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实践核心，就是给人“面子”。对于面子的研究，首先是由旅美中国人类学家胡先缙介绍到西方的。她认为，中国人对于研究“面子”观念之所以饶具兴味，一则因为借此可以看出人们获取声誉以及稳固或提升地位的两组标准，同时又可以了解在同一个文化架构之内各种不同的态度如何互相妥协。她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脸”和“面子”的定义进行了研究，把脸定义为“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把面子定义为“人从社会成就而拥有的声望，是社会对人看得见的成就的承认”，认为“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经历中步步上升，藉成功和夸耀而获致的名声，也是藉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积累起来的声誉。”“面子的建立最先是藉由地位、财富、权力和才能，然后要运用手段发展出和某些名流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要避免做出可能引起非议的举动。”[①]此后，美国学者Erving Coffman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将面子定义为“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地为自己赢得的正当的社会价值，是个体按照社会赞许的标准表现的自我形象”。[②]之后，金耀基的定义为：“社会性的面子”是社会赋予个人的，除非他的行为证明是实至名归，否则社会可以收回给予他的面子，“社会性的面子”体现了社会活动中他律性的一面。而“道德性的面子”是一种道德品质，是“团体对一个具有道德声誉的人的尊敬”，“道德性的面子”是人人可拥有的，体现了社会活动中自律性的一面。何有晖则直接将“面子”定义为个人由于地位和贡献而从他人那里获取的尊重和顺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面子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个人的尊严将从适当的行为及社会赞许中获得。乐国安的研究则认为，“面子首先是个体的自我拥有、自尊的表现，然后再通过与他人的活动得以实现”。[③]

　　“面子”问题是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中国人一种重要和典型的社会现象，渗透于人际行为之中，时常支配和调节着中国人的社会行为。费孝通先生在《名实的分离》一文中指出：“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难免是口是心非……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④]黄国光认为，中国社会个人的“面子”是其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个人在其关系网内的社会地位或声望可能是由其归属的地位获得的，也可能是由个人的努力获得的……中国人经常用以保留他人面子的策略包括：避免在公共场合批评他人，必须批评时尽量用委婉的语气，对于善于保全他人面子的人给予较多的社会报酬。中国人管理现代社会组织，也经常使用这些方法。[⑤]在其它两篇相关文献“华人社会的脸面与沟通行动”、“道德脸面与社会脸面：儒家社会中的依附性自尊”中，黄国光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关于中国人的面子与人情的问题。[⑥]

　　从根本上说，面子问题是中国群体主义价值观和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产物。注重群体和人际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儒家思想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位置，即社会等级观念下的名分，所讨论的各种社会关系其实也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因此，社会等级观念与特权是面子问题产生的直接要求。[⑦]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阐释，她认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于“罪的文化”和“耻的文化”，她强调的是“内在”制约和“外在”制约的区分：“罪的文化以内在的道德意识为基础，耻的文化从强烈意识到的他人的议论所造成的强制力中产生”。[⑧]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1983)在其所著《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提出了他的人情与面子模式。他认为，请客者由于某种原因找到资源支配者，如果事情办成就是有面子，事情没有办成就是没面子。而事情是否能办成要取决于资源支配者的心理历程。资源支配者的心理历程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做事法则和决策策略。工具性关系对应的法则是公平法则，其决策策略是客观决策；情感性关系对应的法则是需求法则，其决策策略是亲情困境；混合性关系对应的法则是人情法则，其决策策略是人情困境。黄光国认为，西方人的社会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工具性关系，做事喜欢讲究公平，而中国人的社会是一种情感性关系，或接近情感性关系的混合性关系，所以倾向于遵守需求法则和人情法则。[⑨]沿着这一思路来考虑，面子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解说：第一，是对权威的尊崇，即在权威体系中，时刻遵从“大人”的号令和意愿。第二，是对道德的诉求，在遵从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圈子内部，大家相互给面子，以彰显道德的价值。同时也可能成为个体的一种自我约束力和内在驱动力。第三，是同一级别或者同一地位的人相互尊重的权利与威严，不违背“礼”的要求，即不仅自己要给自己挣面子，还会讲究别人给自己留面子。第四，面子往往与声望、权势、地位、利益等等纠缠在一起，是一种利益获取或者成功的表达。第五，面子的产生环境一定是群体主义的，即面子看似为个人的诉求，实际上是个人在群体中相对于他人的位置和被他人接受的程度。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交换资源，面子在人际互动中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能够使复杂的社会关系变得和谐和稳定。”[⑩] “爱面子”是中国人内在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人际互动双方“爱面子”的程度、给不给“面子”或“面子”是否给足，往往是人际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所以，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总是以对方给不给自己“面子”和给自己多少“面子”来判定对方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并对彼此的关系进行认知和评价。[11]

　　

　　[①]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见：黄国光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0～63

　　[②] Erving Coffman.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0nface to face Behavior.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7.12

　　[③]吴铁钧.“面子”的定义及其功能的研究综述.心理科学，2004(4):927～928

　　[④]费孝通.名实的分离.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0

　　[⑤]黄国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见：黄国光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9～20

　　[⑥]黄国光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3～87，179～194

　　[⑦]成达建.面子：管理中难以回避的文化差异问题.企业活力，2004（8）：60～61

　　[⑧]王询.人际关系模式——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比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5）：56

　　[⑨]翟学伟.面子、人情、关系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59

　　[⑩]朱晓辉，凌文辁.“面子观” 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人才开发，2004（12）：7

　　[11]杨晖.“面子”的文化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