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院刊《E-魔方》约稿稿件，刊登于该杂志最新一期

刚开始审视这个题目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原因有两个：一是很久没有时间静下来写比较随性的东西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写出一篇像样的——每天都是在东院西院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赶场，什么都没有来得及思考。二是对于中国大部分的商学院来说，经济危机除了提供教授们上课讨论的话题和增加学生们就业的压力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什么特别的功效——对于中国大部分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办起来的商科教育来说，春江水是暖是凉恐怕只能在岸上胡乱猜测了！

前不久，参加一个英国使馆文化处组织的研讨会，是英格兰高等教育协会的候任主席Steve Smith教授做的有关教育对抗经济危机的演讲。演讲的内容是有关于高等教育在摆脱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尽管他的立场是建立在英国高校对于英国经济的基础上，但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来说，也不失其借鉴意义。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的高等教育是支撑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产业，甚至具备火车头的作用。通过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的整体研发实力、商业和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影响能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关产业的收入都将得到明显的提高。因此，英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在经济危机以来得到了更加深入地贯彻，而这种国际化，本质上就是将英国的教育产品向全世界进行营销和出口的过程。这其中，商科教育可以说是处在天然的核心位置。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市场需求大，二是因为入行门槛低，三是基本上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

从两百年前美国人在宾州大学发明了商学院这种东西以来，它就注定了和市场紧密结合的命运。我们细数一下美国人的各项发明，就可以理解商科教育在它的老家为什么会被发明出来：麦当劳、肯德基、手提电脑、视窗操作系统、家庭汽车、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以及MBA，总结一下，这些看似不同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单实用、价钱公道、方便快捷，总之，几乎都是可以很快被市场接受的东西。美国人最懂得的一个浅显道理就是：深刻的思想和高雅的情趣往往不是取得收入的最便利的方法。反之，没有足够多的收入，深刻的思想和高雅的情趣最终都会变成虚伪的矫情。

这个浅显的道理显然尚没有被我们众多的握有权力的人认识或有意忽略了。多少年来，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部门，从主管人员到一线教授，都以声称自己视金钱如粪土为荣。

问题现在来了。如果教育部门根本就非常不市场化，那么经济危机的影响就显得非常微弱，反过来，其可以对经济危机施加的反作用力也当然非常微弱。

有人会提出很多反证，比如欧洲很多国家的教育是政府拨款为主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在探讨这个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教育市场化是一个什么涵义。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同样多的政府拨款，如果这个大学在欧洲，大学在拿到拨款的同时，可以自行决定愿意授予的学位、想要开设的专业、具体开设的课程，在任何一个商学院，这些都必然是市场决定的。而如果假定这个大学时在中国，她首先无法决定自己开设什么学位和什么专业，这些都需要等待政府的审批，在得到审批以后，你还要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开设一大堆的课程来占用学生有限的学习时间。专业的名字，课时的多少，都是按照统一的模式弄的，如果你试图创新，那就是不合规矩，必然遭到惩罚。可以看出，同样是政府拨款，前一种情况下，大学具有教学和学术自主权，因此可以更加贴近市场；而后一种是行政管理的附属，距离市场会更远。

而在商学院，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都是高度市场化的。可以说，没有市场化的运行，商学院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设想一个现代商业知识的传播者，看上去倒像是一个食不果腹的穷酸，讲授商业知识的殿堂，是个随时岌岌可危的茅草屋，你如何去向别人证明，你可以交出成功的商业人才呢？

而这一点，我们的众人，尤其是一些占着尊崇位置的人，喜欢熟视无睹和漠然置之。

我所理解的商科教育的市场化，说的更加确切一点就是商科教育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社会需求和学生需求为导向，随时按照市场的需求调整自己的姿态和内容，而不是固步自封或者自我陶醉。

经济危机很可能是给了中国商科教育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让商学院的教授和管理者们思考除了马后炮式的夸夸其谈以外，到底经济危机和中国商科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商学院还可以为缓解经济危机做些什么事情。这也是中国商科教育从学术到实践都可能需要反思的问题。具体说来，至少有这样几个题目是可以深入探讨的：

第一，中国商科教育国际化的问题。这次经济危机，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明显加强，作为中国商业知识的总结者和传播者，中国的商学院是否能够抓住这一契机，将中国的商学院，至少是顶尖大学的商学院变成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地方。至少，商学院教育在全球的地位，不应该过多落后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吧！

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很多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外部世界需要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思维和商业逻辑，以便让自己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这是中国商学院的一个绝佳的契机，吸引更加大批的外国留学生、外国教授、外国资金到中国，以实现学生来源、教师构成、学术研究和管理模式等几个方面的国际化。追求国际化，不仅仅会使中国的商学院站到和国外商学院更加平等的平台上，同时也是中国商学院取得商业知识产权，将中国商业文化推向全球的重要机会。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的商学院除了向东方传播西方，还同时向西方传播东方。

第二，中国商科教育自主化的问题。越是经济危机的时代，越需要更高端的商业人才，而在权力向上的大学治理结构中，各个大学之间、各个商学院之间的竞争被大打折扣，严重束缚了教育创新和知识创新的步伐。武装到牙齿的行政审批制度，成为中国商科教育发展的桎梏。西方商科教育的起点是MBA教育，是对在职人员的教育，这使得商科教育从其产生那天开始，就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业。从市场结构来说，商科教育是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各个机构通过提供差别化的产品来取得自己的竞争优势，差别化是市场繁荣的根基；而在目前的中国，主管部门通过许可证审批，把这个市场异化成为行政加寡头垄断的市场，减少了竞争，降低了社会福利，束缚了创新，恨不得把所有商学院都弄成一个模子。而探讨商科教育自主化、在中国形成更多教学机构自由竞争的局面，将可以提高整体教学质量，扩大商科教学规模，甚至包括学费下降，这将大大增加商科教育对于社会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提高整体水平。

当然，对于商科教育中的公益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计划内部分，不仅不需要提高收费，反而可以通过商业性的项目的补贴，实现更为彻底的公益性，并且是具有高度市场敏感的公益性。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公益性的映射场景都是破败不堪的教学设施和老迈穷酸的教书先生，我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低水平的公益教育。我们通过合理的组织和激励制度，完全可以实现国民教育不收费也可以享受世界级的硬件设施和世界级的师资资源。或者说，商科教育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是：让有钱人拿着钱可以找到学习的地方，让孩子们不花钱也可以享受到一流的教育。

第三，中国商科教育的教学模式和内容问题。从过去二十年的历史看，中国商科教育大抵是处在竞相模仿西方大学教育模式和内容的阶段。谁模仿的多，谁就是胜利者。这个现实，尽管有不少的批评声音，但作为一个趋势从来没有改变过。批评的意见认为，商学院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英语，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是典型的全盘西化，崇洋媚外。不过总的说来，商学教育不是产生于中国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是美国式教育竞争的产物，初期的模仿甚至OEM都是无法回避的。而批评者所处的位置，是决定批评是否有力的重要原因，前述的批评，经常是来自一些没有参与到游戏规则中的人，其力度是非常有限的——要知道，一个不会讲英语的中年先生在台上慷慨激昂的批评全民英语教育，这个场景近乎一个笑话；而如果是一个美国留洋的著名教授回来批评全民英语教育，下面的人才会屏住呼吸。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中国商科教育模式和内容的反思，其最牢固的基础是建立在和西方商学院教育有了平等的对话平台上的。如果这种对话的平台尚不存在，对西方教育模式和内容的批评便是一种粗糙劣质的情绪煽动。而对于中国大部分的商学院来说，这种平台尚未建立，甚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建立。而市面上流行的国学经典，三国博弈，红色管理等等，也无非是利用现代西方商业理论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后现代解构，它看上去是传统的，实际上是西方中心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先扎扎实实地研究别人的工作，等到全部弄通了，搞懂了，再进行更高层次的总结、改造和升华，才能创造属于中国商科教育的自主知识产权。

当然，经济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提前的机会，让中国尚未完全成型的商业思想、商业实践和商业文化可以拿出来展示。如果我们有好东西，也不妨提前拿出来，和海内外的朋友共同鉴赏，算是为我们可能的美好未来做个预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