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人 婚 恋
王先金 编著
1-1 毛泽东的四次婚姻 （10）
这次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见，当她在毛泽东卧室见到瓶装安眠药时，感到十分担心。她对毛泽东说：“这种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千万不要多吃。”她还将毛泽东的这瓶药偷偷地拿走了。
当晚，贺子珍敞开心扉，向陪同自己的水静谈了整整一夜的话，披露了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真相。
在这次谈话中，水静看到回忆美好往事的贺子珍眼里闪耀着灼灼光华，仿佛又回到了那“永新一枝花”、“井冈杜鹃红”的青春年代。贺子珍告诉水静：在瑞金时，毛泽东受排挤“靠边站”，贺子珍又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殷勤照料妻子，大事小事什么话都跟她说，两人感情更加深厚。她还得知：如果加上小产，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婚十年，先后生过六个孩子。
第二天早晨，水静来了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封耀松马上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连连讲：“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贺子珍来到了庐山，毛泽东请贺子珍吃饭，还陪贺子珍走走，李银桥都在场，他看到一切都正常。晚上，毛泽东依依地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见面再谈。”
送走了毛泽东，兴奋的贺子珍一夜无眠，她期待着第二天的见面，她有太多的话要对他说。
谁料，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第二天，心急的贺子珍正在自己的房里，等待毛泽东的到来，忽然有个工作人员进来说：“毛泽东有事已经下山了，请您也马上下山。”他不由分说，当时就匆匆忙忙把贺子珍送下了山。
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事，被当时在杭州的江青知道了（有人说是陈伯达报的信），当晚即打来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怕发生事情，令贺子珍难堪，连忙让贺子珍下山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来去匆匆，期盼二十多年的相逢，就这样结束了。大喜变成了大悲，她经受不住感情上的这种大起大落，病倒了。
二十二年的分别，二十二年的等待，做为一个女人，这是多么难捱的等待。为了当初的草率，她已支付二十二个春秋，整个黄金年华，她把所有的欢乐全托付梦魂中的相依相聚，可这梦寐以求的相见竟是如此短暂。她已不再企求与他白头偕老，只希望能与他多见一面，多谈一会，可这微薄的希望破灭了。
她走下了庐山，又一次走出了毛泽东的视线，并为他们感情历程划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这次分手，竟成了这对昔日爱侣的永别！
毛泽东手书了一首古诗词：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末句“青鸟殷勤为探看”实在传神。“殷勤”“探看”的“青鸟”，不正是说的那从小就在父母之间当“大使”的李敏嘛！
一天，曾志来到毛泽东住地，她问毛泽东：“久别重逢的感觉如何？”
毛泽东叹息着摇摇头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我吃安眠药，她一把抢过去，说是有人放了毒，唉！”这次之后，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见过贺子珍了。
1965年，曾志去上海治病，去看过贺子珍多次，她们在一起讲了很多往事和心里话，贺子珍坦言毛泽东不该这样对待彭德怀。由此可见贺子珍思考是健全的，有独立见解，政治水平不低，从这点看她不像有精神病。
却说告别了庐山的贺子珍，在感情的波涛中病倒了。但她并没有从此倒下去。只是她变得更加沉默，很少有说有笑了。她用更加冷静的目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从收音机和报纸中搜寻着时事的变化，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1962年，李敏生下了儿子孔继宁，贺子珍看到了自己的外孙子，开心地笑了。
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的“封锁”贺子珍，把她当作“防扩散”的对象，禁止她和任何人谈话，也不准她同亲属以外的人接触。贺子珍只能通过大众传媒，洞察着江青一伙的险恶居心，时刻为毛泽东的处境担扰。
一次，她从报上读到阿根廷政变的消息，她对孩子们说：“这个总统的夫人把总统害死了，自己当总统。江青就像这个庇隆夫人，也是个野心家，毛主席真危险呢！”
在这样的忧虑中，贺子珍过着貌似平静、实同软禁的生活。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身草绿色军装的侄女小平来见贺子珍，兴高采烈地向亲友们谈起准备参加“大串连”上北京的计划。一直在倾听着的贺子珍突然开口了：“小平，我也要去。”
大家愣了。那时，负责贺子珍生活的市委接待处找不到人了，上海市委也不运转了，国家主席都出事了。可是，贺子珍不能去北京的那条纪律并没有取消呀！
贺子珍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说：“长征我都走过来了。小平，让我去吧！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
小平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姨妈，组织上不会同意你去的！”
贺子珍沉默了。毕竟她老了，已经不是1937年不顾一切西行的时候了。去北京，见毛主席，那是年轻人的事情了。
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上，贺子珍用毛笔写下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就是她长期以来悲惨、忧郁心情的真实写照。
贺子珍的全部感情都给了毛泽东一人
贺子珍又一次病倒了。李立英闻讯赶去看她时，只见她正对着毛主席的肖像，目不转睛地看。看到她那蓬头垢面、神情凄惶的样子，李立英心里难受极了。便给她梳头、洗脸、洗脚，找出干净的衣服换上，她也没有一丝的反抗，像个布娃娃似的任由摆布。只是难得见她一笑，整天整月都是百无聊赖，打发时光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着毛主席的肖像，一坐就是半天。
还在东北时，就有同志追求过贺子珍，解放后这么些年也总有要好的战友试着为她做媒，但贺子珍一点也不动心，她的全部感情都给了毛泽东一人。毛泽东心里也不是没有贺子珍，但是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许多，也不能无视江青的存在，他的感情只能与众不同地受到约束和限制。一次，毛泽东曾对女儿娇娇说：“江青对我不好，嫌我老了，是个土包子，不上我那儿了，她不爱我，同你妈妈完全不同。”说到贺子珍，毛泽东当着女儿的面流了泪，娇娇便说那让妈妈来北京吧。毛泽东叹了口气，搂着女儿说：“不行啊，李讷也长大了，她会怎么想？”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十年，生的六个孩子大都寄养在民间，建国后，他出于种种考虑，并不主张从老百姓手里找回来。可听说贺子珍精神无所寄托，想下落不明的儿女想得快疯了，他竟一改初衷，主动建议娇娇帮妈妈去寻找丢失的哥哥姐姐。
当江青又截留了一封贺子珍的来信时，竟跑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大闹，质问毛泽东为何还要和贺子珍通信？总理同毛主席讲后，毛泽东少有地发了脾气，说：“好，让她吵吧，闹得越大越好。”
贺子珍空有远大的抱负，满腔的热情，却被江青一伙“划地为牢”，在有限的空间虚度着宝贵的韶华。忧愁容易使人老，尚处盛年的贺子珍，头发却过早地变白了。虽然处境不妙，但对新权贵的猖獗却是大胆议论，她说江青是野心家、张春桥是大奸臣，并说他们是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王明之流。李立英劝她少说话，免遭不测，她却轻蔑地一笑：“我还怕江青、张春桥这伙，笑话！”
十年动乱中，李立英不止一次地和贺敏学说，如果贺子珍当年不离开毛主席，如果毛主席不与江青结婚，也许我们和全国人民就没有这些灾难了。贺敏学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历史能假如就好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了。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怕老人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守候在她身边。可是这一次，贺子珍却表现得异常镇定。饱经磨厉的她，已经变得格外刚强了。这些年来，她已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感情，把那美好的回忆，无限的思念，铭刻在心的深处，她没有流泪，只是哀痛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
她没能去北京悼念，只派侄女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代表她去奔丧，在毛泽东的灵前奉献一瓣爱的心香。
“四人帮”垮台后，贺子珍获得了新生。不幸的是，她已得了偏瘫症，从此缠绵病榻，卧床不起。
贺子珍见到了毛泽东的遗容
自从1947年回国后，贺子珍没有到过北京。这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献出了青春和热血的战士，却未能到天安门广场去走一走，未能在五星红旗飘拂的华表下站一站，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
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多次提出要去北京治病，主要目的是要瞻仰毛泽东的遗容，会会已经故去的老战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贺子珍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报纸上了。1979年6月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7年的一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肢偏瘫了。她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粉碎“四人帮”后，新的上海市委领导人，对贺子珍十分关心，不时派人到医院去探望贺子珍，问寒问暖，还征求过贺子珍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贺子珍便把放在心底的愿望吐了出来：“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看看天安门。”
上海市委很快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中央。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得到报告后，立刻作出了安排。
1979年9月，中央派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往北京，安排她住进了三Ｏ一医院高干病房。原来在上海负责她医疗的医生、两名护士、两名服务员，也跟随她一起来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后，贺子珍的情绪非常乐观，这是在她的后半生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的时期。 晚年贺子珍
9月，香山的枫叶开始红了，北京沐浴在金色的秋阳里，贺子珍夙愿终于实现了。
她原来的许多老战友康克清、曾志、钟月琴、彭儒、钱希钧等人，络绎不绝地来看她。同老战友一起，回忆过去战争年月中一些有趣的琐事，这使她感到无比快乐。
到北京后，贺子珍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求，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中央批准了她的要求。然而，为了安排好她的这次活动，医生和护士们以及家人可煞费苦心了。从医疗的角度看，她们不希望贺子珍到纪念堂见毛主席遗容。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过强的刺激。建国初期她骤然听到毛泽东声音的广播，1959年与毛泽东在庐山的会见，都使她的神经受到严重伤害，因而大病了一场。现在她的身体比过去更差，半身偏瘫，还患有糖尿病，如果病情发作，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贺子珍这次到北京来，不正是为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吗？不去是不可能的。只能采取其他办法，如缩短停留的时间、设法控制她的情绪，使她不至陷于过度的悲痛之中。
在瞻仰的前两天，她周围的医生、护士、服务员，还有她的女儿、女婿就开始做她的工作了。他们不断地对她说，毛泽东的灵堂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不许发出任何的声响，千万不能在那里大声恸哭，否则警卫们会认为有意破坏灵堂的秩序的。
临去毛泽东纪念堂的前一天晚上，虽然医护人员怕他激动，没有告诉她，但她从听到的片言只语中，敏感地知道她盼望已久的时刻来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让她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临出发之前，她要护士给她准备好两块手帕，年轻的护士疏忽了，匆促间给她一块红色的手绢，她严肃地说：“这块不好，这块红的不能用！”直到给她换了一块色调庄重的，她才满意。
她在女儿女婿的陪伴下，来到了肃穆的毛主席纪念堂。医生和护士推着她的轮椅，从毛主席纪念堂的正门进入。
贺子珍一见到前厅的毛泽东坐像，眼泪就像泉水般地涌出来了。李敏、孔令华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高达1.5米、用绢花编结的桃形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桃形的花圈象征着一颗心，表现出贺子珍同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对毛泽东的一颗矢志不渝的赤胆忠心。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仍然活着的人会永远记着他。
轮椅缓缓地推进了灵堂。灵堂庄严肃穆，两排威武的年轻战士，肃立在水晶棺的两旁。
贺子珍含着满眼的泪水，轮椅围着毛泽东的灵柩慢慢地转了两圈。她凝视着安眠的老战友，嘴巴翕动着，可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她极力抑制着悲痛，仿佛觉得这个世界上连空气都凝结住了。
“不要难过，不要哭。”大厅里，不断地响着轻轻的叮咛声。老人紧紧攥住女儿的手，眼泪禁不住扑簌簌地淌了下来。
能不悲伤吗？老人是第一次进北京，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讲呀，可他听不见了。人如能死而复生，他们现在定能倾心相谈了。贺子珍的泪水再次涌了出来，禁不住哭出了声。
毛泽东曾在一位他很喜欢的卫士面前袒露心扉，痛苦地回忆起劝阻贺子珍出走未果的伤心史：“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
推着轮椅的护士连忙在她的耳边轻声说：“姨妈，这里不许哭的，千万不要哭。”“姨妈，你不要哭，你要坚强些。”当时身边的医生、护士都称贺子珍为姨妈。
贺子珍强忍住心中的悲痛，用牙齿咬着手绢，强忍着把眼泪流进肚里去，不让哭声发出来。但是，眼泪仍然模糊了她的双眼，她是含着眼泪隔着几米远的距离瞻仰水晶棺里毛泽东遗容的，实际上看得并不真切，只觉得比1959年庐山会面时瘦弱多了。她还想靠近一些多看上几眼，但是轮椅既没有往灵柩旁边靠，也没有停步，还是按照原来的速度，缓缓地推出了灵堂。
女儿和女婿从护士手中接过轮椅推着，让贺子珍坐到休息室的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面前。贺子珍抬眼望着丈夫那熟悉的龙飞凤舞草书，久久不语。在她身边是一圈空荡荡的椅子，一把、两把、三把......一共十几把。如果贺子珍因长征而失去的亲人都坐在这里，该多好啊！爸爸、妈妈、妹妹、妹夫、弟弟、儿子，都不在了，只剩下她一个。
贺子珍沉默着。她在回忆着，在思考着......
贺子珍被扶上了车。即将启动时，她向车窗外望了一眼。其实那双早已被泪水模糊的泪眼，什么都看不见的，就像刚才被匆匆推过遗体身旁时一样。贺子珍与毛泽东，他们就这样永别了。22年前1小时，现在几分钟，而这次说不出话来的则是丈夫。而自己纵使想说什么，丈夫也已听不到了......
轿车驰进了中山公园，老人没有下车，她不愿让任何东西来扰乱她的心绪。直到回到房子里，她还痴痴地坐着。机灵的护士找话问她：“姨妈，主席脸边有颗痣吗（指左颊）？”
老人望了一眼护士，立即纠正说：“不是，在这边（指右颊）！”
护士又说：“毛主席很胖呀。”老人这才露出笑容：“是吗？现在不能吃东西了，怎么会胖？在井冈山可瘦啦。”
谈起这些，她的话又多起来了。滔滔不绝，充溢着对毛泽东的深情厚意，流露出对昔日斗争生涯的深深怀恋。
因为毛泽东在生前说过：我在井冈山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东西，很多是贺子珍帮抄的，有的还是根据她的意见修改的，我这个时期写的东西的稿费，有她的一半。所以在贺子珍返沪时，中办给她送去了两万元毛泽东的稿费。她用这些钱托人买了一台20寸的彩电，一部高档的录音机，放在病房里使用。这些每天都有不同内容的声响，交替陪伴着贺子珍度过夜与昼。
为了使她早日康复，党中央给她创造了最好的医疗条件。
1981年，病情略有缓解的贺子珍又要求回到了上海华东医院。
1984年4月，贺子珍病情严重，肚子疼得厉害，高烧持续数月不退，大小便出血。贺子珍神情衰弱，但脑子还是清醒的。见嫂子他们来了，脸上肌肉动了动，似乎在微笑，好半天干裂的嘴唇才吃力地动了动：“嫂子，我可能不行了。”李立英赶紧俯在她身边，紧握着她的手强装欢颜道：“大姐，上一次我们来也是这个情况，以后慢慢就好了，不要紧的。”听医生介绍，贺子珍除中风偏瘫外，还有肝炎、糖尿病、肾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所以造成持续高烧数月不退。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这位红军中最早的女共产党员，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带着战火的硝烟，苦难的创伤；怀着对太多难了的心绪，走完了她艰难、崎岖、风风雨雨的坎坷人生之旅，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终年75岁。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室，这是邓小平作出的决定。贺子珍从此回到了她的战友中间，她一直就是一位女战士、只不过失散40多年后，现在归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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