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听到的几则新闻，让我的心情很压抑。一则新闻，是说著名导演贾樟柯本来决定参赛澳大利亚电影节的，由于该电影节要放一部有关热比娅的片子，他就退出了电影节；第二则新闻也和热比娅有关，是今天早上才在上广新闻里听到的，说在国内的热比娅的儿女和弟弟，公开谴责热比娅的行为；第三则新闻看似和这两条新闻关系不大，说的是广东海事局监督官杨庆文，四十岁的时候以身殉职了，他的妻子陈朝华说：“丈夫有很多未了的心愿，最沉甸甸的就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我这里只说到了这三条新闻，但是，类似这样的新闻，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来。
    新中国已经走过六十年了，以1978年为界，前后都大约是三十年的时间；这期间，中国老百姓都能明显感到“一党两制”现象的存在，前一制是火药味儿十足的政治挂帅时期，后一制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务实的新时期。可是，不知道有关宣传部门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把握存在着肤浅而幼稚的认识呢，还是他们觉得宁左勿右的宝刀还未老，总之，他们在求稳心态驱使下，六十年间一味地在高唱左调。结果，让老百姓感到，天空中总有大团让人压抑的政治浓云固执地飘荡着，久久不肯散去。
    对于发生在新疆的“七·五”事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很容易定性，也很容易依法行事；对此，我想法律届人士的认识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国家的平叛行为，于法于理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一句名言：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可能成为谬误。我非常不理解，作为电影人的贾樟柯，为何要退出澳大利亚电影节？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也都有对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事件，独特的认识和理解；就像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敌视朝鲜，我们却更看重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的中朝友谊的道理一样。我认为，对于政治观点，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什么，而不是别人说什么和做什么。
    我们一方面在政治上显得很高傲，觉得我们的一切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政治上显得很自卑，对于很多早有定论的事情，我们还要反反复复地让外国人承认，比如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等等。我觉得政治上的两极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否则得话，这个国家和这个党的发展余地在哪儿呢？既然一切都已经很好了，还怎么做得更好呢？另外，有关台湾是中国区域的论断，完全没有必要反复让外国人来确认。任何国家的任何人对我们国家主权的事情说了什么，我们都不应该有任何的得意或是气愤。就像手和脚本身就长在我的身上一样，我们并不需要别人说那是我的手和脚，我才意识到就是如此的道理一样；本该如此的，不需要任何外在因素的确认。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更客观地来看待贾樟柯的罢影事件。任何分裂祖国的行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百姓都不可能坐视；这和电影人是不是参加国际电影节没有太多的关系。澳大利亚电影节是世界上非常著名、非常有影响的一个电影节；作为一名导演，片子能够入围竞赛单元，就可能在国际影坛争取到更大的荣誉，这是许多电影导演梦寐以求的事情，而退出电影节，将会为自己的作品失去一个非常难得的国际展示的机会。另一方面，退出或是不退出，对热比娅的行为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政治问题，是不是更多地留给政治家们去解决？电影人更重要的关注，是不是应该是电影作品本身？我们的电影人，不是对政治关注的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我们太多的电影人，比如著名导演谢晋，就是因为这一生太多地关注了政治，才使得他的每部作品都成了一个政治符号，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等；喧宾夺主的结果，使谢晋作品的艺术性和人文性大大地降低了，以至于他走后，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一生执导，却没有留下一部经典的艺术影片。我希望贾樟柯或是别的电影人明白：中国的艺术作品在国际上的地位还不高，我们每个中国人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自己更擅长、也能做得更好的事情吧；我们中国需要在国际上树立威望的事情很多，大家也需要各司其职和分头行动，全面打造一个辉煌而精彩的中国。
    拿热比娅的亲属来说事的宣传，让我似曾相识。我很早就听我父亲说过，在六十年代末的一天，我们厂又揪斗由于出身不好而被认为政治上有污点的厂医—钱医生了，批斗大会进行的中间，在厂里的职工们山呼海啸般的打倒声中，她那还在上初中的女儿，也就是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的我可爱可亲的小学班主任钱老师，冲上台去，搧了父亲两记耳光，然后，她指着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你不是我的父亲！”多么熟悉的声音呀！我们国家的极左表现之一，就是亲情政治化；其中最经典的语言，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张嘴就能来：在世界上只有两家，那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在这荒诞而冷酷的思想导向下，十年内乱时期，很多家庭众叛亲离，甚至是自相残杀。我不认为一个人犯了罪，他的全家人，包括他最亲的爱人和孩子，需要立场鲜明地站出来表示反对；我们的法律评判和处罚，也不需要犯罪者家属的配合。另一方面，任何罪人也都是人，也都需要也必然会有亲情的一面，有没有必要把罪犯的亲情撕碎了、打破了，以示对罪犯的极度惩罚呢？人性和人情的东西，和政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民主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给罪犯应有的人性空间。
    我在新闻里听到的那位英年早逝的专家让人感到很惋惜；可是，他去世后，他妻子说的话让我十分惊讶！逝者最牵挂什么？一个四十岁的男人，作为一个中年妻子深感骄傲的丈夫，作为一个未成年孩子深深眷恋的父亲，作为耄耋老人的出息儿子，他的去世，让妻子面临中年丧夫，让孩子面临未成年丧父，让父母面临老年丧子，这将会给全家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和多么深重的悲伤呀！如果他生前有知即将离世，他最牵挂的事情，决不可能是入党；因为入党对他走后全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更多地会牵挂还没有成年的孩子，脆弱的心该如何承受失父之痛；牵挂年迈的父母，该怎样经受这沉重的亲情打击；牵挂才到中年的妻子，如何形单影只地走过漫漫人生路。这才是一个中年男人、一个父亲和丈夫最会考虑到的事情。写这样报导的人，可能会觉得把杨庆文拔得很高，就会很感人吧；然而，作者自己是不是相信，一个正常的人，会认为入党比亲情更重要吗？他是一个政治标本还是一个鲜活的人呢？
    有关部门不知道是否知道，老百姓现在对官方的政治宣传有多么地恐惧和反感！原因很简单：假大空的东西说得太多了，离人们的实际想法太远了，时间久了，每个人都会有所体验、有所感悟的；老是编出那些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制作的典型事件，编者自己不可能相信，别人看了也不可能感动，到头来，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老百姓对官方的政治宣传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怀疑。狼来了喊得多了，狼却没有来，人们也就不再相信喊的人的话了；狼真正来了，又该怎么让人相信呢？
    我最近刚刚看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著名女主持吴小莉专访的节目。我非常希望我们从事宣传和报导的人士都能看一看这档节目，我想，看过之后，观众们都会有一个感觉：真话比假话要感人得多！看着吴小莉采访的时候红红的眼圈，和俞书记真诚地坦言，我感慨了：我们国家的官方人员和官方媒体，能像这样实话实说的实在是太少了！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的媒体和宣传现在更多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样教育人，而是怎么样叫人相信你是在讲真话；百姓们相信了，教育的设想才有可能见效，否则，再好的设想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