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经济学者观点荟萃
（一）什么是科学和有效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洪永淼: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和统计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院长、厦门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盛 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葛 嬴: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教授
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教授
洪永淼:
从方法论上来看，现代经济学研究可以归纳成以下这样一个路线图：
- 观察经济现象、收集数据并从中总结出典型化的经验特征事实(Empirical Stylized Facts)；
- 建立经济理论模型以解释经验特征事实；
- 将经济理论模型转化为可用数据检验的计量经济模型并进行模型估计与检验；
- 用通过检验的模型解释经济特征事实，验证经济理论和经济假说，预测未来经济变动趋势以及提供政策建议。
可以看到，对经济理论进行数学建模和对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实证分析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分析方法，并统称为数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方法。
数量分析的广泛运用是经济学家努力使经济学成为像自然科学（如物理学）那样一门科学的必然结果。并非所有经济理论都要使用数学模型，但是，数学作为一种严谨的逻辑语言，相对其他表述工具（如文字描述）更能够确保经济理论逻辑的正确性与严谨性，特别是在分析较为复杂的经济问题时，数学更是能够显示其威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John Whalley教授做出很大贡献的CGE模型。事实上，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目的，是从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找出最为本质的规律性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而数学作为一种抽象的逻辑工具，非常适合这一思维过程。换言之，数学的使用非常有助于经济理论思维。当然，在使用数学工具时，必须注意数学模型重要参数的经济含义，以及数学公式所包含的经济思想，不要将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同时，并非数学越复杂越好。在能够解释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的前提下，数学模型越简单越好。计量经济学中就有这样一个模型选择准则，叫“KISS”准则，即“Keep It Sophistically Simple”。这一准则也适合于经济理论建模。
经济学数量分析的另一基本方法是计量实证研究，即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通过经济数据来检验经济理论模型是否与观测到的数据相吻合。同样地，并非所有实证研究均必须使用计量分析，比如案例分析也可以使用。但是当经济现象比较复杂，而可获得的数据又很有限时，计量分析可以保证实证分析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三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有着极大的差距。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数量分析方法已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主要体现在John Whalley教授所说的，很多中国年轻学者常常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模型来研究中国现实，没有将中西制度差别考虑进来。这种现象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必经阶段。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比较完整的可用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的经济理论体系，年轻人首先看到和想到的当然是他们所学的从西方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教师在讲授现代经济学时，可能没有强调现代经济理论成立的条件与前提，特别是没有强调现代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与中国经济现实的可能差异。还有，批评照搬现代经济理论的学者在强调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的同时，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即如何去修正现代经济理论模型以适合研究中国经济现实。甚至不少人强调中国特殊性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说明现代经济理论不适合于研究中国经济。事实上，从方法论看，经济学理论思维没有中国外国之分，如果中国和美国经验特征事实不同，相应的理论或模型当然也会不一样，否则将很难通过数据的实证检验。因此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中国制度因素等特点。相对应的，在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具体理论与模型时，一定要考虑这个理论或模型产生的历史背景、成立的前提与条件，以及其解释数据的能力。如果假设前提与中国经济现实相去甚远，这个理论或模型当然不可能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其实，即使是同一个经济理论，也可能解释不了美国经济不同时期发生的现象。如凯恩斯“需求不足”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的菲利普曲线，但对于八十年代的“滞涨”现象以及九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低通货快增长” 现象则无能为力。
因此，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数量分析，完全适合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强调数量分析与强调中国制度因素或中国经济特殊性并不矛盾，两者是有内在统一性的。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刻画中国经济的本质。这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理论创新，需要建立在对现代经济学的全面理解和对中国经济制度与现实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这种理论创新对现代经济学将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的另一个标志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诚教授近几年来一直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经济学者对总结中国经济典型化经验特征事实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能够解释在观察经济现象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的重要典型化的经验特征事实，如宏观经济学的“菲利普斯曲线” 、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曲线”等等。在中国，很少有基于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数据而提炼出的典型化经验特征事实。这首先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此重要性认识不足。经验特征事实是经济学家“对话”的基础。总结中国经济经验特征事实是一项艰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需要研究者对中国经济制度、历史与现实有深刻的认识，这项工作本身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其次，这也可能与中国经济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关。因此，构建高质量的中国经济数据库特别是各种微观数据库，对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绝大多数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数据具有不可重复性（或不可实验性）的特点，使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论的科学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很多新的发现常常是因为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取决于适合研究中国经济的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现代化的一条有效的途径是国际化。所谓国际化有多方面多层次含义，它包括开展各种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与竞争，例如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与学术讲座、开展合作研究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国际化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学研究与目前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并激发竞争意识，充分发掘自身潜力，从而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争取一定的“话语权”。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年轻经济学者应该积极争取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就必须采用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论文写作范式、研究方法和表述语言，服从国际上普遍公认的比较客观的学术评价标准。这些，十分有助于中国年轻经济学者培养严谨、细致、认真的科学研究素养与能力，有助于他们在现代经济学研究舞台上获得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中国经济学界的应有的贡献。中国青年学者在国外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的选题不必仅仅局限于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当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学者首先需要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正日益融合于全球经济发展中，研究全球性经济问题或世界上其他经济学家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对中国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盛 斌:
John Whalley教授在谈话中指出的问题是近年来国内高校在培养博士研究生，以及学术界在探讨经济学的未来走向时经常触及的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科学和有效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在改革开放30年后经历了从“文字经济学”向“模型经济学”的转变，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特别是北美）经济学界的接轨。论文的数理化与数量化程度从形式上决定了它能否被优秀的国内外刊物所利用，这似乎已成为界内通晓的“潜规则”。建模技术的发展、计量工具的高级化以及各类数据的可获得性极大地推进和强化了这一普遍趋势。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程度走在了前列，并向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那种“仿效物理学的严密程度去探究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目标稳步前进。
我相信这种“世俗化”的研究方式使许多经济学家（还有那些热衷研究的准经济学家）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正统的研究方法使得经济学摆脱许多变幻莫测的“不确定性”，经济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和内部结构以模型化的方式被定性和定量地揭示出来，这种优势在多元分析时表现尤为显著；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充斥着理性色彩的经济学作品中少了许多令人忘怀的思想与智慧、少了许多富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启示，少了许多过目难忘的激昂文字，“沉闷”的经济学似乎变得更加“沉闷”。“程式化”成为经济学论文和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经济学被讥讽为演变成了“社会数学”。的确，现代版的经济学就像一部深奥而华丽的电影，但缺乏美感，并很容易让人忘却。
这种矛盾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研究的目标和方法的混淆。许多论文是为了模型而构建模型，但忘记了研究的目标是问题导向的。这种行为的结果往往导致一些表面上看来异常复杂、高深和玄虚的数理模型，但却“有壳无脑”，不能说明任何新的思想，研究最终落入了“智力游戏”的陷阱。第二个突出的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研究生所接受的经济学教育过于专注形式主义的技术，而缺乏对真实世界问题的关注与联系性研究。这种情况使得我们的学生有时会“荒诞”地模仿乃至照搬国外的模型，前提假定、个体特征和属性以及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被统统抛在脑后，进而使逻辑演绎的理论研究与经验性研究严重脱节。第三个突出的问题是众多和潜在的调查研究、政策分析性研究、战略性研究以及“科斯式”研究被主流的“程式化”研究所掩盖甚至遏制，其成果也在智力上遭到贬低。由于缺乏数学符号和公式的光环修饰，许多优秀的朴素研究成果在主流杂志上找不到立足之地。它们的缺失的受害者恰恰是正统经济学，因为后者完全可以从前者的所谓“描述性”研究中嗅到许多诱人的研究线索。
John Whalley教授谈到的问题必须引起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和教育界足够的重视。现有的高度抽象与现实脱节的程式化研究与早先的信息加工和主观臆断式的研究同样都不可取。不过我们也不要为当前出现的“危机”过分忧虑，总的来说，正统或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偏离发展的历史轨道，它的风格与方式符合科学发展的潮流，模型、数据、统计、计量等都是职业经济学家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与经历的过程，所需要做的只是某种程度上的矫正与折衷。其中一个关键的改进是经济学家需要更加关注真实世界——找到好的选题，包括政策性问题和对策性问题。他们需要不仅能够回答挑战其智力水平的“为什么”的问题，更要有义务回答“怎么样解决”的“显学”性问题。研究不应该成为自我欣赏和自我满足的技术工具，而应为提高社会福祉、构建有效率制度体系以及预防危机的发生做出贡献。每当经济冲击和危机来临时，我认为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应或多或少感到负罪感和耻辱感，那时他们可能才会意识到他们所掌握的经济学原理是多么的贫乏和所关注的研究离社会需求是多么的遥远。学术界应该共同努力认知和修正这种过于“经院式”的研究范式。对于处在独特历史阶段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来说，研究的这种道义责任感则更加重大。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模型。经济模型的确高深，需要智力与技巧，但它并不神奇，它只不过是直观而简洁地反映了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我认为好的模型不一定很大，应该抓住本质构建“精巧”的模型。但无论怎样，模型起源的问题一定来自现实的观察，同时需要一点直觉，它会构成某种猜想，当通过模型得到验证时，就成为了模型的精华或实质——构建者的思想。在这方面，我十分推崇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aul Krugman教授所倡导的MIT方式，即：利用量身定做的精巧模型说明某种经济规律，并能够进行政策分析。这对我国的经济学研究生的教育与培养是很好的启示。
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外部世界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讽刺，也容忍了内部世界中某些激进的经济学家（像马克.布劳格）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抨击。但我们绝不能够就此麻木。经济学应更努力关注和贴近现实，创建简约、有的放矢和富有思想活力的模型，从而真正洞察和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最终为化解难题和迈向更有效率的人类社会做出智力贡献。但愿不再要像一首英国流行歌曲所唱到的“请不要和我谈现实，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
葛 嬴:
John Whalley教授的谈话指出在研究中国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我根据个人的研究经验有以下一些体会：
第一，在中国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学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对经济学普遍规律的研究与对中国经济特殊性的研究的平衡。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界比较注重应用研究，即研究成果要解决实际问题，强调研究的政策借鉴意义，研究注重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的把握。另一方面，国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可能更注重对经济学普遍规律的研究，强调研究成果的普遍意义，如果研究成果具有太强的中国的特殊性则难以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这个平衡问题成熟学者掌握较好，而青年学者因为自身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风格与重心，同时发表的压力很大，容易陷入困境，如 Whalley教授谈到的为求发表将国际主流的模型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就是一个容易犯的错误。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捷径，只能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摸索与调整以掌握良好的平衡。深入了解国情并提出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在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青年学者不应该过早转向应用研究，追逐当前的热点问题，而需要用主要的精力去了解、跟踪国际与国内的主流文献，掌握规范的研究方法与规范的表达方式，争取在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上的发表，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二个容易遇到的问题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联系与平衡。有一些研究仅限于对已有的理论模型作一些修改，使数学模型更复杂，既不考虑修改模型的目的，模型所要解释的实际的现象是什么，也没有任何实证证据支持模型的结论。另一些研究仅限于用中国的数据套用文献中的实证模型与方法，缺少理论背景，缺少对经济机制的解释与对中国特殊性的理解。这些研究可能过分注重建模技术与计量技术，理论与实证的脱节非常明显。因此，偏重于理论研究的学者应该增强对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的了解，考虑如何验证模型的结论，增强模型与实证发现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偏重于实证研究的学者应该增强对经济理论的把握，在一个有趣的实证发现后面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学故事来解释与支撑。
第三个问题是宏观与微观层面研究的平衡。中国的经济学界可能比较注重宏观层面的研究，分析与预测宏观经济的发展，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微观单位如企业与住户是社会生产、贸易与消费的载体，政府的政策是通过影响企业与住户的决策行为来影响整个经济。微观载体的异质性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点，实证研究也进一步向微观层面拓展。因此，随着中国微观层面数据的增加与质量提高，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
龚六堂：
虽然我与John Whalley教授未曾谋面，但是他的相关论文我看过，特别是近年来对于CGE模型的关注，Whalley教授应该是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者比较熟悉的一位学者了。他提出的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以及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值得大家思考，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多国内学者在多年前就已经有过思考，如在2001年6月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和《经济研究》编辑部组织的第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上就有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王江教授、林毅夫教授、陈志武教授、周春生教授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由Whalley教授再次提出，就显得这个问题更重要了。
首先，我认为John Whalley教授提到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确存在，这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下面几个方面：第一、目前学术界的急功近利、浮躁风气存在。有的人直接把国外论文上的数据用中国数据代替进行分析就去发表，就去投稿，不去思考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国外的方法是否适用？当然，我们不是不提倡在经济学研究的初期需要模仿别人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但是，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二、各种评比和排名、以及职称的评审导致了青年学者不深入思考。现在各种评比包括重点学科、一级学科等学科的评比，职称的评定以及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要求使得这些学者在训练的时候就没有深入思考，也来不及深入思考。有的博士生本来很好的工作因为毕业论文发表的压力不得不把本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投出去了。说的更白一点，就是为发表而发表。
其次，通过多年的努力，应该讲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下面的几个方面：第一，大量的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以及国外学者到中国的讲学已经把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带到了国内。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国内学者可以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而且在国外顶级的经济学刊物也出现了国内学者的名字。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至少国内的学者已经能够和国际学者站在一个平台上了；第二，国内的经济学刊物规范性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传统的优秀经济学刊物，以及新办的经济学刊物《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已经成为经济学规范研究发表的重要阵营。
第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关于中国问题的探讨文献还停留在模仿阶段，没有自己真正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模型。如关于中国二元经济的框架如何建立，只有建立了这个框架才能来重新考虑大量的现实问题，理解现实经济。第二，中国经济问题没有真正抽象出来成为所有的经济学者关注的问题，可能中国经济问题很重要，但是真正把对于中国经济本质体现的问题形成，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远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但是，真正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国外学者还是相对较少。我想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框架。