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有二个观点：

　　1、赞成深圳市成立“深圳改革感恩日”。

　　2、建议成立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节日：“中华民族感恩日”。                   

　　    今年适逢新中国建立60周年、深圳建市30周年，张曙光、王有明、王祚邦、孔爱玲、申长江等102名市政协委员联名提出设立“深圳改革感恩日”，具体日期建议采用邓小平同志的逝世纪念日（1997年2月19日），以深圳市社会节日的形式，纪念我国的改革开放，昭显深圳的巨大发展成就，让深圳社会感恩改革开放带给深圳的福祉，勉励深圳人民再接再厉，争当改革开放的先锋。（2009年2月26日《深圳特区报》）

　　深圳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中国奇迹的缩影。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南中国海边画下“一个圈”，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大特区应运而生。经济特区的设立，充分显示了中国面向世界的决心。从此，中国向世界敞开胸怀。

　　    深圳市102名政协委员们提出的这个议案，顺民心，合民意，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社会发展的需要。感恩是人性善的反映，是一种品德，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健康心态，是一种做人的境界。知恩、感恩、报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优良美德。“饮水思源”的古训家喻户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老少皆知。山感恩大地，方成其高峻；海感恩溪流，方成其博大；天感恩飞鸟，方成其壮阔。

　　将邓小平逝世纪念日设为“深圳改革感恩日”，笔者要投一赞同票。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个人来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多一些对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有助于拓展我们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一点更为珍贵。

　　美国两百多年国家史，开掘利用得是那样充分，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根基。苏联卫国战争不过4年，文巻却浩如烟海，足令今天俄罗斯人坚信和平与强军的密不可分。

　　中国的崛起已经举世公认，然而，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峻，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我们的坚守和完成我们的担当，需要汲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追赶时代发展潮流。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但历史从来没有割断，也不可能割断。

　　    2009年2月25日，法国佳士得拍卖行高管、专家托马斯·赛多克斯(Thomas Seydoux)，以2800万欧元的天价，拍得中国圆明园被抢文物鼠首、兔首两件兽首铜像，法国自导自演的爆炒中国文物的活剧，再一次揭开了中华民族几百年来的屈辱史。

　　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无不与纷繁复杂的世界相联系。林则徐是中国人当中"睁开眼睛看世界之第一人"，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大英帝国的鸦片贸易和中英鸦片战争。应该说，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就是近代以来在不尽的屈辱与灾难、不尽的冲突与战争中熬练成的。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从火烧圆明园，外国强盗在中国烧杀抢掠、坏事做绝，到现在法国疯狂炒作从中国抢来的中国国宝，在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日子里，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从来都是一触即溃，这也不由的使人再一次想起，3000名外国兵，就可以把中国清兵30多万军队打的落花流水，象赶鸭子一样一泻千里。

　　1921年后，就是20世纪在世界东方，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股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了猛烈碰撞。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就是这四大力量强烈挤压碰撞的结果。在此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国民党人以三民主义、日本昭和军阀集团以法西斯主义，在东方这块土地上展开了一场舍生忘死的激烈残酷较量。各方之间斗争局面极为复杂，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策略转换也极其迅速。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都在较量中淋沥尽致地展现出自己的全部能量，从而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痕。

　　 改革开放30年，使我们有了审视世界的新视角，也有了审视自身的新视角。我们今天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空间，有足够的冷静，对过去作全方位的审视。

　　   一个1921年在旧中国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夺取全国政权，而对手掌握全国资源，掌握国外援助，掌握一切执政者所能掌握的优势，竟然20多年全盘崩溃、灰飞烟灭，这个党和这个军队的力量真谛在哪里？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最真实最客观地去思索这个党和这个军队所具有的力量和这个力量的来源。

　　遵义会议请回来的毛泽东，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发出神一般的预言，而在于是否能够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工农群众的幸福生活，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误，然后迅速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以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灵魂的核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工农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无须违言，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接受过共产国际和苏俄援助，国民党得到的比共产党要多得多（国民党还得到了美国的更大的援助）。而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建立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一个没有被揭示出来的重大意义，就是使中国共产党不但获得了政治独立，更获得了经济独立，最后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强大。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这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毛泽东在最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之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使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获得自主的基础。

　　1935年初，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浙江怀玉山失败，19师师长寻淮洲战场牺牲，21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俘，蒋军旅长王耀武负责审讯。

　　第一次见面王耀武就惊呆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磁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他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多次交手的红军师长胡天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在文史资料中一笔笔记录下当年与胡天桃那场令他震惊不已的谈话：

　　王: 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 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 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 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 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 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 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 不知道。

　　王: 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 不知道。

　　王: 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 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 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 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王耀武当年一身将校戎装，在寒冬中与衣衫褴缕、脚穿两只各异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磁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思想交锋中，胜败清晰可见。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也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一位是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王开湘。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2师4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王开湘当年三十四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任红4团团长，在艰难曲折的长征途中一路先锋一路烈火，飞夺泸定桥，强攻腊子口，为红色铁流斩关夺隘，使红4团威上加威。

　　即使过去多少年，今天到泸定桥头驻足参观的人们，看着惊心动魄的那十三根铁索，依然能感觉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氛围。而另一处天险腊子口，山口仅宽30余米，两边全是悬崖陡壁，周围尽为崇山峻岭，除此口便无路可走。

　　当时红4团担任主攻，团长王开湘亲率两个连从右侧攀登悬崖陡壁，向敌后迂回。黑夜

　　中正面拚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 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红军部队发起总攻！与冲锋号声、机关枪声和呐喊声伴随的，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的大声呼唤："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第二天彭德怀经过战场，见五十米一段崖路上，手榴弹弹片铺了满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这位久经沙场的红军指挥员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队伍，怎能不是真老虎！此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竖立的战神。

　　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晓这些顶天立地的英雄了，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能复制。像胡天桃、王开湘这样的战将，当年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没有活到胜利的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让别人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故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随着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现在，社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对毛主席有很多看法，有两种最为典型。一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历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

　　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上门抓获。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抓捕罗亦农时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当时蒋介石几乎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了。

　　随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接着出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

　　不靠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最为稳固的基础。其之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

　　1949年全国解放时党员人数为300万，有名可查的党员烈士就有370万，即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升起这一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纷纷垮台、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身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而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可能早就彻底的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也可能会无谓的死的更多。

　　另一种说法则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

　　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充其量不过扮演了坐在岸边一哄而起、随后一哄而散的看客角色。

　　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骄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真正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

　　其三，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战略家克劳塞维兹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试看胜利对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不列颠民族、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养育作用，就可知其之至关重要。

　　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从此告别革命，按照君主立宪的方式走下来，今天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做人家听话的好伙伴，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

　　用拜金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决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和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延习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

　　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要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中华民族历尽苦难，但苦难不会等于辉煌。唯有通过一批一批先驱者忘我奋斗、夺取胜利，才能有中华民族今天的崛起和强盛。忘我奋斗、无私奉献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的代表人物，就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使中华民族获得彻底解放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忘我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来，我们向哪里去？我们向中华民族每一个优秀儿女无私奉献、忘我奋斗的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去，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

　　     在提议设立“改革感恩日”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提议设立“中华民族感恩节”，不能忘记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作出卓绝贡献和伟大牺牲的先烈们。

　　     先富起来的人提议设立感恩节纪念邓小平，表明了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明白知恩图报的古训，中国的工农群众，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一点上向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学习，提议设立一个纪念毛主席的“中华民族感恩节”，就以毛主席的逝世纪念日（1976年9月9日）作为这个节日，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们工农群众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良心。

　　同意和赞成设立“中华民族感恩日”这个提议的，请在下面签名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