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际化: 中国青年学者的探索 

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

杜宁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助教授

夏立军：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教授

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 

杨其静：

   在我看来，John Whalley教授其实在提醒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职业责任是什么？进而激发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最好从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层面来寻找答案。

   作为一门研究稀缺资源约束条件下当事人如何最优决策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揭示这些普遍规律并在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进行创新，自然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的共同职责。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上并没有西方的经济学和中国的经济学之分；而所谓的差别更多地体现为我们在经济思想、理论框架、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等方面与西方同行的差距。因此，是否需要向西方经济学界学习并在经济学教育中加强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训练，不应该再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当今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承担了一个重要职责，即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以显示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了国外同行（老师）的认同并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如同中国体育健儿需要赢得奥运会奖牌，我们应该为那些在（尤其是顶级）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经济学家鼓掌。不过，这似乎还不是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短期能够实现的目标，尤其是在那些涉及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等基础领域做出突破性的、引领性的创新更是不太可能，因为这需要长时期的学术沉淀与积累。更重要的是，这也不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首要的社会职责。

   经济学不是智力游戏，其价值和魅力在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并以此为基础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供社会选择的、用于改进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行动方案。这注定了经济学研究从来都是问题导向型的，其原动力来自于经济学家们的“经世济民”的社会职责。

   由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虽然经济学无国界，但是经济学家却是有国界的。各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精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对社会最优价值的配置方式就是将这些资源主要用于研究与本国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移民和种族问题很受美国经济学家关注。但对中国来说，发展和转型问题才是当前的核心问题，因此利用现代工具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此外，与自然科学不同，各国的经济学所面临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中，因此当事人的行为方式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并不是可以剔除掉的干扰因素，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手段来剔除。这意味着，有效的经济学分析必须考虑到经济现象所存在的特殊历史社会环境；相应的，经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该社会的特殊性，否则未必有效，甚至反而有害。

   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就是正确地剖析中国问题的本质，搞清楚其发生和改变的条件，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只要我们把中国问题研究得足够深入和精细，国际（顶级）刊物自然会刊出我们的论文。到那时，“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我们也就不必为国际化不足而苦恼了。

   不仅如此，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也是最可行的国际化道路。毫不夸张地讲，若不是对相关问题有深入了解和心灵体验，那么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将是无米之炊，无的之矢。事实上，两个层面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是相互促进的。绝大多数被我们视为揭示了一般规律的纯理论都源于作者自己熟悉的欧美社会中的某个故事；而且，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经济学家对一个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对我们而言，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等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就是我们的最大优势，而且也最有可能在相关研究中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一般性的贡献。

杜宁华：

   “作为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研究人员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研究人员会无可避免地陷入迷惘，在职业生涯的得失取舍之间会体验到无法自拔的痛苦。这并非夸张，每个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多少经历过这样的困扰。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探索真理，通过我们的工作，为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创造条件。

   在研究人员的学术生涯中，有几件相互关联的任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取得研究课题的资助，而在高校工作的青年学者还要为获得终身教职而努力。这几件任务极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职业生涯的走向，非常重要，需要研究人员投入极大的努力。但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这些任务本身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完成这些任务只是为了"探索真理"这一终极目标创造条件。在国内、国际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同行了解自己的工作，从而得到更多的反馈和批评以帮助自己改进研究；争取科研资助，是为了拿到更多的资源来回答问题；争取终身教职，是为了得到必要的物质待遇保障以免除后顾之忧。上面说到的这些都是探寻真理的道路上值得争取的有利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是探寻真理的必要前提，更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由于各种原因论文未能发表，科研经费未获批准、甚至未能在一定期限内得到终身教职，这些都并不值得懊丧，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其它有利条件。

   可能有的论文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发表，还有的论文拖了六七年才与读者见面；回顾文献史，振奋人心的转折点只有几个，绝大部分工作只是在前人基础之上前进的一小步，更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作只是在提示后人不要再在相同的道路上做无用功。但凡此种种皆不必挂怀，还有什么能比自己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得到回答更令人兴奋的呢？

夏立军:

    我想讨论的是为什么要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的人觉得理所当然，根本不用问；而有的人觉得这还真是个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为什么一定要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可能本土出身（指从本土而不是从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中第二类人相对较多，所以这个讨论只是和这些学者做个交流。我本人对于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很不在行，刚刚入了一点门，基本上是一个初学者。不过，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本土出身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都很有必要。主要的理由有这样几个：

    首先，除了看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以外，可以用其他什么方式考核和评价国内学者的学术水平呢？看学术专著？出书通常连匿名评审都不要。看国内期刊论文？短期内，国内期刊和国际高质量期刊还有很大差距。看给政府部门做的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以及批示官员的级别？这似乎不是学术水平，而是咨询能力，或议政能力，虽然其对社会的贡献有时超过学术论文对社会的贡献。看经济散文？通常也不是匿名评审，而且这也不算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看媒体出镜率、社会影响力？这似乎也不是学术水平高低的问题，虽然水平高的常被采访，社会影响可能也较大。——这样问下去，不难发现，在国内没有出现和国际高质量期刊相当水平期刊的情况下，没有其他更好的考核和评价学术水平的方式，虽然看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其次，国内很多高校都想创建国际一流大学，而国际一流大学评价学者的公认标准是看其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情况。所以本土学者如果不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国内大学也没法成为国际一流大学。从学者个人来看，如果自己是高水平的，那么除了在国际高质量期刊发表论文以外，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方式向同行发送关于自己学术水平的信号。简单看一下那些既在国际又在国内期刊发表过论文的学者的自我介绍，就可以看到他们往往把国际高质量期刊写在前面。这说明，国际高质量期刊是一种相对可靠的信号。有些学者对中国问题理解很深、很透，这绝对重要，但是不把这些理解转化成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可能也不容易得到同行对其学术水平的真正认可。企业家、政府官员往往比研究人员更了解现实世界，但很难说因为对现实世界有很好的了解，他们的学术水平就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可能是本土学者必须走的“弯路”，如果从“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求真理”角度看这是一条“弯路”的话。

    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重视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对整个国内学术界最大的好处是，它很容易区分谁在“忽悠”、谁在做学问。有人可能认为国际高质量期刊上也有“忽悠”型的论文，但这种概率远比其他方式考核和评价学者小得多。并且，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的基础上，国际上仍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机制比如声誉机制、同行监督等来减轻这一问题。这样，在现阶段，“盲目崇拜”国际高质量期刊，对国内学术气氛和环境的改进应该大有裨益。

    两点防止误解的说明：一是这些讨论只针对财经类学科，其他学科可能不同；二是这些讨论只针对追求学术水平的学者，不针对追求社会贡献的学者。以上讨论，敬请同行指正。

徐现祥：

    我认同John Whalley教授的判断。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如何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确实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这里也许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中国的青年学者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不同的探索性答案。

    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上，选择了直接把一些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搬过来或适当修订，阐述中国经济的运行；在实证上，用中国数据“重复”一遍别人现有的实证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观察中国经济实践，基于此提出令自己好奇的问题（也许是科学的问题），通过规范的表述、论述，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答，以期增进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理解，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推进经济学的认知。坦白的说，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选择，但也相信这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中国几代海归经济学人也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不同的探索性答案，比如专心追求本土化；倡导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致力于纯理论研究、国际发表。勿庸置疑，海归经济学人的选择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目前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如果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的海归青年学人致力于纯理论研究，直接做抽象理论出了较大成绩，那么必定形成较大的示范效应，影响甚至引领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在中国，经济学科也必然是不断现代化、国际化。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但问题是，在中国，什么是经济学的现代化、国际化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显然缺乏共识。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论文发表上，即在产品的销售上，面临国内国际两个学术市场，自然存在多样的选择。正如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对于作为厂商的单个经济学人而言，是否选择出口以及何时出口，这是一个要紧的问题。一旦选择了出口，致力于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论文，是选择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呢？则是随之而来的系列问题。我们很难期待，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对这些问题有着标准答案。

    如果尝试引领中国经济学人的选择，还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的问题，作为厂商的经济学人为什么要生产？在这个讨论的前言中，我们看到吴一平博士提出的了一个关键问题：“作为一个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金钱？虚名？推动学术进步？”对于研究的目的，文章中参加讨论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掌握话语权，追求真理，经世济民、兼济天下，学术报国等。很难期望中国经济学人从事经济研究、学术生产的目标是单一的，如果从事经济研究的原始动力是源于满足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顺便解决了生存、服务社会等目标，我相信，在中国，经济学的转轨之路会更加的和谐、光明。

    总之，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销售等问题上，缺乏共识，产生了不同的选择，甚至争吵。我个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情，多样的选择、以及不同选择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在中国，绝对是推进经济学科现代化、国际化的一杯凉茶。 

后  记

   本文截稿之时，收到了一位教授的来信，“我读了前面的评论，大家有一些争论，这次讨论是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我觉得每个人的研究风格、方法、研究重心都有所不同，不能认为只有自己的研究是正确与重要的，是主流的。事实上，研究的空间很大，足以容纳不同的风格、方法、研究重心，以及不同形式的研究成果，学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与优势来选择，并以谦虚的心态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感谢所有参加本次讨论的海内外学者的全力支持，他们都是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来投入到这次讨论中，并对稿件的立意、结构和内容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特别感谢田国强教授、John Whalley教授、张顺明教授、盛斌教授、陆铭教授、夏立军教授对成文所作的重要贡献。同时，感谢三十余位参与稿件联络、采访、翻译、整理的学者和学生所付出的艰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