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规范化: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李宏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

　　　　教授

贾俊雪: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潘士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沈  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教授  
 

李宏彬：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体系和评判标准。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都希望研究中国经济能象研究中国社会学问题一样成为北美经济系的一个重要专业，但仔细想一想，这做不到。经济学讲究共性，希望得出的结论能广泛运用，所以不太可能把一国经济当作一个学科分支。有趣的是，Whalley教授提到的把家庭放到经济分析体系里的工作其实一直都有经济学家（西方人、印度人、欧洲人或中国人）在做。Bardhan和Udry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一上来就讲家庭-农场模型。最近几年对家庭经济学贡献很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Chiappori教授对家庭有很多开创性研究。关于家族企业，最近也有很多研究。当然，也许Whalley教授是对的，中国的家庭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可能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没被发掘，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理解一般性经济学问题有帮助，中国人在这方面有可能作出贡献。

   经济学绝不是美国经济学、或所谓西方经济学，只是美国人或西方的经济学家比较多，他们只了解自己的经济，当然要研究自己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有很多有趣的经济学现象值得去研究，只是需要既了解中国又能用经济学语言把事情很有逻辑的描绘出来的学者。所以，应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接受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当然了，经济学只是一种工具、或语言，掌握了语言要活学活用，绝不能鹦鹉学舌。其实，熟悉北美学术规则的人都知道简单的套用是不会把文章发在高水平的期刊上的。

   每件事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机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也不例外。现在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最基本的经济学训练，而不是创出所谓“中国经济学”来。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Whalley教授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逻辑去思考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套用。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我很乐观。 

贾俊雪:

   应当说，John Whalley教授所谈及的问题事实上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也是由经济学的固有特点所决定的。与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一方面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但也存在着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政治制度紧密联系的独特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的“美国经济问题”、“欧洲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学研究正处在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因而John Whalley教授谈及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

   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也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希望能够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熟练运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经济“故事”。但无论是对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把握上，还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青年学者都存在着明显不足。不过，就我看来，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欠缺才是目前真正制约我们乃至于整个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瓶颈”。对于中国经济现实把握的不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寻求合作来很好地加以解决。国内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获取丰富的营养。但如何借助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将这些对中国经济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严谨和规范地表述出来并进一步加以升华，确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例如，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尊老爱幼”的行为规范，这种不同代际主体间的行为互动模式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但要想准确地刻画这种传统文化信念驱动下的个人（家庭）行为特征及其对人力资本积累、家庭储蓄以及养老保障的影响机制，就需要我们能够系统把握代际交叠模型（OLG）的理论内涵和研究范式，进而在理论模型与典型事实之间建立起内在统一的联系。事实上，正因为我们目前还无法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才会导致大量“生搬硬套”现象的出现。因此，我非常赞同姚枝仲的观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并不在于数量化和模型化过多，而在于能够真正将现代经济学理论模型以及实证方法融会贯通并在经济现实之间自由转换的太少！

   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应当进一步强化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并更多地去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只有通过这样的不断学习和训练，才有可能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现有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才能够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现实更加完美地结合起来，进而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创新，推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潘士远：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规范化水平是最高的。也可能正是如此，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从而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就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认同John Whalley教授的观点。与其他学者相比，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有天然的优势。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一优势，为中国经济学，乃至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那么显然我们本身就没有学好比较优势理论。这样，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也可能不会是最有效的。

   但是，要在中国问题和一般经济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我们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了解。由此，在这一层面上，许多年轻学者强调建模技术本身可能并没有大错。因为只有在深入了解已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才可能创建新的经济理论。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建模技术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想要的是，中国独特现象和漂亮（实证和理论）模型的有机结合，以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可喜的是，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里，我还想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也仅是一孔之见。没错，中国的一些现象，包括John举的几个例子，确实比较特殊，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肯定做不到尽善尽美。但是，当我们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时，要尽量做到不要矫枉过正。如果大家在学术交流中，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这可能无益于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首先，在经济学修养上，我们与西方有着一定的差距。我们中的一些人，至少我本人，并不非常了解西方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因此，当强调中国问题独特性时，我们可能会犯错误。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一些现象在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已有的经济理论也已经解释过，但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二是，已有理论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可是我们没有琢磨透它，误以为它不能解释这些现象。其次，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上，我们与北美和欧洲有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即使暂时没有考虑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些中国问题可能也有其价值。先模仿再自主创新可能是有效率的。这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一些中国学者一定可以在考虑中国问题独特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的经济理论，从而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沈  凌：

   如果我们去问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的物理学老师，他们教的是西方物理学抑或是中国物理学，一定会被他们笑掉大牙。如果我们去问三峡大坝的设计者，他是不是因为没有学习中国物理学，就会不管长江的水文地理参数，直接拿了田纳西水库的参数来建我们的三峡大坝，同样也会被他们笑掉下巴。但是，一个在物理学界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仍然在被广泛讨论，实在是让人怀疑中国是不是连五个经济学家都没有了。

   到目前为止，在学科范围，能够被冠以“中国”两个字的，好像就是中国哲学，还有中国医学。其他还有没有，我才疏学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中国医学并不是说只研究中国人内脏的医学。把中国人解剖开来，切割搭桥的，用的还是西方医学。只不过是西医在中国人身上的运用。中医之所以是中国医学，不是因为它只研究中国人的特殊问题，而是它有一个完全不同于西医的医疗理念和方法。同样的，这样的医疗理念运用到西方人身上，还是有效果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医针灸能够在欧洲美国广为传播的原因所在。

   所以说，包括Whalley在内的大多数学者提到的结合中国实际问题，说的还是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暂时用这个大家习惯的称呼吧）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罢了。也是中国工程师和医生们已经身体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事情。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可资议论。

   在给定西方经济学就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如何运用这样的分析方法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讲，至少有三个层次的事情可做：

   切实学好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理念。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部分的学者，和部分的管理学者的相关机构，会陷入对于数学模型的迷恋和崇拜，以至于给人一种舍本逐末的印象？大概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掌握数学模型还远远不够的阶段，就像小孩子模仿大人剔牙齿，其实他们并没有牙缝。我们只有知道了为什么需要数学模型，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数学模型。

   在真正学好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了之后，会很自然的想到中国现实中间的许多经济问题是国外的现有理论已经阐述清楚了的。是可以运用“拿来主义”的。这个“拿来主义”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至少有“知道拿什么”的眼光，和“拿来如何用”的本事。这个“拿来主义”其实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幸，变换了表述方法之后，好像再次成了讨论的热点。Whalley所说的几个例子，国有企业，家庭观念，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在了解了中国实际情况，同时熟练了西方分析方法之后，或许，我们可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提炼出貌似“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通过解析，得到更加一般的规律。从而丰富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潮的理论内涵。扩大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这就好比相对论对牛顿经典力学的拓展。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潮，离不开滋养它成长的现实经济。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现实经济现象上面，（比如Whalley提到的家庭价值观念）提炼出不一样的模型构架，并且得到它的存在条件，甚至建立家庭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临界条件，那么就是构建一个超越西方和东方的价值观的更为一般的理论模型。这样的工作，是不仅仅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世界也有着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我想，林毅夫所说的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孕育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指这个层面的成就吧。

   如果就是停留在这上面的所说，其实，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就像没有什么“中国物理学”一样。如果要说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和中国医学一样的方法论和分析理念上面的不同。说到这里，很多人误认为坚持不用数学模型就是在坚持中国经济学。这成了很多人不学习数学的好借口。但是他们不用数学的同时，还是在试图达到用数学欲图达到的一样的目的。即，理清逻辑关系，解剖客观事实。由于语言的不精确，常常事倍功半。大家吵来吵去，最后都不知道吵什么了。

   其实，中医能够独立于西医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因为它说不清楚，（这恰恰是它的缺点）而是因为它的系统论的整体思维方法完全不能用解剖的科学手段来分析。而目前来讲，我才疏学浅，还看不到什么中国人能够用非科学的其他分析手段来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所以，虎头蛇尾，等待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