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克鲁格曼中国行略谈经济学研究方向
《东方早报》详细登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与中国学者的直率交锋言论。单就这些言论看，我以为，《东方早报》整体评价中的用语：偏颇，可以称得上是较为中肯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偏颇，尽管当偏于某一方面时，往往失之公正，但就其立论的这一方面讲，也不乏切中要害的警醒之语。我看克鲁格曼的言论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岂但如此，与克鲁格曼交锋的中国学者们，其立论方法，大多也只能以偏颇来评价。诚然，当此唇枪舌剑激烈交锋之际，出现偏颇的话语实属正常；何况从对话的内容看，不仅是学术交流，而且事实上牵涉对话学者所在国的实际利益。除此之外，从克鲁格曼的中国行来看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是一个值得说一说的题目。
关注宏观层面的经济实务问题、关注社会经济政策问题，大约可说是当代社会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或研究方向。关于经济政策，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就是经济制度问题。这些自然也是重要的，尤其从直接地对社会经济发生影响角度看，实际也更醒目。当一些学者对经济政策的研究直接转化成了当政者具体的决策行动时，人们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就更强烈了。
如果我们全景式地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作一下鸟瞰，从广义讲，无论经济学基础理论还是各门应用经济学，其研究和存在的理由，就都是因为有用之故。不错，现今学界广泛认同的，经济学要解决的：是什么？尤其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很明白，无论那一层次的经济学，如果真的解释清楚了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那就一定是有用的，也一定于相关的具体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形成或适度改变大有裨益的。自然也很明白，基础理论成果的“有用性”，与各门应用经济学的“有用性”是有很大差异的。
这种差异表现在那些方面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大致给出一个界限：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内在地具有的根本性的特征，应用经济学则是研究社会经济某一侧面、某个部分的特征。不言而喻，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总是与经济实务更接近。如果我们更具体地把视角转向实务经济，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与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相关的研究；二是与经济的宏观政策相关的研究。
按《东方早报》的介绍，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由此可见，大致而言，可以认为克鲁格曼关注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政策问题。在此，对于社会经济的宏观政策要作广义理解。如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等等，就是当今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质性内容。而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汇率，以及这三者的相关政策问题，是经济热点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从克鲁格曼此次中国之行来看，他对美国和中国的相关经济政策显然高度关注。
对于社会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研究，除了这些研究本身确也重要之外，公众的关注度更高，一旦政策或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当政者采用，随之带来巨大的荣誉甚至利益，也是促使众多学者转向这一领域的重要原因。以下，对克鲁格曼和中国学者的交锋内容略加评析。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行：激怒你们是我的习惯
2009-05-18 05:22:36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从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盯紧美元导致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到点名中国碳排放增长过快影响了全球的资源和环境，他发表的每一个论调都遭致在场中国学者的强烈质疑和不满。
东方早报
并非每一个天才都能在仰慕他的人面前表现出必要的谦卑。或者你会开始厌恶他，又或者你会更爱他，但前者发生的概率显然更高。克鲁格曼就是这样一个放荡不羁、备受争议的人物，身背着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他在中国短短一周的行程，却几乎激怒了所有与之谋面的学者和专家。
从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盯紧美元导致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到点名中国碳排放增长过快影响了全球的资源和环境，他发表的每一个论调都遭致在场中国学者的强烈质疑和不满。
克鲁格曼却似乎毫不在乎，作为《纽约时报》长期的专栏作家，他早已经习惯了激烈的对峙和多少有些尴尬的舌战，你甚至可以在一篇严谨的经济学文章里看到他写下的脏字，无论语言还是行文的风格都极尽自由和随性。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话如果不能激发某一部分人的愤怒，他的演讲就不够深入人心，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专栏作家。”
这就是克鲁格曼，他会非常执著地攻击其他经济学家的论点，以致时常搞到令人下不了台的地步，这在他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事实上，他的质疑与攻击经常最后被证明是错误或偏颇的，也常被其他的经济学家批评为“病态的攻击”。这次中国之行也不例外，他只遵循自己的标准，轮番不停地激怒一批又一批的人，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交大海外教育学院金融所所长金岩石、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教授、前伦敦市市长罗思义（John Ross）等。
不能说服自己就一定要纠缠到底，这种强烈的性格特征让每一场研讨会都变得富有戏剧色彩。尤其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局面下，我们不是正需要这样激烈的争论和思想的碰撞吗？
交锋一：中国巨大贸易盈余是谁的错？
克鲁格曼：过去贸易盈余的国家是帮助其他的国家，因为它是向它们提供便宜的产品，但是在如今这个失业率攀升的世界，过去的原则再也没有道理了，盈余的国家成为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带给别人好处。
现在美国的态度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贸易盈余，就会使其他国家非常生气，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将来中国的盈余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贸易紧张，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盈余。
而且，中国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不完全是比较优势造成的，跟中国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王松奇：中国之所以有贸易盈余，还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因为中国的东西在世界市场看起来比较便宜，大家才会选择。我们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这套都是低成本的，东西就是便宜。金融危机这么严重，我们一季度贸易出口只下降了27.9%，进口下降了30.9%，一季度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623亿美元的顺差，所以顺差还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
——评点：
克鲁格曼的话确实是有重大缺陷的。根本性问题是，贸易盈余和比较优势，从来就是资本主义兴盛以来导致国与国之间经济纠纷的一个十分重要因素。品质不错的价格低廉商品，对于进口国的消费者或企业等需求者固然有利，但对于进口国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直接就是与己不利的因素。其次，国与国之间严重不平衡的贸易也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一二百年前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例如，大量鸦片贸易前，英国与那时的中国就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成了当时英国的心头之痛；不惜以极不道德的鸦片贸易来平衡，直至公然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王松奇的评论只是以出口盈余国的比较利益为论点。克鲁格曼的这段话也并未击中中国的痛处，还不如前些年欧盟一些国家指责中国以过低工资搞廉价竞争，来得有力，很大程度上也是真有理的。同样地，现今国际上对中国的反倾销，颇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相当大数量企业以压低工资换得国际市场上的低价“优势”，实则不仅白白把一部分利润送人，而且简直是把一部分成本送人。中国企业相互之间在国际市场的无序竞争、竞相压价竞争，也早已为同业所诟病。这反映了我国相当高比例的企业层次较低的事实。
克鲁格曼：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过，比较优势决定了大概你是出口什么东西，但不决定你出口量是多少，而且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还处于相对比较贫穷的快速发展的阶段，却成为资源输出国，这是不多见的。中国增长快速，内部的需求也会很大，比如医疗体系还不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备，完全可以把钱用在国内，为什么一定要生产那么多产品输出到海外呢？
——评点：
克鲁格曼的这段话并不错。而且，现在我们自己已经以另一种方式承认了这一点。医疗设施等等不正是目前我国扩大内需的一个重点吗？这是有政府工作报告为证的。
克鲁格曼：归根结底还是政策问题。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利用了汇率市场的保护来循环它对外部世界的贸易剩余，把流入的私营资本通过外汇的控制输出，中国通常情况就是大量的贸易盈余，大量的资本流入和相当一部分的资本输出，这是中国的政策，这主要是由于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政策导致的，这个规模很大，相当于，中国政府在国内大幅度地举债然后把钱借给国外，这是政策的结果，不是市场自然的结果。
——评点：
前半段话对中国的实际经济过于隔膜了。实际上，不要说中国的经济政策没有这么大的力量——竟能够靠政策造成连年巨量贸易盈余，就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没有这样大力量的。一定程度上中国是与当初日本经济起飞时期有重要类似之处的。基本上正是中国企业整体现实状况形成了这样的结果，当初的日本也是如此。因此，总体而言，确实是市场的自然结果。
克鲁格曼后半段话有部分合理之处，就是关于人民币紧盯美元问题，即使最近一些年已有了重要改变，仍值得反思。
张维迎：听了您的观点，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下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主要是由美国方面引起的还是中国方面引起的。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花钱太多，因为美国信贷太松，钱太多，这样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这才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本身不能印美元，美元一定是美国印出来的，中国借给美国的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所以，贸易盈余产生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货币政策太松，由此导致中国不得不把钱再放在美国，就是把贸易盈余再放到美国。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方面对中国出口有很多限制，如果这些限制取消的话，我想中国从美国进口就会大大增加。
——评点：
张维迎的评论有合理之处，美国的大量举债、正常贸易大量逆差，首先总是美国自身问题。张维迎的第三段话也客观。但第二段中的“由此导致中国不得不把钱再放在美国，就是把贸易盈余再放到美国”，至少是片面的。
克鲁格曼：毫无疑问，美国支出是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水平，就像很多人说过的，美国举债过多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房地产的泡沫，当所有的美国人都能依靠卖房子来赚钱，而钱却是从中国借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断言这种增长不可持续。我在2005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写过，美国的经济使得很多人活得不错，这样的事情必须有一个终结，尤其是依赖举债进行消费。
但是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谁给了钱，为什么美国能够花超过他们赚到的钱呢？主要是贸易盈余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资产，所以这不仅仅是美中之间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贸易盈余国家和贸易赤字国家。
在中美这种关系终结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关系的存在，美国已经不能再承受太大的消费，不能再成为一个举债消费的国家。中国也不能再期望依赖于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这里面来来回回有很多次，这种不可持续的方法在美国和中国都存在，我们必须有一种机制，让中国创造更多的内需，不再是依赖于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财富。美国也应该期望要增加储蓄率，来适应新的环境。
——评点：
克鲁格曼的话虽有为美国推卸责任之嫌，但大致也说得过去。
交锋二：美国是否有责任拯救中国外汇储备？是否应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夏斌：美元过度的发放对世界经济不平衡起了重大作用，在这一轮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国难道不应该负责任吗？
克鲁格曼：美元的角色是一个流动性很好的货币，但世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汇储备，还有欧元、日元可以选择，这些都是流动性很好的货币，使用范围非常广，而且它们的债券市场流动性也非常好。为什么中国不这么做呢？ 这要问中国储备银行的官员，这并不是美国人的决定，这是中国人的决定。
中国之前做了错误的判断，所以积累了这么大的外汇储备，我觉得有点欠考虑，现在已经看到了结果。当时积累美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美元会贬值呢，现在没有好办法了，肯定会有很大的资本亏损，美国人当然会还债，但是这些债务承诺是用美金还，如果美金和其他货币贬值的话也没有其他办法，这是之前的判断失误导致的。
中国政府应该要考虑在早些时候就把人民币进行升值，而不是盯紧美元让自己积累了那么多外汇储备。一个不那么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把这么多钱输出到国外，是不同寻常的，或者说是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政策。
——评点：
克鲁格曼的第一段话：“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汇储备，还有欧元、日元可以选择……为什么中国不这么做呢？这要问中国储备银行的官员，这并不是美国人的决定，这是中国人的决定。”虽然用语尖锐，但是无法回避的。这实在是需要思考的，尤其是现今的外汇储备政策及实施者必须考虑的大事。
夏斌：奇怪在哪？穷人得了脂肪肝，是谁造成的？美元是大家愿意用的，国际上没有一个法律规定大家必须要用，这一点没错，但是在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情况下，美元过度的发放起了很坏的作用。美国经济要走向正常的话，居民储蓄率必须上来，必须要到6%左右。美国经济要真正恢复起来，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必须占到美国GDP的1%到2%，经常项目下赤字意味着美国必须通过降低利率、扩大信用，进口大于出口，也就是用美元进口人家的东西。在一个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中，尽管没有法律规定，但客观是这样形成的。
中国的金融体系由于低效，通过投资积累的储蓄不能有效地用出去，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来看，美国国债是我们买得最多也相对最安全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主要还是要靠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靠我们的金融体系更有效率来解决，所以输出货币不是中国有意为之，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外汇储备不能光放着，必须得买，只能买美国国债。
所以，这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美国要负责任，全球货币体系要改革，要调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也需要改变美国在IMF中一股独大、一票否决的权利。难道不是这样吗？
——评点：
夏斌说“外汇储备不能光放着，必须得买，只能买美国国债”。真不知道这算什么话！即使从外汇储备实务的角度讲，好些年之前，至少从表面上讲，不是早就以多种方式讨论过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吗？
克鲁格曼：IMF的结构治理确实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包括亚洲国家在内，在IMF的地位有待提高，IMF需要有更多发展中国家代表，这些要求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反映了现实的需要。但是IMF改革和美元的角色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与美元占世界统治地位没有关系，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美国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对，但是美国没有责任拯救那些储备了太多外汇储备的国家，这么要求美国是不对的。
夏斌：既然这么说，我倒要问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没有能力偿还美国人的钱，美国就要求英国拿黄金储备来抵债。现在美国欠了中国那么多钱，美国又是怎么做的？我们知道，世界黄金储备24000多吨，而美国一个国家就有8000多吨黄金，美国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卖一点黄金换点美元进来，却要不停地发债呢？该卖的关键性技术和专利都可以拿来卖，还有你们的其他资产和资源都可以卖给中国人抵债，为什么不卖呢？美国政府刚刚宣布2009年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创纪录的1.84万亿美元，美国人不是很缺钱么？
克鲁格曼：我们不需要钱，我们为什么卖黄金？除非有人希望拿到美元，两年之前，美国想为世界其他地区筹集资金，现在这个钱不是问题，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美国要采取大规模的措施筹集资金？我不是特别明白。
——评点：
夏斌提出，美国拿出黄金储备换资金，我实在也听不明白了。事实上美国是不必以此种方式筹措资金的，至少目前条件下不必如此。因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实际就是经济危机），不是国家外债危机、不是贸易危机、不是美国对外支付缺乏外汇。实质上，是美国企业的危机、是大量美国关键性企业的破产或濒临破产危机。所谓美国需要筹集大量资金，也是这部分企业需要资金，是与此相关的企业兼并或重组。这些缺钱的美国企业需要的是美元资金，而不是其他资金。一部分美国企业包括重要企业则不得不实际破产。
但是克鲁格曼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美国要采取大规模的措施筹集资金？”这也是装糊涂了。即使夏斌表达得不清楚，克鲁格曼自己在前面的对话中也已经说到了美国的高负债等问题。其次，美国目前的救市，财政资金支撑以至造成巨额赤字、卖美国国债给本国和外国客户筹资、美联储买入美国长期国债筹资（扩张信用）、放松外国投资者兼并投资美国公司的政策，这些重要举措，无疑是多渠道并用的大规模筹资。
交锋三：中国能否公平地分享碳排放的权利
克鲁格曼：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近年来大幅上升，2006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我最后一个担心的问题也是很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共享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新兴市场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对全球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我们知道，美国1930年大萧条时期，受经济危机影响，需求量锐减，石油跌到20美元一桶，而现在我们遇到了比当时更严峻的经济危机，你可能认为商品价格会非常低，但实际油价在危机中仍是58美元一桶，还有食品价格等其他价格的大幅攀升，都是由于中国和其他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家对资源需求带来的影响。
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源带来了压力，必须采取措施。美国不会轻易像过去那样让步，因为未来世界的中心问题就是资源和环境问题，一切问题到头来都要依赖于资源，它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我的余生也会就这些环境政策进一步进行讨论、谈判。
——评点：
查一下资料可知，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每桶石油价格曾跌至不到一美元，1970年代初期每桶石油价格才几美元，此后不久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涨到每桶十几美元。克鲁格曼所举数据有误。但1940年代至1970年代初黄金官价是每盎司32美元。至于克鲁格曼所谓“油价……还有食品价格等其他价格的大幅攀升，都是由于中国和其他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家对资源需求带来的影响”，确也反映了西方一部分人的共同心态。我记得，曾在一段时期里起劲地以攻击中国为捞取国内政治资本重要手段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演讲中就是采用同样的逻辑和说辞。但我们不必在此作什么反驳之类——如果新兴的快速发展国家真有这样大的力量，首先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克鲁格曼在随后的对话中，把碳排放问题归结到众多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以求达成折中方案，倒是接近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