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土化: 中国现实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

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副研究员

陈  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世界经济文　　　　　汇》编辑

代  谦：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周黎安：

   我看了John Whalley教授的谈话后很有感触。Whalley教授所担忧的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问题确实存在，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反思。我也特别感谢能有这样一个讨论，让我们在研究之余也驻足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研究应该朝哪儿走，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工具，有其强大的分析能力，适用于非常广泛的现象和问题。对于像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样的分析工具，其有效性不依赖于任何所谓的“国情”的限制。对于有些学者反复强调经济学的“国情”特点、以此质疑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是持反对态度的。如果我们看到糟糕的经济学分析，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本身，而在于分析者本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认为有所谓“中国经济学”的存在空间。

   但经济学所谓的主流研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确实有不同的“热点问题”和众人追捧的“时尚”，在引领学术潮流方面，美国及欧洲的经济学家显然占据绝对的“话语权”。而欧美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宏观问题）与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会存在内在联系。这就像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医学的发展，必然受到西方人的疾病演变的影响一样。我们中国学者在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时离不开阅读经济学著作和期刊论文，甚至向欧美的经济学期刊杂志投稿，研究兴趣自然会被欧美学者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和“流行时尚”所吸引和影响。你把一篇有关中国方面的经济学论文投给欧美的经济学杂志，你经常被编辑和匿名评审人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要关心你们中国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东西让一般的读者（即欧美的读者）感兴趣？这本身其实也无可非议，可以看作是经济学研究“全球化”的一部分，知识要进口，也要出口，出口就要考虑顾客的偏好，我们中国学者必须学会适应和利用这个全球化的浪潮。John Whalley教授指出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学习和研究欧美学者所主导的经济学，而是出在我们追逐“主流”的时候，常常忽略了最基本的一个事实：经济学是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的问题和现象，其价值在于对于问题和现象的解释力。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我们中国学者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问题，不能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主流问题”就遭到贬低和轻视。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通病是过于追逐“经济学主流”，对中国特有的现象和问题研究不足，“身在曹营心在汉”，就像一直关注西方医学前沿进展的中国医生漠视中国患者常见的“地方病”一样。第二，在借鉴、应用和拓展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模型的时候，忽略原始模型所隐含的假设条件，不加转换、生搬硬套到中国的问题情景，这种强行移植式的研究自然不会有什么解释力。最可怕的情况就是看到国外的某篇文章，然后就简单拓展一下，或是找来中国的数据再做一遍，以为这就是做研究的捷径。当然在早期的学习阶段，这种简单模仿也许是一个必经阶段，但从长期看，作为中国学者，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一定是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深刻揭示和解释根植于中国环境下的独特问题与现象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中国独有的问题，还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科尔奈的贡献。科尔奈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行为提出了关于“软预算约束”的概念，后来经过Maskin等人的发展，“软预算约束”的概念超出了计划经济的范畴，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基本模型，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场合。我希望根植于中国的学者某一天也会做出类似于“软预算约束”理论这样的学术贡献。 
 

姚枝仲：

    John Whalley教授谈的问题其实在国内学术期刊上也存在。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因为钻研模型钻得太多了，而是因为钻研得不够，还没有学好。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自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以来，已经日趋精细和系统。在这些精细的模型背后，是传承了两百多年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理论发展的每一步，无一不来自于经济学家对经济现实的深刻理解。因此，模型都是来自现实的。同时，模型都是对现实的抽象，是一部分现实，而不是全部现实。为了理解不同的现实，需要不同的模型。效用函数的轻微变化，可能是为了说明完全不同的消费行为和需求曲线，生产函数的轻微变化也可能是为了说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特征和市场结构。理解模型，不仅需要理解其数学结构，更需要深入地理解模型所针对的经济现实，需要在理论、数学与现实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照搬模型”就是不了解模型所针对的经济事实，就是还没有建立起理论、数学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要解决照搬模型的问题，除了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经济外，还需要更深入地理解模型。

   在理解模型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我们的老师那一辈的经济学家是做得比较好的。他们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转变，把理解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而把理论与模型当作理解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工具。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过去与现状、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争论有切身的体会，对理论与模型在理解中国经济问题方面的优势与局限性也有切身体会。他们擅长使用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和适用的模型来理解中国经济。他们的研究经历与研究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中，确实存在鼓捣模型发表论文的现象。同时也有一大批的学者在努力理解中国经济。至少在我的同事和我所熟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中，就存在很多这样的人。在他们之中，不乏能够驾驭模型来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优秀研究人员。不过，客观地说，要实现在理论、数学与现实之间的自由转换，要成为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不仅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经济，还需要了解理论前沿的进步，需要熟悉经济学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正在解决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了解中国的哪些经济事实是可以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哪些是难以解释的。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才能在经济学理论、数学模型与中国经济事实之间建立起牢固和科学的联系，才可能依据中国经济事实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学者，尤其是青年经济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钊：

   经济学研究，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证的，都是为了给重要的问题提供科学的答案。如果基于中国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找到新的重要问题，或者是为原有的问题提供更为科学的答案，那么，这就构成了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

   John Whalley教授所提及的那些机械效仿国外研究的青年学者们，也往往将中国问题研究与前沿问题研究完全割裂开来，这些想法都有失偏颇。我们不妨思考一下，重要的问题从何而来？除了类似于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那样的纯理论研究之外，现代经济学发展至今，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都更直接地来自于现实世界。即便是理论研究，如张五常的分成租佃理论，创新的思想也是来自对现实世界的细致观察。的确，西方的经济学者已经建立或发展出许多让我们深刻认识现实的理论模型，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但正如科斯所言，“一般化(generalizations)可能并不是有益的，除非得出这种一般化的研究考察了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这些活动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发现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框架，那么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检验现有理论的适用性。或者，更为幸运地，我们还可能发现已有理论的不足，并因而完善或发展该理论。例如，John Whalley教授所说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在个人决策时将集体的特征或选择纳入到个人的决策考虑之内。事实上，社会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正是考虑了这种群体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而站到了理论的前沿。同样由于制度框架的不同，基于中国的研究还能提出新的重要问题。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分割对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究竟怎样？为这些问题提供科学的答案，恰恰也是我们基于中国实践对发展经济学可能做出的贡献。

    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下，如何使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科学的。对于理论研究，只要问题来自于现实，那么对问题的回答就必须考虑特定现实中重要的特征事实。一些在国外研究中可以被抽象掉的次要因素，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却可能是影响结论的关键因素。John Whalley教授提到的在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时，需要对个人效用函数重新加以界定，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显然，如果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只是机械套用国外现成的理论模型，那么我们就无法发现这种带有国别差异的重要事实，因此建立的理论模型往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

   实证研究又如何呢？有些青年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倾向于运用更为复杂的技术，而忽略了复杂技术运用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前提条件。这种做法其实反映出对于计量经济学分析技术的误解。可以说，所有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技术的进展，都只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更为科学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通过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就可以得到科学结论的话，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复杂而选择看似高深的技术。

   John Whalley教授发起的这场讨论开了一个好头。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在不断掌握新的分析技术的同时，只是把技术当成一种工具，并且也能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深刻地理解了现实，我们所用的技术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最后，我想说的是，强调中国本土问题或现实问题对于我们开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在现代经济学语境这个在我看来已经是默认的前提之下的，事实上，我们讨论的内容恰恰是如何基于中国的问题对现代经济学做出贡献。 

代  谦：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本身也在迅速转型，由以前盛行的苏联范式向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转变。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已经与十年或二十年前大不一样，对比今天《经济研究》上所发表的文章和《经济研究》十年前所发表的文章，你会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差异。而十年二十年前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接触经济学的年代。目前中国经济学就像台湾经济学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估计还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学的转型就基本上完成了。换句话说，等到我们现在所教的学生“出道”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的转型过程就基本上完成了。显然，国外的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在2008年复旦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研讨会（YES）上，大部分与会青年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理准备已趋于完成。

   在中国经济学的转型阶段，我们看到了国内大量的学术论文表现出练习的性质：要么将国外一个主流模型人为的修改某个参数，稍稍解释一番，然后将原始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在修改的模型中重新推导一遍，而不去考虑修改的模型是否适用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文章充斥数学方程，但是文章抽去数学模型之后，什么都没有；要么机械套用国外现成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的数据再估计一遍，来一篇“来自中国的证据”的文章，而对原始方法的适用范围、条件不做考虑，也不考虑自己的数据是否满足估计方法的要求。现实中的学者面临很多现实的压力，现实的压力使得更多的学者单纯追求文章的发表而并不考虑学术本身的严肃性¹。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术文章离真正的学术研究还很远，但是这却是中国经济学转型的必由之路。先是模仿师傅做练习，然后才有可能原创。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将现代经济学技术层面上的技巧差不多学习完毕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体系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经济学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自己用的理论模型多么复杂，利用的估计方法多么先进，自己追踪的文献多么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美国学者多么关注等等；而在于自己是否在中国经济现实中发现了已有的文献无法解释的新问题，自己是否对已有的旧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新的观点和新的解释逻辑上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现实等等。当我们在现代经济学基础知识方面的准备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我们进行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意义何在。数理工具仅仅是学者们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而已，它有非常多的优点，所以现代经济学普遍采用；但是如果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数学，那么就真是本末倒置了。没有经济思想和经济逻辑的数学模型，仅仅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斯密的国富论完全不用数学，但是他关于市场机制的思想却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李嘉图也不用数学，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却长盛不衰。看看AER、JPE、QJE上的文章，经济学大师们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析举重若轻，把繁复的数学证明放在附录中，正文中的模型非常小巧，文章所要讲的故事放在文章中，引人入胜，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动手推导文章中的命题，却发现需要非常深厚的数理功力；反观我们国内学者的文章，经常把数学证明放在正文中，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用了数学工具，恨不得向全国人民报喜，文章本身的思想和逻辑却单薄无力。我始终认为年轻一代有工具和研究方法，但是经济思想、逻辑训练以及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方面远不及上一代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前辈学习！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中国学者在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问题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例如中国的学者如果对中国的农民工歧视问题视而不见，挖空心思研究美国的黑人白人歧视问题，那是非常可笑的事。在这里，我没有资格去对中国经济学的未来指手画脚，但是就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自己仍然会坚持中国问题导向。

   我们都是转型的一代人，转型的一代人有转型一代人的使命，如何将转型过程变得更快一些，如何为后面的学生和年轻人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是我们这些人所需要考虑的。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将学界这种重技巧和方法的研究路数、如何将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套用国外方法和模型的研究思路转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我想我们的任务并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