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知识体系建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艾滋病名词，在纽约它是3H，第一个H，是血友病，第二个H是男男同性恋，第三个H是海地人，所以在纽约发现的医生就把艾滋病叫3H，意思就是3个H的人才能患这种病。旧金山医生给的名字叫做同性恋癌症，在中国医学界叫超级癌症等等，这是一个医学知识建构。
艾滋病从医学上来说，医学没法打开社会歧视这把锁头。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个来自社会恐惧的歧视都没有去掉。比如你领着小孩走，爸爸妈妈碰到一件事情害怕了，小孩绝对是害怕的，小孩会有一个条件反射。现在第一个来自恐惧的歧视是跟医院医生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医院和医生，或者我们医学话语都没有这个歧视，那我们普通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被爸爸妈妈领着，说看到医生都不怕，我为什么怕。但是今天现实医生在公众场合也好，在行驶治病救人过程中，连续几个大型医院调查都证明医生非常排斥艾滋病患者，而且医生是明明知道这个艾滋病患者不会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他。
随便做一个实验，让小枫今天下午到北京十个医院去，进行就说我感冒了需要打吊针，随便去一家，只要表明艾滋患者身份，没有一家给你提供医疗救助。而且他明明知道你是不会传染给他的，这又是为了什么？就变得非常复杂的事情。首先我认为医生就有歧视，就像小孩看到爸爸妈妈恐惧一样，自然就会恐惧，我们公众跟着权威走，公众对这个反映实际下意识跟着医疗权威走的，跟着医疗权威话语，跟着他们眼神，跟着他们表情走的。我说十家医院绝对一点夸大都没有，你可以今天去做。多少次调查都证明医生不愿意给艾滋病传染者提供服务，我们就要探究。它可以为其他传染病人提供救助，但是不愿意为艾滋病传染者提供救助。
景军：无奈艾滋假新闻特别符合公众心理和期待
主持人：艾滋患者只要公开身份，一个是医院排斥，治疗上得不到保障，就业、生活上都得不到保障，这就加剧了社会矛盾，包括现在经常出现报复性传播事件。
景军：现在社会上假新闻太多了，而且就艾滋病编出来的假新闻和谣言遍地都是，谣言你随便来一个。到现在没有一例刑事案例。但是说完这句话，所谓报复社会，很多性行为是隐蔽的，有些人对艾滋病患者有一个想象，这些人太坏了，他肯定在以后性行为中不告诉对方，但是其实也不是这回事，为什么他不会这样子呢？因为如果你不告诉对方的情况下，你也不能问对方有什么性疾病史。如果我是感染的话，我跟别人有性生活的时候，我也不问别人性生活史，造成其他疾病的感染。那会加速我得艾滋病的病症，所以为了保护我自己，我需要保护别人。不是说你就去，带着病毒四处传播去，你没有任何危险了，你的危险很大，你会感染梅毒，你会感染其他性病，你会感染乙肝，都会感染的。所以这个过程中，不是你去报复别人没有风险，你的风险很大。这个问题上，我一听到这个，听到十个，九个是假新闻。当然假的特别符合我们心理和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网友，我们的读者一听这个就特别相信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太圆满了。可是人生不是这样的，人生不是我们想象的。为什么我们网友，为什么读者觉得这个故事是真的，景老师讲的故事一定是假的，这是我感到特别无奈一件事情。
主持人：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关于艾滋的谣言，即使它是假新闻。
小枫：歧视，因为对艾滋病知识的不了解，恐惧，会对艾滋病人群进行一个道德化，标签化，污名化，我们需要反思，包括刚才提到的我也非常反对所谓的莫须有的社会报复。我们需要反思，我们媒体，我们所有的媒体在进行这些报道的时候，有没有进行它真实的调查。这些信息是不是真实的？而且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媒体朋友们，进行这些报道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对艾滋病问题产生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
我们鼓励感染者的参与，第一点，我们真正的参与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真正认识艾滋病，了解艾滋病，去保护好自己，不得艾滋病。我们也有这个善心去回馈社会，我们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同时我们感染者的参与，还能帮助国家，帮助疾控部门做好感染者的关怀工作，因为这是我们一个特有的优势。作为一个感染者，我们再去和同伴交流的时候，他会对我们会有亲情，共情，因为我们是同样的身份。假设你去采访，或者疾控工作人员，可能就被他所抵制。
景军：艾滋病感染者参加这个工作，好像就是说负面教材。但实际上，感染者它的感染渠道是很多的，每一个感染者都是不幸的，或者说都是应该得到救助的，不管他是什么原因。但是的确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教训可以谈的，第一个教训是对家长的教训，在我们的社会中，儿童的教育，如果不慎的话，有很多歧途可以走入，这其中包括吸毒的问题，尤其是静脉吸毒的问题，这是很严重的，这个后果之一就是感染。
另外一个就是性生活的问题，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你感染了，这里虽然不能说是反面教材，起码要做到一个安全，但是最不能克服是男男同性恋，我们现在中国社会，传宗接代的社会，碰到一批男孩不想结婚，不喜欢女孩，就想跟男孩在一块。在中国社会对这些人产生两种歧视，一种歧视是基于生物性，怎么违背人性。第二个怎么违背道德，这个道德就是中国儒家思想这种道德。而且现在在咱们国家，艾滋病的疫情现在在男男同性恋，从顺序来看，变化非常快。它的感染率提高得比较快，起码从现有数据来说。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还没有找到小枫刚才讲的，工作机制。吸毒人员，给他针具交换，给他美沙酮；小姐、嫖客这群里用百分之百安全套，然后保护；卖血的人把卖血途径停了；在母婴传播里全国100多个到处有母婴传播的，查出来都有了。但是在男男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没有防治艾滋病的有效的方式。
但是现在都意识到这个社区依靠两个人，第一个依靠这个社区的感染者，第二个要依靠这个社区的同志，但是我也应该在这里跟大家非常郑重的说，起码根据我的接触，在这个社区照样存在严重的社会歧视。如果一个同性恋告诉其他同性恋他是艾滋病感染者，他同样不会回到这个社区，在这里是一个双重歧视，一个是感染者歧视，一个是同性恋身份暴露歧视，不但被社会抛弃，同样被同性恋社群抛弃，这个社群同样不会要你。这个社群同时应该受到教育的社群，跟我们社会是一样的，本身应该对艾滋病感染者赋有同情心，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姜晓朋：不平等导致歧视 应先从法律制度方面消除
主持人：在场下基本坐的都是媒体，也有曾经参与报道的媒体，我们听听媒体怎么说。
国际先驱导报：刚才景军老师说跟着权威走，全村人跟着医生权威走。我采访过的一个病人，一直隐藏身份。在我们媒体上公开自己身份，报道是比较公正的，把他一些前后经历，包括他们的歧视，都以他个人自述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后来，江西有些媒体采访时，在床底下放两双鞋子，两双男人的鞋子，为了收视率也好，带着猎奇心态也好，表现这样一个感染者。同时，他的家人地址也暴露在媒体上，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对男同群体的污染，把男同等同于感染者，还有家庭身份的暴露，都让你愤怒。媒体是一个引导社会评判的方向和价值，媒体人如果自身出现问题，那对于反歧视可能就是不仅是说反歧视无力，而且是歧视加歧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个问题想听听几位老师的一些看法。谢谢！
小枫：其实这些年在我身边有很多和我一起参与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先后在媒体上主动公开暴露过身份。比如说田大伟05年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接受中央台曝光之后，经历了不断搬家，搬到一个地方不久被房东或者邻居认出来，所以现在工作很难找，住也没有地方住。家也回不去。他所在的家乡那些县城人也接受不了，同时对他家人带来非常大的歧视和伤害。如果现在要求我们公开身份，你们能否平等对待我们？能否给我们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保障我们就医、就业、就学等等。同时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社会支持环境，同时政府有没有跟进很多后续治疗关怀政策？
景军：平等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事实面前是永远不平等的，是分出三六九等的，甚至你参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时候，也是有三六九等的。你什么时候见过小姐，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艾滋病关爱组织，即便她是感染了，她也不敢参加关爱，什么时候见过吸毒的人参加，病人参加组织无非两种人。一种是所谓无辜的农民，因为卖血所导致的。另外一个就是男男同性恋社区的人，在这里也是分处三六九等的，不是平等的。
小枫：对，因为不平等才有歧视。
夏菁：景老师说这个现象确实存在，歧视无处不在，这也是我们艾滋病防治当中所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以前一个很好的搭档，他觉得我们积极对话的志愿者都是特别勇敢、积极，能够面向大众的这种志愿者。总是以高看一眼的眼光在看。但是当他遇到每个感染者的志愿者身上有时候散发出来那么一点缺点和弱点的时候，他倍感失望。我就跟他说，首先你要看他是一个人，既然是人，他就有弱点，他有人性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果我们把每个人不管他是否是感染了，怎么样感染的，都放在一个人的平台上来看，也许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结论。因为是人就有不完善，不完美。
姜晓朋：一个感染者也好，一个被感染者也好，他们进入单位的门槛应该是一样，进入一个学校门槛是一样，去看病的门槛是一样的。所以先叫大家都平等的，公平的享有这样的机会，同时这样的一个保障，这样一个制度也好，通过各种各样法律法规也好，这些保障本身就是一个示范活动，就是对整个社会，给整个大众看。这个门槛是一样的，我跟他之间本身应该没有区别，这本身是一个教育的作用。目前应先从我们制度，从法律法规入手，把这些问题能够在一个比较看得见的时间里面完成。
第二个，通过媒体，包括领袖人物，包括我们的公众人物，他们不断的去展现自己的榜样的力量，去跟我们感染者，跟我们的病人不断的展现大家的相互平等的模范，通过这种再去感染我们其他的意识里还有种种歧视这些朋友们，同时把怎么样预防保护自己这些信息能够更加深入的进入到其他朋友的意识里面去，然后改变他们原有的歧视，这个还要慢慢的来，一步一步走。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
夏菁：感染者每一次现身说法直接影响的人是有限的，但是通过媒体的扩大的影响是无限的。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但是我们更希望包括搜狐在内那些媒体能力真正的以全面、客观的眼光来引领着所有的普罗大众，正确看待艾滋病，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个生命都应该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并不是男性、女性、老人、孩子而已，我们将来这个社会可能会更加的多元，艾滋病的问题它只是折射了其中的某一个社会的问题。如果我们面对艾滋病的问题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应对，那么我们不敢想象今后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的环境的变化，我们如何来应对？
景军：一个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是对媒体，对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你可以设身处地去想，当你采访他的时候，即便这个感染者愿意把事情曝露出去，你也不要利用他，不要说我终于照着一个，给我一个机会，你要想想这个人如果是我弟弟，如果是我妹妹，如果是我家里人我会这样去报道吗？医生也是一样，假如来看病的是我自己，我会这样吗？我不会这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我希望艾滋病做到一个最低点，而不是做到一个最高点，小枫把同仁把感染者看成兄弟姐妹，那是天堂的想法，那是上帝，那是如来的说法，那共产主义，理想主义，理想国的。但是可以做到一个最基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让别人来做，这是最基础的。
主持人：景老师给我们提出来，做什么事之前，先让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
记者：作为一个媒体人，对于艾滋病报道，发现媒体同仁在选择的时候，总会像您说猎奇1%来进行报道，艾滋病里面有很多可以进行报道，比如母婴阻断，我一直很想做母婴阻断这个事情，但是由于各种各样原因没有做成，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乙肝和艾滋都可以进行母婴阻断的。另外来自医疗他们的歧视也会越来越严重，我本人亲身经历，我曾经到过华北某个CTC门诊进行过暗访。50岁左右医生接待我，全程用审问口吻给我说话，我非常不舒服，即使我知道我完全没有问题，走出这个房门我是一个落荒而逃的心态。我前脚刚出去，后脚还没有收回，他整整洗了30秒的手，我全程根本没有接触到他。
景军：我的学生为了做作业也做了艾滋病检测，我做了一门课医学社会学，发现北京还好一点，北京把歧视和不解给压住，有时候在外地做的，就压不住，直接问你，不要跑到歌厅去，我看你不像吸毒的。北京的大夫还不错，能看出来他想问题，但是觉得他在多嘴，如果跟他急了，他还没有办法。有时候在外地做检测张嘴就问你是不是吸毒的。
记者：有些问你自己怎么回事你自己不知道吗？但是CTC办公大楼非常豪华，非典之后可能是全华北地区最豪华的CTC，但是他们人为的思想是这样的，我当时觉得很差异。而且我觉得现在歧视还有一个最大的影响，对于艾滋病病人本身，我不久前刚刚知道很多艾滋病为了避免这种歧视，实际上是不吃药的，因为可能吃药的时间长，对他自己有一些改变。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一些歧视对他更多是心理上的影响，不吃药生理上影响还要大。最后实际上伤害了更多的面。
景军：尤其中间吃药再一停，再出现抗药性，下次再接触抗药性的病人，这个影响非常大。
记者：反歧视的路很长，应该进入艾滋病报道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能报道三种渠道，感染艾滋病会骨瘦如柴很恐怖的画面，实际现在应该探究更深层次的东西，来告诉大家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景军：艾滋病感染者像小枫这样，像景老师一样健康的生活，能每天打篮球，他只要每天坚持服药，以后还有这个希望，一个月打一针就完了，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月只要打一次针，不是每天坚持服药，约翰逊从92年到今天多少年了，现在照样能打篮球，打得非常好，现在变成一个慢性疾病了，没什么可怕的。
小枫：现在到了一个非常紧要的关头，就像刚才举例说85年出现第一例，为什么到今天好几十万的感染者。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刚才景军教授一句话，我们反歧视工作首先应该从卫生系统抓起，而且我们的各项关怀政策真正要为感染者和病人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