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企业巨亏一定源于交易过程中的不当操作，但板子只打到一方并不合情合理。
后WTO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对外部原料的需求日益庞大，依赖进一步增强。商品价格风险的国际传导，对我国实体经济构成了巨大冲击。以国际航运市场为例。近年来中国占据了世界干散货贸易量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但是收益的增长远远小于贸易量的增长，中国航运商和生产商被动地承担国际航运市场中运费剧烈波动风险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出现了金融定价中心与现货市场分离的趋势，而且在加速分离，几乎所有可以在国际市场交易的大宗商品都在被泛金融化。在国际市场上，无论是粮食、能源、基础原材料的大宗交易，还是利率和汇率的阴晴变幻，都是由金融衍生工具来发现价格、对冲风险。金融定价中心主宰着现货市场的命运。因此哪一个经济实体对衍生工具运用得最好，它就可以通过掌握定价权控制这些原材料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而丧失定价话语权的惨痛代价就是实体经济处处挨打。
以钢铁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材生产和消费和贸易大国。2008年中国钢材产量5亿吨，已超过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但由于长期缺乏缺失钢材期货品中，缺乏有效的价格参考，使得我国钢铁企业在铁矿石谈判中“无的放矢”，只能通过不断提高钢材价格向下游行业转嫁成本，这也是近年来铁矿石价格连续非理性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国内的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在国际衍生品市场上还没有形成有能力定价的“中国力量”。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坐世界第四把交椅，外汇储备量升至世界第一位。虽然当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已经是最大的买家，也堪称为最大的卖家，但两头定价我们都说了不算。中资企业大失血事件呼唤加快衍生品创新的步伐，尽早改变衍生品交受控制和被摆布的局面。
据权威调查显示，目前有近1/3的中国企业希望国内银行能够提供更多的风险管理产品。而国内相关产品缺失与市场不成熟根本无法满足企业避险需求。企业只能选择风险较高的境外衍生产品进行避险。以我国外汇市场为例。可供企业利用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仅有6款产品，如加以归类，实际上只有3类：远期结售汇、远期外汇买卖、掉期。较为单一的产品种类很难满足类似于企业“走出去”后在外汇管理上日益复杂的需求。企业欠缺管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的对冲工具，被动接受国际价格的结果就是令国民经济的发展蒙受巨大损失。
在金融危机风暴中，衍生产品被妖魔化，变成了造成金融动荡的罪魁祸首。应该看到，深刻的衍生品市场是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不会因危机而改变路径，只会加速修复。其实，金融危机更多体现了对衍生品的滥用，不应该因这场金融风暴的发生而全盘否定衍生产品在平抑风险方面的本来作用。越没有衍生产品,面对全球市场时,遇到的问题就越大。
发展衍生品交易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经之路”。目前，中国衍生品交易品种少、规模小；期货交易仅限于商品期货，没有金融期货和期权等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如何把衍生新品种的开发更好地与中国各产业国际化进程相融合，在加强市场风险管理的同时推进品种创新、不断提高市场效率成为当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重要问题。
首先，在完善相关法规和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应尽快改革商品期货品种上市机制，放开对上市品种的限制，逐步允许交易所根据市场发展和产业需要自行决定上市新品种。
其次，中国衍生品市场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并不一定遵循 “农产品—生产资料—金融资产—期权交易”的顺序发展，而应加快外汇期货市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