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舆论对一些政策，特别是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一些会议，特别是中央和国家的高层会议，普遍存在过度高调评价的现象。

    其一，攀高附比。这次十七届五中全会，有的媒体事先把它说成是类似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今年的五中全会其历史地位远远不及1978年的三中全会，就是对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建议。

    其二，移花接木。现在大家都讲“包容性增长”，一时这个新名词一跃成为舆论热点，有的媒体称其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创新。易宪容先生现学现卖，指责“楼市与包容性增长相抵触”。这个新概念其实是在2007年由亚洲发展银行的经济学家首次提出，只不过我们理解和接受了这一概念，并由领导人在会议上公开讲出。

    其三，划界邻壑。为了显示今天的正确性，而轻易地否定之前我们所做的事情。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副秘书长声称，“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现在的规划追求民富”。国家制度未变，执政党未变，编制规划的一班人未变，怎么仅时隔五年，就有了个“本质差别”，我们过去的改革开放就不是追求“民富”？

    其四，口吐莲花。房地产调控政策历经七年被市场证明无法控制房价。今年九个月的时间颁布了三轮房地产调控新政。对房地产业和市场的认识未变，新政的主要思路思想未变，行政主导的方式未变，现在的一些舆论媒体又将调控新政的作用又吹上了天，什么“拐点”，什么“房价必跌”，什么“决心不动摇”，什么“投资投机者退出”，什么“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弄的不明真相者以为这回是真的变了天。一个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还要全天候的追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责任，够搞笑的。

    其五，不留余地。一度所有媒体都宣称，中国绝不在外国压力之下往下调整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决不升值。也就是在这种声音最高的时候，我们调整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方法，人民币在我们手中升值了，而且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压力越大，我们调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宣称，由于世界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要求各国不要轻易地推出刺激性、宽松性的经济政策。信誓旦旦，余音犹在耳边。但是国庆一过，国家统计局迟迟不发表统计数据，整整拖延了十天之久。也就在这个当口，是我们突然地作出了加息动作，给中国和世界都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舆论上的被动是我们自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