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现代华尔街的风云人物，被人誉为最富远见的国际投资家，是美国证券界最成功的实践家之一。罗杰斯足智多谋又冷静沉着，处变不惊又语出惊人，但他似乎更善于发表言论，且观点独到，往往不合“主流”，却常常“不幸”言中。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我从不相信投行那些分析师们的‘杜撰’”，喜欢独立思考的罗杰斯的观点大概永远是“曲高和寡”的。
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在纽约的郊区长大，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获得博士学位。克鲁格曼是一个坚定的左翼凯恩斯主义者，作为“自由主义良心”的克鲁格曼就毫无顾忌地批评、挖苦政府制定的多项经济政策。他的果断直言，得罪了无数政界、学界的要员，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追捧。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克鲁格曼的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
当世界经济一片萧条的时候，中国经济似乎呈现出了“东方红”的大好势头，从在
G20峰会受到的礼遇到中国政府的“不差钱”大手笔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的崛起不容忽视。2009年初杰姆·罗杰斯、保罗-克鲁格曼两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访华，更是给中国经济届和学术届掀起了一阵波澜。
当记者问及经济危机的根源时，罗杰斯回答“实际上我觉得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金融监管体系有什么样的漏洞，主要是因为金融监管者或称职不称职，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金融监管体系，而需要更好的金融监管者，因此我觉得G20峰会，其实不会让事情有太多的好转，可能会让事情更加恶化。这是因为G20的决定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不称职的金融竞选这上台，那么G20峰会可能会导致对世界经济的进一步的限制，而实际上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对资金的限制，而是更加自由流畅的资本流动，因为现在资本已经非常短缺了，如果进一步限制资本的流动，情况会更加糟糕。”谈到监管者的使命罗杰斯认为“好的监管者首先应该能够把握市场、理解市场的动向、理解市场的情况，其实现在情况就是很多金融监管者，他们对最新的金融创新根本就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很多公司的CEO也是同样的情况，根本就不知道金融创新是什么情况？这就导致金融创新过头了，失去了控制。但是让那些优秀的人才来做金融监管的话，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高金融监管者的收入，因为目前来说金融监管者对报酬并不是特别理想，那么其实如果去银行工作，去金融协会工作会赚到很多钱，所以如果我们要吸引到好的人才去做金融监管的话，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高他们的收入。”
近期，各国对中国经济乐观的看法不断涌出，罗杰斯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先复苏的国家，因为中国有着大量的外汇储备，而中国的一些行业没有受到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尽管出口行业会受到较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他是比较看好中国市场的。但是，罗杰斯同时也表示，如果全球其他市场都在下跌，那么中国股市也难独善其身。罗杰斯说：“我觉得中国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是不错的，至少要比美国和英国的那次的政策要好一些，那么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有很大的外汇储备，这是中国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外汇储备，另外这个储备的一个目的，就是以防今后的不时之需，那现在的确是需要这批外汇储备的时候，所以中国政府（14：02）储备，而且我觉得这些钱的用途还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对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那么投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去向经济投资，然后是中国经济在今后会，更具有竞争力。那么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很快复苏呢？我觉得这是因为具体的情况而定，中国的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可能会复苏得很快，但是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可能情况会不是那么乐观，尤其是那些主要（14：35）对美国出口的产业和地区，可能情况不是会特别乐观。那么说中国能不能带领整个世界走出金融危机，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可能还不行，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还没有大到那种程度，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3到4倍，欧盟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5到6倍，所以中国可能目前就规模而言，还不足以带领整个世界走出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做的事情是管好自己。当然中国的经济好转，对整个世界经济会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还不足以带领整个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就整个中国经济而言，我们不能够说整个经济会越来越好，因为毕竟还有很多企业，他们主要是面向美国出口、面向欧洲出口，如果美国、欧洲的情况没有发生好转的话，这些企业的情况也不会好转。但是就中国其他的行业、其他的领域，在今后几年应该是非常不错的。罗杰斯强调指出中国的水治理行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的情况会越来越好。
相比罗杰斯的一派和气，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充斥媒体的基本都是“舌战群儒”，“PK”，“质疑”，“激辩”，“反驳”等火辣字眼。但克鲁格曼在中山大学的演讲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中国已经能够出口一些精密的高端产品，中国生产了很多电子元器件，但是这里边最复杂、最精密的一般来讲还是来自于日本和韩国。至少说明中国价值链是可以攀升的，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转型。我认为中国肯定会攀到价值链的顶端，她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帮助中国成为一个薪酬水平较高的高科技国家。”中国目前工资结构比较低，是不争的事实，但克鲁格曼看到的却是由此带来的技术含量低的问题，“山寨文化”的流行也许也可以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廉价的随时可能被替代的没有发展欲望的劳动力；一个创新意识或创新动力不足的企业，是不足以撑起中国经济的脊梁的。
同时克鲁格曼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会给中国带来一些机遇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中国有一些快速的发展政策，但是却不是特别地成功。（韩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她们当时在70年代末期有一个发展的政策，让她们能够在重工业有所发展，即他们所认为的高端产业。但是那个政策却不怎么成功，反而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过多的外债、过度的产能，给经济发展贴上了一个不好的标签，然后才找到了合适她的方法，就是出口行业）。所以中国如果发展步伐太快肯定不合适，要有一个政策能够帮助行业的发展，我们要有基础设施，要有好的电信通讯，要有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在技术杠杆上向上爬，如果速度太快是不好的。多家重要媒体的特约评论员马光远说“文人相轻，急于通过“驳倒”大师证明自己很“MAN”的心态不仅让中国学人失去了一次和大师真正对话的机会，更重要的让中国民众失去了阅读一个真正的克鲁格曼的机会。在次本人不过多评论两位大师的言论只是如实的记录下他们的一点观点，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