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韩和元新书：《中国拿什么不高兴----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第六篇
题记：我们的民族自信来源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的是，促使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却在渐渐的丧失。
欧美当下对我们的成长赞叹有加，所给予的都是乐观的预测，就如当初日本所受到的礼遇，但日本却陷入了这种乐观预言的悖论。那么中国又会不会陷入这种预言的悖论怪圈呢？
第一章：到达了极限的“朱镕基经济”
第二章：“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第一节：“改革”是个“不名誉的词”？
第二节：陈志武对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原因解析
第三节：社保体系的缺失和分配机制的失衡
2、发展与公平的平衡诉求：
事实上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布森(J·hn Atkinson Hobson)。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忠实的社会主义份子、同情于英国工党、受费边社、韦伯夫妇、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影响的经济学家在他1889年出版的《产业生理学》一书，首次解释了需求不足这一观点，但一直到1910年，他仍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这位社会主义份子他归结出来的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人们总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新的产能上去。有可能工薪族的储蓄并不多，但富裕的资本家有很多储蓄，这自然就会导致投资过量。
2006年10月17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了一份叫《2006年财富报告》的报告书，该报告书告诉我们，在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5%的家庭掌握着该地区至少50%的国民财富，诚如保罗·克罗格曼所说：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为远去的传说——然而，如今他们又归来了。这也正是为什么欧洲的年轻人又开始走上街头的原因。
而这份报告书更告诉我们的是，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整个国民财富的70%，这个数值不仅远高于今天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远高于当日深处“镀金年代”的美国。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的购买力跟的上商品的产量吗？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经济增长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吗？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会否象德国佬将拿破仑的失败史完整的复写了一遍那样，重演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呢？
我们固然知道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就如同古巴格达不是一天建成的，也绝不是因为某一突发的厄运而将其毁灭，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古巴格达的毁灭是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29年的经济危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亦绝不是某一因素造成的。对于那些寻求科学精确性的人来说，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难以令人满意，而且要确定和分离出那些诱发因素是极为困难的。但因为财富的过度集中，而造成霍布森所分析的投资过剩、需求不足这一事实是不是构成了诱发1929年大危机的诱因之一呢？如果它既能够诱发1929年的大危机，那么同样甚至于比1929年更严重的财富集中度会否构成诱发中国经济大危机的因素呢？还是让时间来检验吧？
第三章：低利率政策对我国经济成长负效应分析
第一节：低利率政策所产生的财富转移和对消费的排挤效应
对于0.4%的家庭却拥有高达70%的国民财富，这不仅与税收政策的缺失存正相关。同时由于在人为压低利率的管制机制下，政府能够通过管制的方式把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中国的资产性财富约四分之三由国家拥有，加上中国政府庞大的财政收支规模，政府本来最有能力缓解贫富差距，但中国却成为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最快的国家。这表明，尽管政府在第一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却没有缓和而是不断扩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过低，这说明民众收入并未普遍地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正因为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同时政府预算中民生开支比例过低，使得与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起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
目前银行体系内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2.25%（扣税后1.8%），而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达12%以上的水平，相差6倍多。对于目前国内15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如果以市场化民间信贷市场利率来计算，那么一年财富转移就达1.5万多亿元。如果不以这种市场化利率来计算，储蓄存款利率若上升3个百分点，那么一年的转移财富就达4500亿元。而这种社会财富制度化转移，不仅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地向少数使用这些资金的资金密集产业转移（如房地产），也使居民财富迅速减少，消费力不断下降。
目前，我国实行低利率政策非但不对刺激消费有所帮助，而且对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或抑制作用。因为目前消费受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预期收益的双重限制。
低利率未必起到降低储蓄扩大消费的功效。在中国，人们储蓄更多地为防病养老、儿女教育等考虑，因此，存在极大“刚性”，低利率政策没有让人们大量减少储蓄，据浙江省调查，在1999年对全省城镇居民消费意向的调查，城镇居民存钱的最大理由是防意外急需，排在前4位的储蓄理由分别是：防意外急需（65。8%）、子女教育（64。2%）、养老（56。2%）和防病（51%），拿利息的理由仅排在11位，选择比例也仅为8%。从几年的低利率政策来看,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社会消费量的增长远小于储蓄额的增长。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消费挤出效应。况且，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减弱规律的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稳定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量将增加。
即使减少也只是调整了金融资产结构，适当增加股票、债券等各种直接和间接证券持有量，或转向投资房地产。这种投资不过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如果降息对拉动消费作用不大，将只会使资金的投放决定权由银行转移到家庭和企业。而银行等金融部门相对于家庭和企业部门更注重于长期的稳定发展和持续增长。资金投放权的分散，必然导致社会长期性投资资金缺乏、短期性投资资金过剩，进而诱使企业进行分散、小型和低效的投资，诱发投机行为，使房地产、股市等或与之相关的行业虚火，造成经济的暂时繁荣。所以，低利率即使发挥作用也是以牺牲长远可持续发展利益换取短期的繁荣。
自1996 年降低利率以来,降低利率未能明显引起消费提高，而储蓄在连年上涨。低利率使许多工薪家庭利息收入近乎忽略不计。利息收入的急剧萎缩不仅使他们感到不适应，而且收入结构变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收入预期的不稳定感，于是，加入到热衷储蓄行列的人数越来越多，储蓄的主体越来越年轻化，而这部分人群本当是消费投资的生力军，出现了储蓄额随利率降低而暴涨这一矛盾现象。2001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为7.4万亿元，2002年底为8.7万亿元，到2003年底，这一数字已突破11万亿元，每一年时间内的存款额增长的绝对值都在1万亿元以上。
在目前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压力不断强化、住房、子女教育等大额支出明显扩大的条件下,居民形成了紧缩性的预期,在于预防性支出而进行的储蓄比例扩大。中国居民的储蓄,实际上是一种储蓄性保险,因而对降息反应完全不敏感。
在居民资产结构中,由于信贷消费不发达,实物资产比例过低,金融资产也主要集中在银行储蓄这一种类型上。这种资产结构使得居民对于利率的敏感性较低。只有有了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有相对发达的信贷消费业务,通过利率调整才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收入和支出。而且，生活必需品及耐用品对于利率的需求弹性较小。只有住房这类商品可能受利率影响较大。通过低利率来刺激消费，促进增长，实践中被证明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最大的收益或许只是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在低利率的状况下，实际所得由家庭转移到企业。作为储蓄部门的家庭财产收入减少。比如，按低利率时1999 年1 年期存款利率和居民存款余额计算,居民总存款仍可获得1 341. 47亿元利息,而当年全国居民的工资总收入约为9 875. 5 亿元。利息占工资收入的13. 58 %。有相当大部分的居民，特别是退休人员以及农民和下岗职工,其利息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较大的比率。利率的下调和征收利息税使居民的总收入水平下降，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中国目前金融证券资产空间分布极为不均。对于大城市居民来说，可以持有金融资产，但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获得证券等非实物的金融资产则相当困难，于是出现了被迫储蓄现象。这表明实际中存在着货币过剩的现象，表明社会中存在着抑制型通货膨胀。利率的过低还常常诱使生产资料需求和投资扩大，把用于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要素转用于制造资本财货，从而势必引起消费品产量的相对减少和价格上涨。这时，对货币收入不变和货币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的广大消费者来说，他们因消费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和昂贵而非自愿地减少他们的消费，因利率下降而引起的投资膨胀所形成的新实物资本（厂房、设备、商店等）就是由这种“强迫储蓄”提供的。因此，不利于消费的扩大。而且，从投资的意义上，强迫储蓄所引致的投资是不能增加经济效率的。
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造成经济中资金过于充裕，在中国这样一个资金出口渠道并不宽广的国家而言，这些大量富余的资金为寻求回报纷纷涌向房地产、股市等高回报行业。前几年，由于人们对股市信心缺乏，资金不愿进入，大量资金转向其他高回报的行业。信贷扩张前期，制造了一个重化工业投资热，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信贷扩张后期，制造了一个房地产热，先是上海、北京，后有二线城市，之后是全国性的、空前的房地产炒作。当下中国的A股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资金推动起来的例证。
第二节：低利率导致我国经济持续处于粗放型低效率状态
1、导致错误投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我在我发表于2006年的一篇题为《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给我们的遗产》的网扎里写道：
“美联储人为的在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他往往误导着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中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美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当然能够形成一时间的繁荣，也正是这种繁荣通过啤酒效应传递到中国，也自然的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也因为啤酒效应，这种政策在中国更呈倍积放大。也许是这个古老国家要与世界接轨的决心，也许是东施的心态，在我看来那是确乎的，如是我们的中央银行也人为的压低利率，从而也造成信贷的扩张，也在误导商人，于是使他们热中于投资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由此，自然又造成世界另一极的一时的繁荣。”
当利率过低时，保值性和投机性投资的动机增强，生产性动机削弱，而且，在生产性投资中，一些效益相对较差的项目也获得贷款上马。传统的投资决策是只要投资项目内在回报率高于资金成本，净现值大于零，该项目就有利可图。当利率偏低时，资金成本低，使原本不该进行投资的项目有利可图。但是一个项目一旦进行，就无法再返回，而且投资所需资金不一定在现有利率下一次筹到，未来利率可能上升，如果是一个无利可图完全因利率降低而执行的项目，一旦利率上升，很可能使这个项目变成一个错误的投资决策。国内人为的低利率政策是目前许多错误投资及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不利于国有企业、金融机构提高效率
政府过度压低利率，使资金使用者的成本大幅降低，资金提供者的利息收入大幅减少，目前国内资金使用者多为国有企业，这部分利息收入从一般储蓄大众移转至国有企业，加上政府采取高利差政策，一大块利润流入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不但减少了消费，而且让这些国有企业不思进取，总希望从政府政策中获得好处。在利率过低时，企业得到一笔贷款，相当于得到一笔补贴。使得借款企业没有压力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使企业无心关注如何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天才教授迈克尔.波特说过：“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来说还是所在地的企业的竞争”，而一个个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对于他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又能够做什么贡献呢。
几年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强劲，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产品价格竞争力大。这里的要素有土地、劳动力及资金等，而资金的成本低就是利率的低水平。
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力要素收入被极大地压低。没有私有产权的土地，使大部分中国企业产品价格中只包含了少量的地租要素成本，大部分国有企业几乎不考虑地租成本而把这种土地要素收入免费搭配在产品中输送给进口国。大部分亚洲国家企业都能够享受到本国高额储蓄和低廉资本的好处，并且把这种好处廉价折进出口产品中，创造巨额贸易顺差。
因此，所有要素价格的普遍低估，决定了亚洲国家肯定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更是全球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贡献中心，因为中国除了劳动力、地租被间接廉价出口，资本被直接或间接廉价出口外，还有汇率本身的严重低估。这种低的出口产品要素成本，造成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空前扩大。这不利于资源向国内第三产业和高技术部门产业转移，延缓了产业升级的速度。
政府必须适当考虑国有企业的土地占用成本，否则对于国内其他企业是不公平竞争，包含在出口产品中免费转让了本国的地租收入，还有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对于因为提高工资、利率、地租而引起的企业成本提高，主要应该通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提升来消化。对于短期的企业经营压力，政府应该通过降低税率加以对冲。
由于资金成本低，资本替代效应很容易发生。资金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高，在资金价格严重低于均衡水平情况下，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当利率低时，国内大量的资金涌入资金密集型行业，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比如，从1994年以来，国内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全面上升（主要表现为资本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就业增长速度达6倍），对促进就业极为不利。
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没有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几乎所有省市都在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并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都在发展汽车产业上。在我国，资本本来比较昂贵，土地也比较昂贵。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把资本变得很便宜。由此导致房地产、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超常发展，经济有增长、GDP有增长，却没有多少就业的增长，或者说就业的增长很少,劳动力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
本来土地在中国是最稀缺的要素，但是，有些地方的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征购过来再以很贵的价格卖出去。在批发的过程中，利润被流通环节赚取，土地价格被扭曲。有些地方为吸引外资，又人为压低土地价格。土地价格被压低意味着资本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这些年资本密集型、劳动节约型产业得到极大发展。长期下去，对劳动力的吸纳会大大下降。
如果让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反映真实稀缺性的话，资本价格很高，企业家的动力就会以劳动替代资本。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增加就业。在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大量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因此，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会提供完全不同的就业前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
3、低利率政策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
国有大企业由于其和政府间的关系以及拥有的可提供充分担保的资产，可优先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经常处于困难局面，这样的结果是出现资源的变相集中和垄断，这种集中和垄断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显然是致命的。
将资金过度集中于并不具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事实上也不利于银行等金融部门收益的提高。低利率对于一些负债较高的企业，能起到使其苟且存活的作用，但是不利于淘汰效益差的边际企业，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以及同国外竞争。此外，低利率首先降低的是金融机构的筹资成本。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与压力。使银行不急于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不利于金融机构提高经营效率。此外，持续低利率容易扭曲人们对资金的准确认识，使筹资者轻视利率的存在，甚至轻视资金的价值，使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引发泡沫经济和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许多人将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代的萧条归咎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固然对日本经济有影响，但是其出口竞争力并未因此受重大影响。问题出在信贷的失控上，由此产生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央行在应对过度流动性以及资产升值上，一再延误时机，使经济活动过度转向房地产，资金涌向股市，直到最终提高了利率，使房地产、股市泡沫崩溃。实际上日本央行的政策失误才是日本走向上一轮萧条的主因。同样，美国本世纪初崩溃的股市泡沫也是低利率货币政策使然。美国经济从1991 年第二季度摆脱滞胀, 进入持续增长时期之后, 美联储实行的是以低利率为基础的中性货币政策，股市价格一升再升,不断创出史无前例的新高。最终股市泡沫破裂。因此，低利率政策蕴藏着极大的风险。低利率没有起到保护金融市场的作用，而是使它变得更为脆弱。
而这些因素的集合，自然是于总体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
第四章：正在丧失的其他增长要素
第一节：低下的劳动生产率
根据国内一些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这一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显然难以归功于体制优势或决策高明。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据国际劳工组织在2007年5月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Output per Worker）增长了63.4%，这一水平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同期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自2000年到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但这种增加主要源于大量工人从农业等相对低效的行业转移到制造业，而不是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中国劳动生产率2008年在全世界排名第85位，比俄罗斯（51位）和巴西（65）都要低（印度的数据尚无法获得），只是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强。
劳动者技术水平未能得到提高，是劳动力再生产水平过低的结果。而过低的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对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在工资水平相应提高，劳动者无法较为充分和合理地享受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在利润总额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中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持续减少。近年来，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第二节：环保和人权
张雪忠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指出：中国的GDP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有些时候GDP核算中可能存在一些非常荒谬的数据。比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可能提高GDP。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医疗产业大幅度增长，GDP也随之增加。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不能反映整个社会为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1997年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为54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8%。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则认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8~1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几乎被环境污染完全抵消。
而一份因应中国要求而准备的经合组织（OECD）报告吸收了政府、世界银行和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成果，揭示如今一场席卷中国的生态危机的规模，这场危机毒害了中国人，阻碍了经济发展。
它表示每天有多达3亿人饮用受污染的水，每年有1.9亿人患上跟水相关的疾病。如果空气污染得不到控制，十五年内将达到这种程度：一年有60万城市地区的人早逝，2000万起呼吸道疾病。中国的水质量最令研究人员担心。中国河流总长度中，如今有三分之一“高度污染”，75%的主要湖泊和25%的沿海水域也如此。每年有近三万儿童死于水污染引起的腹泻。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年增长率为10%，而且迅速拉近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距离，但它的环境标准常常和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更接近。超过1.7万城镇根本没有污水处理厂，而且近十亿人的排泄物几乎没有得到收集或处理。近70%的农村人口得不到安全卫生。
尽管中国已经试图改善其空气质量，它投入的资源跟不上人们向城市迁移的潮水。一年燃烧超过20亿吨最肮脏的煤付出了相当于GDP3%到7%的经济代价。尽管没有给出中国污染总代价的具体数字，但人们认为该地区2004年的污染代价是3200亿。
OECD副秘书长阿马诺（Mario Amano）表示，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 的确现在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计算费用和利益的问题了，而正在成为以“环境权”、“身体保护权”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权问题。
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污染来维持的话，从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所获得的收入将产生收入效应，使得经济体生产制造方面的技术能力丧失。当比较优势的优势禀赋为自然资源和低环境保护水平时，对高技术、低能耗企业将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下，由于出口顺差将导致汇率上升，从而对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增长领域产生挤出效应。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或生态系统难以支撑之时，这种国家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
第三节：增长率的必然下降
正如都留重人在977年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经济的结果性调整之所以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里。而且无论如何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必然下降。”原因在于市场主义（甚至可以扩展到所有社会领域）自身固有的特性，正如熊彼特曾经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成功的本身就常常削弱那曾经使它强大起来的结构。
第四节：大成功暗藏大危机
无论是公司或是民族，最容易遭到危机的时候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时候；相反，危机往往都是在其获得巨大的成功的时候。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怕就是这种状况罢。
在困难时期，生存及发展的条件虽恶劣，但大部分的领导者都能集中力量共同奋斗，领导者在决策方面弹性也颇大，因而对危机的适应性也较强。在这段期间，只要有改变的方面，民众的精神也往往都表现的很积极，而且创造力亦都不错，即使在困难及挫折的重重包围下，这个勇敢直前的民族，却有着颇让人吃惊的适应力和应变的能力。为了突破那些问题以争取生存空间，通常都能累积更多的实力。因此，等到他们能克服这些恶劣环境后，实力经常会有大幅度的展现，竞争力也大超竞争对手，进而造成空前的成功。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民族往往也就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危机。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是如此、开元盛世后的唐王朝是如此、康乾盛世后的大清国亦是如此。
这里不得不谈到所谓的民族文化，这些由历代最优秀的人们以实际行动所建立的民族文化，对民族从克服困难时期到迈向大成功，的确有很大的贡献。但这些文化运用不当，也会因而成为民族的致命累赘。约翰.史考利在其自传《苹果战争》一书里这样写道：“一个成功的文化，经常会使得其成员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依此习惯办事会更舒服更自在些，而在不自觉中反受到其限制，成为了封闭型的思考，僵化了成长最重要的环境适应力。”
成功的经验总会令人怀念，特别是一个在艰苦奋斗中获得空前成功的文化，经常充满着过多的神话Myths、故事Stories、传统Traditions。由于有着成功的实绩，这些文化逐渐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群体中的人，便被视为叛徒，因此即使颇具创新力的领导人也很少敢直接向这些可能已不合适宜的文化挑战。这些成功的民族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无意批判任何政府和个人，我们所预备说的只是：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在A时点上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不见得适合于B时点，因为二者间的客观环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样。越是成功的民族越容易陷入这种不自知的危机中，太多的神话、传统会使应有的适应力衰退，太多的必然及应该也使得我们无法发挥创新性的想象力。在50、60年代大成功后的日本亦是如此，终于到了90年代，整个日本终于陷入无所作为的深渊。
史考利在其《苹果战争》里告诉我们：“一个超级成功的组织，在他的文化中，传承中更需要更新，因为只有这样，组织成员才能够真正体认，今天所作的是对未来的投资，而不是过去的反映”。民族亦然。
任何伟大的传统，在它成为神圣的教条后，经常会变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可怕的敌人，当这些曾是极为优异的文化，阻碍了民族对环境变化应有的调适能力时，这些文化便可能很快地成为民族发展地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