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矿业:一个国有控股民营企业的事故版本


  紫金矿业是一家什么性质的企业呢?正确的说法是上市公司。公司2009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是代表福建上杭县国资委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28.96%股权。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紫金矿业还是国有控股企业。但不论是在公司高管的公开讲话还是媒体的报道中,“民营企业”却是大家更喜欢使用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同样正确,自从改制以来,这家公司的企业治理和经营方式更接近于一家民营企业。

  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分析,并不是想把一家企业符号化,然后再根据不同类型企业各自的行为特征,为其环境污染事件扣上不同的帽子,而只是想通过这样的划分更清晰地寻找此次污染事件中潜在的原因。

  

  从没停止的污染事故

  这是一家从福建的小县城起步,通过在国内和国外收购矿产资源,经营20个黄金矿山,年产金占国内黄金产量20.53%的大型黄金企业公司,同时还是中国第三大铜生产企业、第六大锌生产企业。在英国《金融时报》公布的2009年全球500强企业中,紫金矿业居243位。在发生环境事故的几个月前,紫金矿业集团荣获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授予的“2009年度中国最诚信企业”称号。公司宣称崇尚“企业、员工、社会协调发展”的价值观,真是讽刺。而事实上,这样的事故在紫金矿业的经营中一直在连续发生,只不过这一次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罢了。

  1999年,山洪冲垮了紫金矿业拦截废矿渣的大坝,矿渣冲毁了当地农民的庄稼;2000年10月,一辆载有10.7吨氰化钠的汽车,在运送原料的途中发生泄漏,造成附近102名村民中毒住院;2006年年底,位于贵州省贞丰县境内的紫金矿业金矿发生溃坝事故,尾矿库中约20万立方米废渣废水溢出,下游两座水库受到污染;2008年2月,紫金矿业因存在不良环境记录而成为首批“绿色证券”政策中10家未能通过或暂缓通过的企业之一;2009年4月25日,紫金矿业位于河北张家口崇礼县的东坪旧矿尾矿库回水系统发生泄漏事故;2010年6月,紫金矿业位于武平县的尾矿库渗漏液流入汀江。紫金矿业的污染“战绩”不断刷新,直到今年7月——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泄露,9100立方米酸性含铜污水流出,致下游近400万公斤鱼中毒,河水无法饮用。

  不过这一连串的事故并没有影响到紫金矿业分别在香港和A股上市,并没有影响到紫金矿业以平均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和一个又一个荣誉的获得。这一切,源自我文章的开头所试图探讨的问题:紫金矿业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民营企业里的红顶商人

  陈景河,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福建人——已故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和陈景润给人木讷的知识分子印象不同,陈景河是一位头脑活络、人情练达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优秀的地质队员,他在对紫金山金矿的十年勘察之后,得出了和别的专家不同的结论,他看好这座被认为开采价值不高的金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并不艰难地放弃了省地质局的铁饭碗,来到了这个只有76名职工、总资产351万元的地方国营小矿,开始了自己的黄金梦。

  从股本结构上来看,改制成功后的陈景河更像一个职业经理人,只持有紫金矿业总股本0.79%的股份,不但远远低于县国资控股公司和新华都这些机构的持股数,甚至在自然人持股中也仅排在第七位。但没有任何人,包括其他股民、县里的领导、本地的乡民会把陈景河当作一个职业经理人。谁都知道,这个企业真正的老板是谁。

  陈景河无需通过股权来确立他对公司的支配权。除去极端情况,在中国社会,记在人们心里的那本账,比记在本子上或者电脑里的账更管用。陈景河把这本帐记到了当地干部的心里。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上杭县前副县长、紫金矿业前监事郑锦兴。2006年8月,郑锦兴从上杭县副县长的位置辞职,出任紫金矿业监事,获得100万股股份,之后郑锦兴辞去紫金矿业公司监事职务后,重返官场,上百万资产轻松落袋。据媒体报道:上杭县大部分退休官员,都是紫金矿业的礼遇对象,被委以闲职后,年薪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这份长长的名单包括: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是原上杭县委常委;监事林新喜是原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原县人大主任林锦添任紫金矿业党委副书记;原县人大副主任范志喜任紫金矿业党委常委;副董事长刘晓初曾任福建省体改委处长。

  因为有了如此紧密的关联,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紫金矿业最后坦白,没有及时公布事故信息,是考虑到“维稳为重”——陈景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于紫金矿业这样的资源开采型企业,它的所有利益通过产值、就业、税收,以及尤为重要的和当地政府干部的未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据《投资者报》统计显示:至去年年末,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768家聘请了1599名前官员甚至现任官员为公司高管,其中七成人“挂职不干活”。这也就是媒体所评论的,所有这些支出相当于已经向地方政府购买了“环境破坏豁免权”。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与当地骨干企业的利益捆绑程度已经越来越紧密。不管国企还是民企都成了红顶商人。这种捆绑当然给企业经营带来了无尽的好处,但它的负面影响更显而易见:一方面企业的竞争力成了搞关系的竞争力,延缓了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首长的更迭,一招不慎,全盘皆输;还有,就是对生产隐患警惕性的放松。

  紫金矿业的环境事故是一个警钟。对于那些真正想打造基业长青企业的企业家来说,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如果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将让自己大半辈子的艰苦努力搭乘在一架不可控的战车上,这可能和他们当初成为企业家的理想渐行渐远。

  (本文作者系央视经济频道《今日观察》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